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女人自己想辦法照顧小孩,正是父權體制的自保詭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公共照護措施的匱乏,反映的正是整個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它既是父權開端,也是父權產物;它在性別不平等的氛圍中誕生茁壯,再回頭鞏固了育養自己的性別不平等。
友善親職,女人自己想辦法?
2016年3月5日,立委余宛如主張修正議事規則,開放立委及部會首長攜帶三歲以下幼兒進入議場就近照料,引起輿論譁然。反對者或質疑這項提案只圖利立委,卻忽略人民職場也需要落實托育;[1]或擔憂議會秩序將遭到破壞,家長也可能因為嬰幼兒的影響而無法專心工作。[2]贊成者則肯定此提案在友善親職與女性權益上的正面影響,指出受限於現行公共照護與托育措施的付之闕如,將幼兒帶進職場往往是不得不的選擇;[3]然而,也提醒「帶幼兒進職場」或「修改議事規則」只是象徵性的第一步,更重要的還是落實法規,改善既有的托育環境。[4]最後,也有原本質疑提案者,在反思後轉而肯認其重要意義[5]。
這個議題和男性解放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有關!因為,公共照護措施的匱乏,反映的正是整個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它既是父權開端,也是父權產物;它在性別不平等的氛圍中誕生茁壯,再回頭鞏固了育養自己的性別不平等。若我們認同父權體制同樣也箝制男性,那麼便不該天真地相信,男性可以豁免於公共照護不足所帶來的戕害。
「女人」「自己」想辦法:照護責任的個人化與女性化
從諸多的反對聲音中,我們不難拼湊出一段反覆出現的句型:「如果想專心照顧小孩,就全職在家照顧啊!」
這句話可能有很多變體,例如「請育嬰假時有想過會增加同事的負擔嗎?」、「上班的地方不是用來照顧小孩的地方」、「有本事生就要有本事自己養啊」……無論如何抽換詞面,它們最終指向同一套意識型態:「工作」與「家庭」必須清楚二分,而「照護」若隸屬於家庭範疇,自然是個別家庭的責任——於是,當你企圖帶入職場的照護對象是自己的家人時,就是在公私不分地擾亂這條拆分工作與家庭的樁界。
循此邏輯,照護責任被個人化了,扶老攜幼俱須乾乾淨淨地留在家內,半點不得帶至職場。問題是,並非每個家庭都有辦法支應這套照護期待。以往,為此苦惱的或多是處境邊緣的家庭,但在世代不正義與貧富差距日增的當代社會,愈來愈多家庭走向雙薪,不得不將勞動人力悉數投入有薪工作,才有辦法負荷生活開銷。此時他們赫然發現,要在工作之餘兼顧照護責任,竟是如此困難:保姆、看護等專業照護者所費不貲,至於可以免費(或低價)幫忙看照的親眷,就算不提托育久了難免感到不好意思,更大的問題是可能根本找不到這樣的人力[6]——
——這種困難,正好點出了女性在照護議題上,長久以來所面臨的困境。「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配置,讓女性必須分文不取地肩負起家庭照護責任;而且,這些工作因為無酬,向來被視為輕鬆瑣碎的簡單小事——直到我們必須為照護工作付錢時,才發現它的價值與沉重。
照護工作的緊咬不放,並未隨著女性爭取到工作權或投身有薪職場而消失。在許多人對男女薪資差距表示不以為然,認為「女性自己喜歡選擇簡單、彈性工時、可以早點下班的工作」時,或許需要先問問,那些爭取能否一邊工作一邊育幼的、分秒必爭地趕回家準備晚飯的、一旦加班或值班就要被責怪沒有盡到親職本分的、明明是家中經濟支柱卻被認為「只是在貼補家用」的,為什麼往往都是女性?
