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筆戰前，先搞懂「權利」與「效益」的哲學脈絡

就這個角度來看，這套憲法既認為少數人的權利更重要，但有時又認為群體效益更重要。而即便有複雜的司法體系，我們仍然無法從中預測大法官將如何看待權利與效益的重量。

或許在法學的角度上，我們可以說群體效益與個體權利都很重要，有時要犧牲前者，有時要犧牲後者，至於何者優先要視具體個案而定，我們將這個艱鉅的工作交由睿智的大法官決定。

但對哲學領域而言，如果在效益與權利間搖擺不定，將無法有任何明晰且堅實的主張。多數哲學家會認為，一個國家終究要在效益與權利間判出個高下，因為兩者往往保持著零和的關係。不過接觸過這個領域的人也明白，提出一個沒有爭議的哲學主張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人們似乎永遠會為此爭吵下去，因為雙方都無法證明自己是真理。接下來，本文會試著提出效益論與權利論的致命缺點，來彰顯民主與憲政的緊張關係。

自邊沁與彌爾以降，效益主義在各個領域中發揚光大：不僅與倫理學的義務論瓜分天下，也稱霸了當時的政治哲學，並影響了刑法學的預防理論。

但隻手遮天並不代表毫無爭議。效益主義的第一個致命之處在於，如何衡量？

如果人們的幸福可以用同樣的尺度量化計算，那麼效益主義或許還有些道理。但事實是，我們無法衡量護家盟親眼見到同性戀接吻時所受到的傷害，也無法衡量同性戀者無法結婚所受到的傷害。

因此，以民主的投票來體現效益，永遠不可能精確。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遊戲規則，並不能反映某些人的立場非常微弱，而某些人的立場非常強烈的差別：不管你的想法多麽弱或強，當你投下那一票，就以一票計算。

即便有一天，人們能精準衡量每個人受到傷害與幸福的指數，效益主義仍會遭遇第二個難題：即便某件事確實符合多數人效益，是否就可以執行？

前陣子沸沸揚揚的「鞭刑」議題就是一個例子。如果鞭刑的確能降低酒駕致死的數量，進而促進公共利益，我們是否就能對犯罪者實行鞭刑？或許某些人會點頭同意，因為既然能降低風險，就沒有道理犧牲公共的利益。

但依照這個邏輯，我們或許應該採取更嚴酷的刑罰，例如火刑、電刑或其他你能想到的方法。這是因為鞭刑的嚇阻力可能不如火刑，因此我們應該選擇更能促進公共利益的選項。

但當我們不斷追求更高的公共利益時，個體所受的傷害就不斷劇增。當國家搬出中世紀的刑罰來治理人民時，或許就很少人會願意犧牲個體受到人道對待的權利，來換取公共利益。

有趣的是，即使效益論由於上述原因被拋在一邊，哲學家仍然不會欣然接受權利論的架構。

首先，人民究竟享有哪些權利，似乎非常不清楚。

這個缺點很容易理解，因為比起「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計算，權利的內容更加模糊。儘管多數人會同意，「言論自由」是重要且具體的權利，毫不模糊，但當人們公開預測地震時，國家仍然可能開罰「以維護公共利益」。這不僅說明權利的內容是模糊的，也說明了權利在什麼時候會被剝奪也是模糊的。

再者，效益論者可能會主張，人民享有什麼權利，仍然是由多數人來制定的，因此事實上，權利的制定可以化約為「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結果。

這是很有意思的攻擊，因為權利雖由憲法制定，但憲法仍然是由人民制定或修改，因此權利最終還是多數決的結果，而不是天生的、外於多數人意志的存在。

我們確實很難否認，將權利就是多數人決定或接受的結果，但將權利的誕生化約為效益論的運作結果，是重大且常見的謬誤。

權利論者通常會主張，權利雖由多數人決定，但這個決定其實是在簽訂社會契約論時的「承諾」。簡單來說，權利論者會假設人們組成國家以前，會簽訂一份契約，這份契約會往後拘束未來的所有決議，使得不論未來的多數人怎麼想，都不能違反契約的內容，否則就是違約。

在這裏可以用一般的私法契約來比擬：A、B、C三個人簽訂一份契約，規定A、B兩人要各給付C一萬元。然而簽訂後，A、B兩人改變想法，於是跟C說，他們兩人比起C一人，代表著多數（兩票勝一票），所以兩人不顧契約上的任何承諾，並沒有任何問題。因為依照多數決，犧牲兩人比犧牲一人來得不合理。

上述比喻的情況應會令許多人搖頭，因為契約的承諾絕不是多數決能改變的。簽了就是簽了。這就是權利論者的主張：契約的簽訂雖然是以多數人的承諾為基礎，但這不表示多數人在事後以多數決違反契約承諾時，仍然具有正當性。

每當遇到同性婚姻、死刑、核廢料處理的議題，我們都被迫站在效益與權利之間、民主與憲政之間參與角力。

雖然我對權利論的偏好遠大於效益論，但我不認為哲學家有能力建構完美的權利理論，也無法提供由權利理論建構的完美政治模型。因此本文的主旨僅停留在淺談效益與權利的緊張關係，並透過民主與憲政這兩個制度來體現這種緊張關係。

對於這組對立的認識，相信能幫助面對許多議題的我們，釐清自己的價值觀究竟偏向多數意志，抑或少數權利。如果我們拒絕分辨自己的基本價值觀，而依據直覺來面對每個議題，例如：「我感覺同性是可以結婚的，但感覺兄妹不能結婚。」就可能陷入羅爾斯（John Rawls）批判的直覺主義的困境。

誠然，哲學家並不願意總是站在民主與憲政之間，來回擺盪。而是找到超越兩者的可能（例如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溝通程序主義）。但不論如何，在良好的程序誕生以前，人民與大法官仍須依賴自己的智識，去解決最複雜棘手的難題。

不過世界上諸多待解的問題彷彿持續在告訴人們，儘管沒有完美的解答，我們也不因此失去思考的理由。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