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女人自己想辦法照顧小孩,正是父權體制的自保詭計

要求女人自己想辦法照顧小孩,正是父權體制的自保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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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公共照護措施的匱乏,反映的正是整個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它既是父權開端,也是父權產物;它在性別不平等的氛圍中誕生茁壯,再回頭鞏固了育養自己的性別不平等。

友善親職,女人自己想辦法?

2016年3月5日,立委余宛如主張修正議事規則,開放立委及部會首長攜帶三歲以下幼兒進入議場就近照料,引起輿論譁然。反對者或質疑這項提案只圖利立委,卻忽略人民職場也需要落實托育;[1]或擔憂議會秩序將遭到破壞,家長也可能因為嬰幼兒的影響而無法專心工作。[2]贊成者則肯定此提案在友善親職與女性權益上的正面影響,指出受限於現行公共照護與托育措施的付之闕如,將幼兒帶進職場往往是不得不的選擇;[3]然而,也提醒「帶幼兒進職場」或「修改議事規則」只是象徵性的第一步,更重要的還是落實法規,改善既有的托育環境。[4]最後,也有原本質疑提案者,在反思後轉而肯認其重要意義[5]。

這個議題和男性解放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有關!因為,公共照護措施的匱乏,反映的正是整個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它既是父權開端,也是父權產物;它在性別不平等的氛圍中誕生茁壯,再回頭鞏固了育養自己的性別不平等。若我們認同父權體制同樣也箝制男性,那麼便不該天真地相信,男性可以豁免於公共照護不足所帶來的戕害。

「女人」「自己」想辦法:照護責任的個人化與女性化

從諸多的反對聲音中,我們不難拼湊出一段反覆出現的句型:「如果想專心照顧小孩,就全職在家照顧啊!」

這句話可能有很多變體,例如「請育嬰假時有想過會增加同事的負擔嗎?」、「上班的地方不是用來照顧小孩的地方」、「有本事生就要有本事自己養啊」……無論如何抽換詞面,它們最終指向同一套意識型態:「工作」與「家庭」必須清楚二分,而「照護」若隸屬於家庭範疇,自然是個別家庭的責任——於是,當你企圖帶入職場的照護對象是自己的家人時,就是在公私不分地擾亂這條拆分工作與家庭的樁界。

循此邏輯,照護責任被個人化了,扶老攜幼俱須乾乾淨淨地留在家內,半點不得帶至職場。問題是,並非每個家庭都有辦法支應這套照護期待。以往,為此苦惱的或多是處境邊緣的家庭,但在世代不正義與貧富差距日增的當代社會,愈來愈多家庭走向雙薪,不得不將勞動人力悉數投入有薪工作,才有辦法負荷生活開銷。此時他們赫然發現,要在工作之餘兼顧照護責任,竟是如此困難:保姆、看護等專業照護者所費不貲,至於可以免費(或低價)幫忙看照的親眷,就算不提托育久了難免感到不好意思,更大的問題是可能根本找不到這樣的人力[6]——

——這種困難,正好點出了女性在照護議題上,長久以來所面臨的困境。「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配置,讓女性必須分文不取地肩負起家庭照護責任;而且,這些工作因為無酬,向來被視為輕鬆瑣碎的簡單小事——直到我們必須為照護工作付錢時,才發現它的價值與沉重。

照護工作的緊咬不放,並未隨著女性爭取到工作權或投身有薪職場而消失。在許多人對男女薪資差距表示不以為然,認為「女性自己喜歡選擇簡單、彈性工時、可以早點下班的工作」時,或許需要先問問,那些爭取能否一邊工作一邊育幼的、分秒必爭地趕回家準備晚飯的、一旦加班或值班就要被責怪沒有盡到親職本分的、明明是家中經濟支柱卻被認為「只是在貼補家用」的,為什麼往往都是女性?

這正是所謂的「私領域束縛」:無論女性的工作成就再好,社會仍將「家庭」當成評斷她的唯一重點——是不是個好母親?好老婆?好女兒?而所謂的「好」,就是盡到「主內」的本分。[7]意即,當男性一邊工作便能一邊實踐父職期待時,職業婦女則必須蠟燭兩頭燒,挪出額外精力打點那些被社會認為是「家庭內」的事項,才算盡到母職。

那又干男人屁事?父權體制的自保詭計

如此看來,「公共照護」似乎仍只是女性的議題,和男性無關。然而,當女性無法將身上的父權期待抖落時,「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配置,便難以徹底動搖。對男性而言,這正代表了他們不可能置身事外:

首先,性別配置延續一日,男性就一日無法達到真正的性別解放。我們不妨先想想一個情境問題:有一對育有兩名稚齡子女的夫妻,男方月薪四萬,女方月薪三萬,保姆日托費用每個月共計三萬。如果是你,會商議其中一人辭職自己帶小孩嗎?如果會,辭的人是誰?——比較常見的選擇是女方,為什麼呢?扣除掉「媽媽和小孩比較親」、「母親親自帶比較好」一類的理由後,[8]答案常簡單地讓人訝異:機會成本,因為女方賺得比較少。那麼,女方賺得比較少,單純是因為女方「自己不爭氣」嗎?或者,這樣的現象是否正是性別不平等的結果,和前述私領域束縛、「女性工作只是貼補家用」的迷思甚至整個教育結構有關呢?[9]

「男主外,女主內」實為一體兩面。女性主義早已指出,父權社會將男性化約成養家活口的工具性角色,將女性化約成照護家庭的情感性角色;此種嚴格的性別分工,厲聲痛斥著希望投身工作的女性及願想打理家庭的男性。在女性被迫填補男性的親職缺席,而受囿於私領域束縛時,男性也被「主外」的性別期待囹圄著,故難以更多地參與親職。當這樣的莫比烏斯之環成形,我們實在難以想像,在其中一方仍深陷性別分工的泥淖時,另一方如何能掙得徹底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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