這正是所謂的「私領域束縛」:無論女性的工作成就再好,社會仍將「家庭」當成評斷她的唯一重點——是不是個好母親?好老婆?好女兒?而所謂的「好」,就是盡到「主內」的本分。[7]意即,當男性一邊工作便能一邊實踐父職期待時,職業婦女則必須蠟燭兩頭燒,挪出額外精力打點那些被社會認為是「家庭內」的事項,才算盡到母職。
那又干男人屁事?父權體制的自保詭計
如此看來,「公共照護」似乎仍只是女性的議題,和男性無關。然而,當女性無法將身上的父權期待抖落時,「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配置,便難以徹底動搖。對男性而言,這正代表了他們不可能置身事外:
首先,性別配置延續一日,男性就一日無法達到真正的性別解放。我們不妨先想想一個情境問題:有一對育有兩名稚齡子女的夫妻,男方月薪四萬,女方月薪三萬,保姆日托費用每個月共計三萬。如果是你,會商議其中一人辭職自己帶小孩嗎?如果會,辭的人是誰?——比較常見的選擇是女方,為什麼呢?扣除掉「媽媽和小孩比較親」、「母親親自帶比較好」一類的理由後,[8]答案常簡單地讓人訝異:機會成本,因為女方賺得比較少。那麼,女方賺得比較少,單純是因為女方「自己不爭氣」嗎?或者,這樣的現象是否正是性別不平等的結果,和前述私領域束縛、「女性工作只是貼補家用」的迷思甚至整個教育結構有關呢?[9]
「男主外,女主內」實為一體兩面。女性主義早已指出,父權社會將男性化約成養家活口的工具性角色,將女性化約成照護家庭的情感性角色;此種嚴格的性別分工,厲聲痛斥著希望投身工作的女性及願想打理家庭的男性。在女性被迫填補男性的親職缺席,而受囿於私領域束縛時,男性也被「主外」的性別期待囹圄著,故難以更多地參與親職。當這樣的莫比烏斯之環成形,我們實在難以想像,在其中一方仍深陷性別分工的泥淖時,另一方如何能掙得徹底的解放。
由此觀之,親職環境對男性的排除,也就不讓人意外了。且不論整體現狀的不友善,即使公共照護或親職環境真能有幾分改進,當照護責任仍被視為「女性的責任」時,照護需求也就常被窄化成「女性的需求」——結果是,在社會開始將「女廁廣設尿布台」當成女性權益或友善親職的具現時,男廁卻理所當然地不需設置相關育嬰設施[10]。最終,這種硬體空間上的性別區隔,[11]又尷尬地鞏固了既定的性別分工。男人要不暗喜地兩手一攤,推托自己受限於設施缺乏,無可奈何,只能請女人自己處理更換尿布等育嬰工作;要不,只能憤憤不平地面對友善親職環境對他們的百般暗示:「嘿男人,都這麼不歡迎你了,還不懂男人最好不要自己帶小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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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空間的魔幻,讓自己好好被感動一番——當我們走入齊柏林空間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齊柏林空間最新特展《覓城》,以「候鳥視角」探訪城市的肌理,訴說一座座城市的美麗與哀愁。齊柏林空間自2019年4月啟用,至今已經舉辦了《見山》、《逐岸》、《映河》三檔展覽,累積近6萬人次參觀。
「城市,總是無怨無悔,接納來自四方的人,概括承受各種夢想。人與城,由無數自我構成;人與城,心跳同步,緊緊連動。」
吳念真在展覽預告片中,以溫暖樸實的配音,邀請大眾走進齊柏林空間特展《覓城》(The City, The Flâneur ),透過齊柏林導演的攝影作品,以「候鳥視角」飛越山巒,探索一座座城市的肌理,亦從嶄新的俯瞰視野,發現家鄉城鎮潛藏的心跳脈動。
城市,是人們共同生活的地方,包容形形色色的日常風貌。在本次齊柏林空間《覓城》特展中,觀者不僅能欣賞齊柏林導演為世人留下的作品,更可看見作家鄧九雲、設計師張溥輝、攝影師陳敏佳、社會學家李明璁等協同創作者,透過自身的觀察與詮釋,與齊導的攝影作品展開對話,並再次交織出不同風貌的故事。




在齊柏林空間展場中,閱讀齊導與協同創作者拍攝的一幀幀影像、深深刻下的一字一句,拼湊美麗島嶼的城市輪廓,一種美的感受在這個空間升起,讓觀者不禁感嘆與敬佩。當人們習於低頭、幾乎時時刻刻浸淫於數位虛擬世界,卻仍有一群人願意撐起一座齊柏林空間,以實體展覽的渲染力帶給觀者感動,背負重現齊導的攝影之夢、訴說山河海城市的故事、喚起人們對土地的重視等使命⋯⋯究竟是什麼帶給他們動力,讓這群人願意在淡水老街的古蹟洋房中亮起齊柏林空間的燈,持續為世人帶來感動的光火?
