藝術不是在比人氣:藝術家不需要相信群眾的智慧

藝術不是在比人氣:藝術家不需要相信群眾的智慧
Photo Credit: StockSnap@Pixabay CC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儘管如此,提到藝術時,我們最好謹記,不管你如何衡量,人氣和品質之間未必有明確的關係。

往後退個幾步,我們會在藝術學校這個主題裡看到自己。藝術學校就跟所有學校一樣,甚至更典型。那是某種虛構,讓我們看不到現實的重重挑戰。無論你對自己正打算進入的這個世界有什麼期待,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沒有人在那裡等你坐上受人尊敬的創作者那一桌。甚至沒有人在那裡等你坐上工作室助手的位置。沒有任何人等著你,句點。你將從一個人們會定期根據你做了什麼和你是誰來回應你的環境,走到一個就算你大聲喊恐怕也聽不到應答的世界。那裡好像連回音都沒有。這種轉變的劇烈程度,是你想像不到的,而這將測試你的內在力量,以及你想當藝術家的慾望有多強。你們很可能會過得不太好——不管怎樣,都不會有輕鬆自在的感覺。

在這同時,今日的文化有個強大的力量,可以讓你的聲音比以往更容易被聽見。雖然華麗藝廊的紅絨後面依然是由冷漠掌權,但我們的文化,特別是藝術文化,正在大筆投資由年輕人製作、搭建或再現的任何東西。這幾乎是一種詩意的矛盾。一方面,沒人等著擁抱你,為你全力綻放的獨特、微妙感性喝采;但另一方面,每個人又都急著想看到下一個新事物是什麼。這是一種精神分裂的混雜:「別打電話給我們,我們會打給你」和「你能給我們什麼,你對年輕人有興趣嗎?!」

今天,人們普遍相信年輕的力量,認為它能把世界導正,不僅能讓我們恢復生氣,還能拯救我們,解放我們,這種信念可以讓年輕藝術家從中獲利。但要牢記,當下一代帶著略為不同的想法出現時,這種幸福的狀態就會消失,不過在那之前,你們確實有個機會可以把談話的焦點拉到你們身上。人們會認為你們擁有神諭般的力量,可以讓你們透視未來,將大量的感性和趨勢注入未來的新感性裡。這很讓人興奮,你們當中有些人會趕上浪頭,利用它的力量來衝刺自己的才華,創造出一些具有持久價值的東西。不過,這過程也有不好的一面,雖然你們有可能成為一個預兆,那恐怕也就是一個預兆,不太有辦法超越。

簡單回顧一下歷史。我是加州藝術學院1975年畢業的,雖然我們那班當時並不知道,但是稱霸幾十年並得到《藝術論壇》和所謂的先進美術館支持擁護的形式主義和低限主義藝術,當時已快走到盡頭。差不多在1974年左右,我偶然間聽到有人問詩人評論家大衛・安廷(David Antin):「過去這些年來你都在做些什麼?」他回答:「等低限主義死掉。」當時,我們很多人都在做這件事,而且看起來還要等上很久。這個清楚的權力結構曾主導了紐約藝壇,還擴張成國際霸權長達好幾年的時間,用一種狹隘、排外、階層和孤立的態度運作。支撐這種美學工程的哲學脾性,相信形式會不斷進步;他們宣揚烏托邦的願景,但手段卻是威權式的。

如果你是那五、六個被接受的藝術家之一,那很棒,但如果你沒被選中,下場就很悲慘。經過很長一段時間,這個結構才出現衰微的徵象,但徵象一開,崩潰的速度就不可收拾。這個結構的碎裂,正好跟來自地底的轟隆聲一起作響,女性主義、同志運動和新的社會哲學,攜手改變了藝術以外的世界。這是全球化的開端,由普及且可以負擔的空中旅行促成,伴隨著新一波更遼闊的移民浪潮,最後,原本筋疲力竭的藝術經濟,居然弔詭地打開大門,歡迎各式各樣的另類行為。就算我們無法靠藝術維生,但可以做得很開心,管它是什麼。

有個東西是從十四世紀傳下來的,也許是歷史上最早的藝評。但丁在《神曲》裡寫道:「契馬布耶(Cimabue)堅守自己的陣地——直到喬托(Giotto)出現,讓他相形見絀。」這可以是《紐約觀察家》(New York Observer)的一篇貼文或一則報導。身為藝術家就意味會有藝評家,而學習如何如何當個藝術家,有部分就是學習如何用某種程度的優雅和鎮靜接受這個事實:有些人會利用你們去推展他們自己論述和議程。當你們把作品送進這世界,你們就提供了一個可供詆毀的文化符號,它的有效性就可受到質疑。對我們這些欠缺佛陀修養的人,可能得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克服人類的天性,不去挑戰那些詆毀我們創作成果的人,因為那只會浪費時間。

遇到任何藝評家時,簡單說句「謝謝」,反而能得到更多:謝謝你讓我有機會更了解我的作品,並因此更了解我自己。藝術家和藝評家這種與生俱來的勢不兩立,是跟藝評家的基本方向有關。就像亞里斯多德說的:「藝術是和生產有關。」最簡單說法就是,藝術家是在他或她可以直接控制的範圍內創作藝術——而且,相信我,不管你的工作場所有多寬敞、多遼闊,這都是一個微世界。藝術家的世界就是美學版的自產自銷,要求每樣東西都必須是自家生產的。藝評家則剛好相反,他們對藝術採取宏觀的看法,還會從更大的文化脈絡評價藝術;這種觀點就算不是報章雜誌和大眾本身所要求的,至少也是他們鼓勵的。

自從有了現代主義,我們就被理論包圍,而理論則是由變幻莫測的時尚所塑造。今天那些看起來好像充滿意義和訊息的流行話和術語,像是「認同」、「挪用」、「性別政治」之類的,都是流行的一部分,十幾二十年前根本沒人會用。就像現在沒有人會用1950年代常常聽到的「存在主義危機」或「面對空無」之類的說法,現在的流行術語將來也會被其他字詞取代。這又歸結到我們藝術家想要訴說哪種有關自己的故事;從1920年代初的相對論物理學,1930年代促成超現實象徵主義的佛洛伊德和潛意識理論,1940年代促成形式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和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馬克思理論,1960年代的美國低限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法國的情境主義,到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現象學還有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對獨一物件的批判等——現代藝術總是渴望有哲學、理論和語言的表達當成骨架,讓非語言的視覺現象可以吊掛上去。倘若解讀某樣事物可以幫助你前進,可以解放你,讓你擺脫一成不變的思考和習慣,這是好事。然而,因為藝術家總是充滿焦慮和不確定感,倘若理論和哲學非但沒有解放而是束縛了想像力,結果將會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