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女人自己想辦法照顧小孩，正是父權體制的自保詭計

友善親職，女人自己想辦法？

2016年3月5日，立委余宛如主張修正議事規則，開放立委及部會首長攜帶三歲以下幼兒進入議場就近照料，引起輿論譁然。反對者或質疑這項提案只圖利立委，卻忽略人民職場也需要落實托育；[1]或擔憂議會秩序將遭到破壞，家長也可能因為嬰幼兒的影響而無法專心工作。[2]贊成者則肯定此提案在友善親職與女性權益上的正面影響，指出受限於現行公共照護與托育措施的付之闕如，將幼兒帶進職場往往是不得不的選擇；[3]然而，也提醒「帶幼兒進職場」或「修改議事規則」只是象徵性的第一步，更重要的還是落實法規，改善既有的托育環境。[4]最後，也有原本質疑提案者，在反思後轉而肯認其重要意義[5]。

這個議題和男性解放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有關！因為，公共照護措施的匱乏，反映的正是整個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它既是父權開端，也是父權產物；它在性別不平等的氛圍中誕生茁壯，再回頭鞏固了育養自己的性別不平等。若我們認同父權體制同樣也箝制男性，那麼便不該天真地相信，男性可以豁免於公共照護不足所帶來的戕害。

「女人」「自己」想辦法：照護責任的個人化與女性化

從諸多的反對聲音中，我們不難拼湊出一段反覆出現的句型：「如果想專心照顧小孩，就全職在家照顧啊！」

這句話可能有很多變體，例如「請育嬰假時有想過會增加同事的負擔嗎？」、「上班的地方不是用來照顧小孩的地方」、「有本事生就要有本事自己養啊」……無論如何抽換詞面，它們最終指向同一套意識型態：「工作」與「家庭」必須清楚二分，而「照護」若隸屬於家庭範疇，自然是個別家庭的責任——於是，當你企圖帶入職場的照護對象是自己的家人時，就是在公私不分地擾亂這條拆分工作與家庭的樁界。

循此邏輯，照護責任被個人化了，扶老攜幼俱須乾乾淨淨地留在家內，半點不得帶至職場。問題是，並非每個家庭都有辦法支應這套照護期待。以往，為此苦惱的或多是處境邊緣的家庭，但在世代不正義與貧富差距日增的當代社會，愈來愈多家庭走向雙薪，不得不將勞動人力悉數投入有薪工作，才有辦法負荷生活開銷。此時他們赫然發現，要在工作之餘兼顧照護責任，竟是如此困難：保姆、看護等專業照護者所費不貲，至於可以免費（或低價）幫忙看照的親眷，就算不提托育久了難免感到不好意思，更大的問題是可能根本找不到這樣的人力[6]——

——這種困難，正好點出了女性在照護議題上，長久以來所面臨的困境。「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配置，讓女性必須分文不取地肩負起家庭照護責任；而且，這些工作因為無酬，向來被視為輕鬆瑣碎的簡單小事——直到我們必須為照護工作付錢時，才發現它的價值與沉重。

照護工作的緊咬不放，並未隨著女性爭取到工作權或投身有薪職場而消失。在許多人對男女薪資差距表示不以為然，認為「女性自己喜歡選擇簡單、彈性工時、可以早點下班的工作」時，或許需要先問問，那些爭取能否一邊工作一邊育幼的、分秒必爭地趕回家準備晚飯的、一旦加班或值班就要被責怪沒有盡到親職本分的、明明是家中經濟支柱卻被認為「只是在貼補家用」的，為什麼往往都是女性？

這正是所謂的「私領域束縛」：無論女性的工作成就再好，社會仍將「家庭」當成評斷她的唯一重點——是不是個好母親？好老婆？好女兒？而所謂的「好」，就是盡到「主內」的本分。[7]意即，當男性一邊工作便能一邊實踐父職期待時，職業婦女則必須蠟燭兩頭燒，挪出額外精力打點那些被社會認為是「家庭內」的事項，才算盡到母職。

那又干男人屁事？父權體制的自保詭計

如此看來，「公共照護」似乎仍只是女性的議題，和男性無關。然而，當女性無法將身上的父權期待抖落時，「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配置，便難以徹底動搖。對男性而言，這正代表了他們不可能置身事外：

首先，性別配置延續一日，男性就一日無法達到真正的性別解放。我們不妨先想想一個情境問題：有一對育有兩名稚齡子女的夫妻，男方月薪四萬，女方月薪三萬，保姆日托費用每個月共計三萬。如果是你，會商議其中一人辭職自己帶小孩嗎？如果會，辭的人是誰？——比較常見的選擇是女方，為什麼呢？扣除掉「媽媽和小孩比較親」、「母親親自帶比較好」一類的理由後，[8]答案常簡單地讓人訝異：機會成本，因為女方賺得比較少。那麼，女方賺得比較少，單純是因為女方「自己不爭氣」嗎？或者，這樣的現象是否正是性別不平等的結果，和前述私領域束縛、「女性工作只是貼補家用」的迷思甚至整個教育結構有關呢？[9]

「男主外，女主內」實為一體兩面。女性主義早已指出，父權社會將男性化約成養家活口的工具性角色，將女性化約成照護家庭的情感性角色；此種嚴格的性別分工，厲聲痛斥著希望投身工作的女性及願想打理家庭的男性。在女性被迫填補男性的親職缺席，而受囿於私領域束縛時，男性也被「主外」的性別期待囹圄著，故難以更多地參與親職。當這樣的莫比烏斯之環成形，我們實在難以想像，在其中一方仍深陷性別分工的泥淖時，另一方如何能掙得徹底的解放。