「當人們在一張照片前駐足許久」——透過空間策展,將意念傳達給觀者
「我發現,每一個人都會在一張照片前駐足許久。」
故事始於 2017 年,一場空難讓齊柏林導演離開了我們。當時齊導的親朋好友決定舉辦攝影特展,讓感念齊導的民眾能前往追思,短短三週便累積了將近十萬人參觀。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執行長萬冠麗回憶道,在齊柏林追思特展上,許多來觀展的民眾都會在影像作品前駐足許久,「觀眾看著齊柏林作品的眼神,到現在我都還記得。人們在齊柏林的每一幅作品中看見熟悉的、或不熟悉的台灣,以及尋找自己的家。」
萬冠麗接著說起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開端。「許多觀眾以為齊柏林就是電影《看見台灣》的導演,事實上齊柏林在空中拍攝25年,他是一個堅定且堅持的空拍攝影師,累積了大量尚未面世的攝影作品。所以他離開的時候,我們深深覺得應該要讓他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見,更重要的是看見齊柏林鮮為人知的那面——他的努力、他的熱情、他對工作的執著。」
齊柏林「為土地請命、為環境發聲」的遺志,以及25年對空拍堅持不輟的熱情,促成後人成立「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更感動了8,052位共建人慷慨支持,遂有了齊柏林空間作為基金會夥伴的基地。自2018年成立開始,基金會便持續整理齊柏林遺留的數十萬張空拍影像紀錄、進行數位典藏的任務;此外,也有系統地策劃不同主題的實體展覽,讓齊柏林的影像能量得以更深刻的傳達給世人。
「候鳥的人返航必經之地」——齊柏林空間選址淡水
許多人好奇的是,為什麼齊柏林空間選擇落腳淡水?萬冠麗表示,當時為尋找一處空間足夠、方便抵達、可承租的地點,一路找到了位於淡水老街的現址。巧合的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董事長歐晉德透露,淡水一帶的古色古香,正是齊柏林最喜歡的地方風光。
「齊柏林曾經和我說過,當他從海平面要飛回台北,映入眼簾的就是淡水小鎮。淡水,就是齊柏林每次返航進入台北市的轉折點。」
「這或許就是冥冥之中,齊柏林要帶我們來的地方。」歐晉德曾如此對萬冠麗說。
齊柏林空間最終於淡水老街落地,行人散步至此,首先可見一道白色的「燈・山」牆。遠觀可見仿若雪山的層巒疊嶂,近看則可發現牆上鑄刻著齊柏林空間共建計畫的8,052名贊助者姓名。這道共建牆的一磚一瓦,象徵民眾齊心守護環境的力量,亦是齊柏林空間要訴說的目標。
在齊柏林空間裡,還有一群深受齊導感動、願意付出行動的人,那就是展館服務志工。對他們而言,齊柏林空間是傳播環境教育意義的場域,也是讓志工能身體力行、貢獻影響力的所在。
例如導覽志工周明德、陳錦雪分享,儘管淡水對於台北市地區民眾或其他縣市遊客來說地處偏遠,但人們因為感念齊柏林導演的精神、又或是喜愛齊導的空拍作品,總是不辭辛勞,願意舟車勞頓來到淡水,在齊柏林空間慢慢地走、靜靜地看、細細地體會。而實體展場的魔幻能量,在細膩的攝影作品包圍、志工娓娓道來的故事之下,於焉展開,觀者唯有親身走入才能明白。


「我們班叫做齊柏林」——讓環境教育的種子飛入心中吧
齊柏林空間自 2019 年4月啟用,至今已經舉辦了四檔展覽,分別為《見山》、《逐岸》、《映河》、《覓城》,策展脈絡依循齊柏林生前提過的「山-海-河-城市-人」的方向,將齊柏林留給世人的大量空拍影像,於不同主題的策展計畫中正式公開,讓民眾從多種視角再次看見美麗台灣。
