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筆戰前，先搞懂「權利」與「效益」的哲學脈絡

文：柯甯予

學習的經驗告訴我們，許多思想爭辯儘管非常精彩，卻不曾走出學院大門，只以非常間接的方式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但有些思想爭辯不僅饒富趣味，同時也是生活中不斷遇到的難題。

效益論與權利論的辯證就屬於後者。從某種角度來看，這組辯證在現實生活中透過「民主」與「憲政」間的抗衡所呈現。

或許有人對這樣的說法不滿：首先，民主跟憲政真的能對應到效益主義與自由主義嗎？再者，民主與憲政難道不是一夥的嗎，竟然存在抗衡的關係？

確實，「民主憲政」是一套相當順口的說詞，背後當然也有複雜的理論在支持兩者的相容性。但若我們要清晰且公允地分析「民主」，就不能輕易地將「法治」、「平等」、「自由」這些悅耳的概念融入其中，假裝它們是同一回事。因此，本文對「民主」所採取的概念雖較不為人所接受，卻相對易於觀察與分析。

為了將上述立場勾勒得更清楚，讓我們先看看日常生活的實例：

剛開學的法律系學生，必須決定助教課輔應在禮拜幾開課，但卻沒有所有人都能到場上課的一天。不令人意外地，在場的所有人打算以多數決的方式來決定，以使最終決定的效益極大化。

這種思考方式很簡單：既然不論在禮拜幾開課，都一定會犧牲某些（當天剛好有事不能上課）的同學，那麼，犧牲少一點人，就肯定比犧牲多一點人來得合理。沒有人的利益比另一個人更值得保護。

在這個多數決的例子裡，我們很快能發現多數決與效益主義的親近性。依照效益主義宗師邊沁（Jeremy Bentham）的說法，「滿足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就是正確的選擇。而在資源與知識有限的情況下，能反映「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最佳機制，就是投票。

或許在某些脈絡裡，民主遠不只是投票，但我們不能否認，民主的意義往往是由多數支配少數的「多數決」體現的。而投票通常不能直接體現自由、平等或法治的精神，而只能體現多數人的意志。自由、平等或法治，只是民主國家提倡的精神，但不是民主本身必然包含的內容。

相反的，民主制度與效益主義有高度的親密性。某些哲學家的確主張，「民主」正由「效益主義」證成，也就是如果我們同意「滿足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當的，民主體制就會是正當的。

理解民主與效益主義的相似性後，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憲政與權利論的相似性。

在剛剛的案例裡，學生們通常會選出最符合多數人意見的課輔時間，但假設今天的決議過程多了一項提案，要大家決定「小明是否不能來上助教課輔」，事情就不太妙了。

若小明不太受歡迎，大家就可能會以多數決的方式同意「小明不能來上課」這項命題。如果這件事真的發生了，那麼依照邊沁所謂「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禁止小明進教室上課就是正當的，而且讓他進教室上課反而會是不正當的。

當然，思維敏捷的人會再次質疑，多數決並不一定反映「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我們可以假定，拒絕小明來上課的多數人，已經仔細計算過大家的幸福，而且不讓小明來上課的確能增進大家的幸福。

這裏的問題在於，即使是增進大家幸福的事情，那就是對的嗎？

當代自由主義哲學家的代表：羅爾斯與德沃金，就強烈主張，有些事情即使最大化所有人的利益與幸福，那件事仍然是錯的。許多思想實驗（例如電車問題）能體現這種想法：如果殺死一個沒有生產力的殘障流浪漢，就能讓社會上每個人增加一萬元的財富，我們是否應該殺了他？

權利論者或許會說：「不，即使那符合多數人的利益，但只要流浪漢有生命權，我們不能剝奪他的權利。如果依照多數決來剝奪權利，那就是無法容忍的多數暴力。因此，權利是個體對抗群體的王牌。」

這裏出現了效益主義者忽略甚至蔑視的概念，也就是權利。這個概念在近代被應用在憲法中，以保障「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平等權」等基本權利。而將某些權利明文化的主張，就是「憲政主義」。

但我們有時會發現，這些權利儘管被寫在憲法之中，卻仍然可能被多數人剝奪。究竟權利在什麼情況下該被多數決剝奪，又在什麼情況下該贏過多數決，不僅是一個哲學難題，也是民主與憲政的兩難。

台灣作為一個法治國家，人民的行為依法評價；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依法審判。而上述的所有法律，都由立法委員制定；立法委員則由人民選舉產生。因此，整個國家的所作所為，基本上皆由多數決主導。

然而，並非所有法律皆有效 ——即便它是多數人所喜愛的。當法律「違憲」時，將被大法官宣告無效。

違憲審查的意義，就是在檢驗法律是否為了滿足「最大效益」而不合理地剝奪了憲法所保障的「權利」。這樣看來，我們的法律即便由多數人制定，也不能剝奪某些重要的個體權利。

不過，我們不能立刻判定台灣是重視權利多過於效益的國家。依據憲法第23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我們可以看到，我國憲法明定在某些必要的情況下，仍有犧牲個體權利的空間。

例如，當殺人犯出現時，為了保護多數人利益，人們毫不猶豫地剝奪殺人犯的人身自由與財產權，甚或生命權。但在某些時候，我們不把多數人的觀念當一回事，例如我們不將同性婚姻的效力交由公投來決定，而是由大法官來保障個體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