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開腿只是缺乏公德心？解析背後的性別壓迫邏輯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些不是說只要縱容男性開腿就會造成性暴力、貧富差距與環境破壞，而是說這樣的社會價值觀更利於這些問題發生。性暴力不是突然發生的，是一種涉及性別因素的暴力侵犯行為，性暴力是有整個社會環境背景影響造成的。
去年，西班牙女權團體Microrrelatos Feministas在網上發起請願連署；正有如給年長者和懷孕者與障礙者讓座一樣，去關注那個主要由男性所為，在公共空間「過度地」岔開雙腿佔到別人的位置，也就是所謂的「男性開腿」（manspreading），或譯作「大爺式佔位」，這樣的問題應該被解決。
馬德里的公共交通官員為了改善現狀，公開地呼籲乘客不要在大眾交通工具上做出開腿佔位的動作，接著紐約、西雅圖、東京與澳洲也紛紛跟進，逐步變成一向新興的全球性別平權運動，並成為媒體與網路上熱議的話題。
指出男性開腿是仇男嗎？
許多人及節目開始嘲笑女性主義者，認為這是在小題大作，甚至部分「男權人士」（men's rights activist, MRA）與自稱為「平權主義者」（equalist）的人發表聲明，表示指出男性開腿是一種「仇男文化」，主張男性的骨盆構造及生殖器與女性不同，需要使用更多的空間來感到舒適。
說到這裡，有人將男性開腿與女性主義主張的公共哺乳、肥胖平權與增設女廁相比擬，從「必要」與「正義」兩點來看，男性開腿絲毫不符合其中任何一個價值，男性並沒有任何一定要開腿佔位的需求，更與社會正義背道而馳。並沒有任何性別的生理構造誇張到需要大開雙腿佔好幾人的位子，如果有這種情形很反而可能是「身體病變」問題，包含生殖器過度腫大、骨盆腔變形等狀況，這些情況應該是需要被處理的特例，請容許我排除在這篇文章的討論之外。
這樣的說法正犯了幾個錯誤，它是「男性特權」（male privilege）與「順性別特權」（cis privilege）的體現，將部分順性別男性獨有的經驗「本質化」，陷入了自然／文化的二元對立思考模式，將男性開腿單一歸因為生理因素，而忽略掉它的社會文化因素。在父權社會中，人們認為男性應該盡可能展現陽剛特質，包含侵略性、冒險與壓抑情緒（尤其是脆弱與悲傷，除了憤怒）等，這些促成施以暴力、不重視他人感受與意見的特質，性別研究學者稱之為「有害的男子氣概」（toxic masculinity）。
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影響下，當男性做出「開腿」這個動作，是被認為具有男子氣概、男性魅力的行為，即使沒有教科書或律法去鼓勵男性開腿，這樣的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潛移默化地在鼓勵男性進行開腿佔位的行為。相反地，如果女性做出「開腿」這個動作，是被認為隨便、淫蕩與不檢點的，必須承受「蕩婦羞辱」（slut shaming）的壓力，甚至遭受性暴力也是「自找」的，所以幾乎所有女性自幼都在面臨雙腿併攏的身體規訓，開腿行為與性別歧視密不可分。
因此，之所以稱作男性開腿，並不是為了汙名化男性，而是為了指出這個社會現象性別化的物質現實，它主要由男性所為、是個男性化的行為、背後有整個父權社會的支持，凸顯出這是一個性別平權議題，而非單純的「公德心」問題而已。即使是經常與男性開腿相提並論的「女性背包式佔位」（she-bagging），人們也更容易上前去指正、要求讓出座位，甚至女性本身就經常會主動讓出座位，因為女性更被父權社會要求必須重視他人需求與感受。
男性開腿與強暴文化的關聯
當然，如果沒有侵犯到他人權利，為了舒適開腿並無大礙，在座位的範圍內開個四十五度，不要開到九十度去佔了位子，或是要在自己的私人空間裡，以及四下無人的荒郊野外，愛怎麼開腿就怎麼開腿，就連要劈腿、躺成大字也都行，很多女性也會這麼做。
但是，當我們的社會縱容男性用自己的身體，在明知道會侵犯他人權利（如空間權、自由權、身體權）的情況下，為了滿足自身的生理或心理上「非必要」的需求，依然故我地用以展現自己的陽剛特質，這樣的思維模式就跟性暴力如出一轍。性暴力就是男性為了滿足自身淫樂，將他人身體自主權不屑一顧的行為。
這麼說意思不是開腿佔位的男性就會去強暴別人，也不是只要有男性一開腿佔位世界上某處就會有人被強暴，更不是說男性開腿跟強暴是同等程度的暴力行為，這些都不是女性主義者指出男性開腿與性暴力關聯時所想表達的，整件事情並沒有如此去脈絡化與過度簡化。
性暴力不是突然發生的，它不是意外也不是自然災難，是一種涉及性別因素的暴力侵犯行為，性暴力是有整個社會環境背景影響造成的，任何犯下性暴力的人都跟社會問題脫不了關係，包含性教育、性別教育及人權教育等教育資源匱乏，尤其是對「合意」（consent）認識的不足，以及社會普遍認為受害者自找的「譴責被害人」（victim blaming）問題，而這樣的社會結構就稱作「強暴文化」（rape culture）。
這也是為什麼女性主義者，並不會鼓勵女性做出開腿佔位的行為，就像要改變男性騷擾女性的問題，並不會鼓勵女性騷擾男性一樣，希冀用這種方式來達成性別平等、打破性別刻板印象，我們應該解決的是總體的強暴文化問題，而不是鼓勵女性一起鞏固現有的性別壓迫環境。
男性開腿影響的不只是女性
更何況，男性開腿影響的不只是單一性別，幾乎所有人都被這樣的行為所困擾，尤其是那些更需要座位的親子家庭、懷孕者、年長者、傷病者與障礙者等。正有如社會女性主義及生態女性主義的論述，強暴文化根植於所謂的「父權私有制」之上，是一種以男性主導壟斷資源的社會結構，壓迫的不單單只是女性，而是世界上所有的弱勢族群，也包含兒少、多元性別、少數族裔、身心障礙、無產階級與動物等。
Tags：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國科會科技辦公室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