為了好好運用影像訴說土地的故事,齊柏林空間的每次策展,可不只是將影像陳列,事前必須有數位典藏的龐大工程支持,接著挑選作品,讓每一幀影像都能更有系統性、有故事性地被看見,向觀者傳達隱藏的意念。用心的策展民眾有目共睹,其中,2021年度特展《映河》更獲得德國紅點、日本Good Design、台灣金點等國內外設計大獎肯定。
除了獲得獎項青睞,齊柏林空間的環境永續精神,也吸引企業共同倡議。2020年底,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與全家便利商店合作,以公益零錢捐的方式,啟動「齊柏林空間・環境教育基地營」計畫,預計五年內邀請一萬名學生入館參觀學習,讓環境教育往下扎根。
在眾多走進齊柏林空間的學校團體中,特別讓萬冠麗印象深刻的是來自新竹市的竹光國中。由於竹光國中的學生可以為自己的班級取一個名字,因此有某一班級的學生便決定取名為「齊柏林班」。那天,「齊柏林班」來到齊柏林空間參訪,導師對於學生們的專注不禁感到驚喜——
「外頭熙熙攘攘的淡水老街這麼的吸引人,我以為孩子們會坐不住。但是我看到他們專注於欣賞作品、享受影像美景的神情,以及不捨環境被破壞的感嘆⋯⋯那種質樸而真實的反應,令我驚訝而感動,也更加覺得環境教育是不能等的。我很慶幸自己帶他們進入齊柏林空間,在心裡種下一顆種子。」


「讓空間去感動你」——從看見到行動,喚起人人心中的齊柏林精神
儘管齊柏林空間啟用不到一年,就遇上了2020年疫情大爆發,但疫情不只帶來危機,也帶來改變的可能性。萬冠麗分享,當時有YouTuber做了一集淡水旅遊節目,將齊柏林空間列入約會行程,沒想到因此吸引了許多年輕人來參觀,讓原先多以青壯年齡層民眾為主的齊柏林空間,擁有更多年輕族群的投入。而這也讓萬冠麗第一次強烈感受到,數位傳播與實體空間的合作效應。只不過,數位傳播的力量雖然不容小覷,但實體展覽空間仍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走一趟展覽空間,是會對你有所影響的。實體展場的溫度、影像策展的震撼,它會影響你的視覺,影響你的思維,影響你的心。必須透過這種方式,人們才會放在心裡面,才能真的開始感同身受去做一件事情。」
萬冠麗認為,打造一個空間讓人們進入、感受、體驗,才能創造數位載體所沒有的感動,進而促成實踐的可能。「所以,其實齊柏林空間成立的最大目的,是讓人們可以來這裡,能夠看見、認識、瞭解,最後才能夠有所行動。」

25年的空拍生涯,齊柏林導演為世人留下了10萬張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及1,000小時影片等大量影像素材。而看見·齊柏林基金一方面進行工程浩大的「數位典藏」,一方面經營齊柏林空間做實體展覽、環境教育,為的就是延續齊導遺志,讓影像持續發揮力量,貫徹「永續、札根、傳承、志業」的使命。
萬冠麗形容,數位典藏就像是「下水道工程」,是人們看不見,卻極度重要、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而齊柏林空間的存在,就是讓數位典藏的影像得以「被看見」,讓整理後的作品匯聚成河,讓感動流進人們心中,進而啟發人們為環境努力。
行過山、踏過海、飄過河,接著我們走進城市,走進《覓城》展覽中,跟隨齊柏林導演如候鳥一般的眼光,在原先所習慣的一切之上翱翔,發掘過去不曾見過的城市樣貌。
展覽時間|2022.12.28-2023.秋
展覽地點|齊柏林空間(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316-1號,得忌利士洋行後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