由此觀之，親職環境對男性的排除，也就不讓人意外了。且不論整體現狀的不友善，即使公共照護或親職環境真能有幾分改進，當照護責任仍被視為「女性的責任」時，照護需求也就常被窄化成「女性的需求」——結果是，在社會開始將「女廁廣設尿布台」當成女性權益或友善親職的具現時，男廁卻理所當然地不需設置相關育嬰設施[10]。最終，這種硬體空間上的性別區隔，[11]又尷尬地鞏固了既定的性別分工。男人要不暗喜地兩手一攤，推托自己受限於設施缺乏，無可奈何，只能請女人自己處理更換尿布等育嬰工作；要不，只能憤憤不平地面對友善親職環境對他們的百般暗示：「嘿男人，都這麼不歡迎你了，還不懂男人最好不要自己帶小孩嗎？」

甚至，還可能在莫名其妙的議題上連帶中槍！——公共照護和友善親職，與「少子化」有著深厚的關聯。儘管經濟問題與公共照護的不足，才是不婚不生的重要因素，掌握資源與權力但無能處理少子化危機的顢頇集團，卻常用代罪羔羊來撇清責任：「女性學歷變高不結婚」，就曾是他們用來自我辯護的藉口；在日本，不喜主動追求親密關係的「草食男」或「絕食男」也成為咎責對象；就連多元性別，也都莫名其妙地背起黑鍋，說得好像不婚不生的人都是同志似的——總而言之就是掩耳盜鈴，對根本成因不聞不問，卻試圖重祚父權秩序的高牙，「男人像個男人主動追求，女人像個女人操持家務，然後男人配女人、女人配男人，孩子不就蹦出來了嗎？」

我們必須明白，這種父權復辟，絕非解方：無論是要求個別家庭「自己想辦法」，或者對此議題保持事不關己的沉默，皆不過是在延續既有的照護責任個人化及女性化現狀。最後，只會順遂父權期待，和應性別分工，讓男性與女性一同跌落且無法擺脫更加密實的父權治理而已。

註釋

[1] 例如蘋果日報即時新聞第一時間做出的評論，但隨後遭到刪文。截圖參見女人迷主編（2016年03月03日）。性別觀察：從余宛如「帶孩子進國會」提案遭酸，看職場爸媽的難，女人迷。

[2] 黃偉俐（2016年03月04日）。帶孩子進職場，一個精神科醫師的觀點。蘋果日報。

[3] 周雅淳（2016年03月04日）。友善職場，對很多婦女生死攸關。蘋果日報。

[4] 范綱皓（2016年03月04日）。「帶孩子進國會」只是第一步：少子化不是靠「友善職場」就能解決……。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覃玉蓉（2016年03月05日）。想帶小孩不用辭職回家。蘋果日報。

[5] 參見不禮貌鄉民團的系列發言，質疑、致歉。

[6] 也有一種折衷的方式，即尋找相對廉價的照護人力，例如跨國移工。只是，這樣的做法其實依舊遵循著既定框架，而沒有挑戰到個人化與女性化的照護責任配置。首先，它仍是個別家庭「自己想辦法」開闢的照護人力，對於公共照護短缺的問題根本，不具任何改善效果；與此同時，這些替代雙薪家庭肩負起照護責任的移工，幾乎都是女性。因此，儘管我們能夠理解某些家庭不得不如此選擇的原因，然也必須警知：聘用移工並非治本之道，不過是藉由國族階序，將照護責任從這個家庭轉嫁到那個家庭，從這群女性拋擲給那群女性而已。

這種治標不治本的責任轉嫁，也可能以「不斷增生的課後輔導」等形式體現。參見招承維（2015年09月19日）。你的工作，我的工時；你的工時，我的工作。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7] 對此，我們可以比照最近剛發生的Selina與阿中的離婚聲明。重點不在苛責當事人的用字遣詞，也毋須臆度他人親密關係的經營聚散，而是：若單看聲明文字，同樣是醉心工作以致疏於溝通，女性需要自我怪罪太過專注事業而「不是賢妻」，但我們卻很難找到類似的詞彙來形容同樣情境下的男性。賢夫？參見蘋果日報（2016年03月04日）。Selina阿中離婚，自責沒做好賢妻。

[8] 是類理由其實也相當父權，將「生養撫育」再次與母職連結，本質化成「女性的天職與本能」。

[9] 關於薪資差距成因的初步分析，可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2006年07月20日）。歐盟推動縮小兩性薪資差距之努力及省思。

[10] 如果公共廁所改以功能隔間而非性別隔間，或許也能化解這種歪斜的配置困境。無論如何，在現有的性別隔間境況下，育嬰措施的設置，其實揭露了我們對於親職照護的性別想像。這也是推廣性別平等時的一種典型兩難：在滿足某些實務性需求時，肇因於不夠周全，而延續了長遠的不平等。例如，看到許多女性有育嬰的需求，於是「只」在女廁設置尿布台，結果反而讓照護責任與母職的連結變得更加緊密。

參見劉宏恩（2016年02月10日）。一位爸爸有話要說：我懷裡抱著寶寶，但唯一的尿布台卻禁止男性進入？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

[11] 當然不只是硬體，軟體友善與否也是個問題。就算制度完備，男性願意使用或參與親職的比例仍然不高。這部分和陽剛特質有關，又回扣到父權社會的性別期待，除了長期宣導外，可能也需要階段性的半強制規範。例如，瑞典在設計優渥的給薪育嬰假時，同時抽出了一部份作為「爸爸不請就沒有」的父親專屬額度，來吸引男性更主動地參與親職照護。

另外，非異性戀者由於制度排除及社會汙名，既得不到相關措施的保障，又可能難以從親屬中獲得照護支援，比起異性伴侶，恐將面臨著更加艱困的育兒難關。

本文經男性解放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