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性侵案沉冤20年，正是中國儒家文化最黑暗的一面

1998年，北大中文系發生的一起性侵案，導致受害者自殺身亡。20年過去了，加害者在學術界名聲鵲起，受害者依然沉冤未雪。2018年清明節，自殺女學生高岩的室友李悠悠在海外發表文章揭露真相。

《新京報》記者採訪揭發者，發問說：「為什麼20年後要出來舉報沈陽？」李悠悠回答說：「當時我以及高岩的父母有過很多次投訴，都沒有結果。現在整整20年過去了，我自己的人生也發生很大變化，但時不時在清醒或者夢裡想起她，會心痛，而且一直很愧疚，沒能為她揭露真相，這是我的心結。最近我看到一些女性勇敢站出來揭露，我覺得我應該發聲，為高岩討回遲來的真相和公道。」

《新京報》記者又問：「你的訴求是什麼？」李悠悠回答說：「我知道從司法意義上來講，性侵的取證很難。但沈陽應該承認自己道德方面的問題，而且這樣的人不能繼續留在校園。澄清的最大意義，就是希望其他的女生，不要再遭受類似情況。」

李悠悠的回答斬釘截鐵、擲地有聲，我對這位校友、學妹肅然起敬。而《新京報》記者的問題，在我看來是「明知故問」，是膚淺的功利主義。其實，記者最應該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這個性侵案會被雪藏二十載？為什麼死者20年都死不瞑目？是誰讓加害者長期逍遙法外？北大在此事件中該承擔怎樣的責任？

高岩被老師沈陽性侵自殺身亡事件發生之時，我正在北大中文系讀研究所。雖然文學與語言是兩個不同的專業，但我從多個管道聽說了該事件。那時，剛剛四十歲出頭、擁有博士頭銜的沈陽，雖已成家，但外表俊朗、口若懸河，常有風流韻事傳出。中文系有一個很不好的傳統，師生戀是被允許的，甚至被當著浪漫的傳奇故事訴說。然而，有婦之夫利用老師的身份性侵女學生，導致受害者自殺身亡，就不是浪漫的傳奇故事了。

據說，當時的中文系系主任費振剛力主將沈陽開除。我相信這是費老師原本的立場。在經過歷次政治運動的中文系老一輩教授中，費老師是少有的一位風骨嶙峋的知識人。當時，我因寫文章受到中宣部和教育部點名批評，費老師頂住北大校方的壓力，保護我度過難關。費老師說話有些口吃，講課並不出彩，但他正直誠懇，沒有一點官場的煙火氣。

然而，中文系山頭林立，費老師雖是系主任，很多事情也不能作主。據說，沈陽的導師陸儉明百般袒護愛徒，並動用人際資源影響校方和警方的調查。最後，沈陽只被記過處分，並被安排去香港訪學一段時間避風頭，之後又返回北大任教，直到2010年調到南京大學。

這才是記者最應當深入挖掘的黑幕。

此次，北大校方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之下宣佈將重啓調查，但結果如何讓人存疑。中國的事情，通常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李悠悠在公開信中說：「希望北大校領導、中文系領導能重視這件事情，把沈陽當年接受校黨委、紀委行政處分時開會的會議記錄，向公眾和媒體公開，也向高岩的父母和我公開，我們需要瞭解當時的歷史真相。因為據知情者說沈陽當時在系裡的會議上承認了他對於高岩有性行為，也承認了他們有戀愛關係。而沈陽在近期對媒體的採訪中對這兩點是矢口否認的，他目前還在繼續顛倒黑白，把自己洗得一乾二淨，但是他再洗也不能把自己由黑貓洗成白貓。」那麽，北大校方敢於公開當年的會議記錄、將當初的處理過程公諸於天下嗎？

若保護沈陽的幕後人物真是語言學界的「泰斗」陸儉明，陸儉明又該承擔何種責任？陸儉明曾任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會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文科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人文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等顯赫的學術職務，並任北京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等17所海內外大學的榮譽教授。以常理就能推測，若非陸儉明這樣的重量級人物出面爲其愛徒保駕護航，當時還是一名年輕講師的沈陽豈能平安過關？

陸儉明在專業上或許有傑出成就，我對語言學領域所知甚少，不敢妄作判斷。但是，他在此一醜聞中所扮演的角色，正是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的邪惡」。陸儉明學富五車、著作等身，但在真理和正義這樣的終極性問題上，並不比引車賣漿者流更有判斷力。

自古以來，中國的學者名流並不比普通人更能捍衛真理和正義，他們將私人關係看得重於、高於真理和正義——只要是我的親人朋友、老師、學生或同學，跟我個人有著血緣或情感上的關聯，無論他做了什麽錯事、壞事，都要竭盡全力為之遮掩、包庇。否則，一旦他出醜了，我的面子也就連帶受損了。所以，陸儉明毫不猶豫地站在沈陽一邊，而對高岩自殺身亡的悲劇熟視無睹——沈陽是其親密弟子，高岩則是一名無足輕重的本科學生，沈陽的學術前途顯然比一個無名學生的生命更加重要。

這種思維模式和處事方式，正是中國儒家文化中最黑暗的一部分。

除了陸儉明之外，北大校方又該承擔何種責任？沈陽在接受訪問時信誓旦旦地說，舉報文章中的指責均為「惡意誹謗」，他將「保留控告的權利」。他還表示，對於那件往事「北大中文系和北大黨委調查過，組織上對此事已有結論。」能夠當上南京大學語言學系主任，作為語言學家的沈陽，說話果然滴水不漏，左一個「組織」，右一個「組織」——對於黨員和官員而言，「組織」永遠是他們的保護傘——批評我就是批評「組織」，誹謗我就是誹謗「組織」，他就差沒有給舉報者扣上「海外敵對勢力」的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