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女人自己想辦法照顧小孩，正是父權體制的自保詭計

友善親職，女人自己想辦法？

2016年3月5日，立委余宛如主張修正議事規則，開放立委及部會首長攜帶三歲以下幼兒進入議場就近照料，引起輿論譁然。反對者或質疑這項提案只圖利立委，卻忽略人民職場也需要落實托育；[1]或擔憂議會秩序將遭到破壞，家長也可能因為嬰幼兒的影響而無法專心工作。[2]贊成者則肯定此提案在友善親職與女性權益上的正面影響，指出受限於現行公共照護與托育措施的付之闕如，將幼兒帶進職場往往是不得不的選擇；[3]然而，也提醒「帶幼兒進職場」或「修改議事規則」只是象徵性的第一步，更重要的還是落實法規，改善既有的托育環境。[4]最後，也有原本質疑提案者，在反思後轉而肯認其重要意義[5]。

這個議題和男性解放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有關！因為，公共照護措施的匱乏，反映的正是整個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它既是父權開端，也是父權產物；它在性別不平等的氛圍中誕生茁壯，再回頭鞏固了育養自己的性別不平等。若我們認同父權體制同樣也箝制男性，那麼便不該天真地相信，男性可以豁免於公共照護不足所帶來的戕害。

「女人」「自己」想辦法：照護責任的個人化與女性化

從諸多的反對聲音中，我們不難拼湊出一段反覆出現的句型：「如果想專心照顧小孩，就全職在家照顧啊！」

這句話可能有很多變體，例如「請育嬰假時有想過會增加同事的負擔嗎？」、「上班的地方不是用來照顧小孩的地方」、「有本事生就要有本事自己養啊」……無論如何抽換詞面，它們最終指向同一套意識型態：「工作」與「家庭」必須清楚二分，而「照護」若隸屬於家庭範疇，自然是個別家庭的責任——於是，當你企圖帶入職場的照護對象是自己的家人時，就是在公私不分地擾亂這條拆分工作與家庭的樁界。

循此邏輯，照護責任被個人化了，扶老攜幼俱須乾乾淨淨地留在家內，半點不得帶至職場。問題是，並非每個家庭都有辦法支應這套照護期待。以往，為此苦惱的或多是處境邊緣的家庭，但在世代不正義與貧富差距日增的當代社會，愈來愈多家庭走向雙薪，不得不將勞動人力悉數投入有薪工作，才有辦法負荷生活開銷。此時他們赫然發現，要在工作之餘兼顧照護責任，竟是如此困難：保姆、看護等專業照護者所費不貲，至於可以免費（或低價）幫忙看照的親眷，就算不提托育久了難免感到不好意思，更大的問題是可能根本找不到這樣的人力[6]——

——這種困難，正好點出了女性在照護議題上，長久以來所面臨的困境。「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配置，讓女性必須分文不取地肩負起家庭照護責任；而且，這些工作因為無酬，向來被視為輕鬆瑣碎的簡單小事——直到我們必須為照護工作付錢時，才發現它的價值與沉重。

照護工作的緊咬不放，並未隨著女性爭取到工作權或投身有薪職場而消失。在許多人對男女薪資差距表示不以為然，認為「女性自己喜歡選擇簡單、彈性工時、可以早點下班的工作」時，或許需要先問問，那些爭取能否一邊工作一邊育幼的、分秒必爭地趕回家準備晚飯的、一旦加班或值班就要被責怪沒有盡到親職本分的、明明是家中經濟支柱卻被認為「只是在貼補家用」的，為什麼往往都是女性？

這正是所謂的「私領域束縛」：無論女性的工作成就再好，社會仍將「家庭」當成評斷她的唯一重點——是不是個好母親？好老婆？好女兒？而所謂的「好」，就是盡到「主內」的本分。[7]意即，當男性一邊工作便能一邊實踐父職期待時，職業婦女則必須蠟燭兩頭燒，挪出額外精力打點那些被社會認為是「家庭內」的事項，才算盡到母職。

那又干男人屁事？父權體制的自保詭計

如此看來，「公共照護」似乎仍只是女性的議題，和男性無關。然而，當女性無法將身上的父權期待抖落時，「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配置，便難以徹底動搖。對男性而言，這正代表了他們不可能置身事外：

首先，性別配置延續一日，男性就一日無法達到真正的性別解放。我們不妨先想想一個情境問題：有一對育有兩名稚齡子女的夫妻，男方月薪四萬，女方月薪三萬，保姆日托費用每個月共計三萬。如果是你，會商議其中一人辭職自己帶小孩嗎？如果會，辭的人是誰？——比較常見的選擇是女方，為什麼呢？扣除掉「媽媽和小孩比較親」、「母親親自帶比較好」一類的理由後，[8]答案常簡單地讓人訝異：機會成本，因為女方賺得比較少。那麼，女方賺得比較少，單純是因為女方「自己不爭氣」嗎？或者，這樣的現象是否正是性別不平等的結果，和前述私領域束縛、「女性工作只是貼補家用」的迷思甚至整個教育結構有關呢？[9]

「男主外，女主內」實為一體兩面。女性主義早已指出，父權社會將男性化約成養家活口的工具性角色，將女性化約成照護家庭的情感性角色；此種嚴格的性別分工，厲聲痛斥著希望投身工作的女性及願想打理家庭的男性。在女性被迫填補男性的親職缺席，而受囿於私領域束縛時，男性也被「主外」的性別期待囹圄著，故難以更多地參與親職。當這樣的莫比烏斯之環成形，我們實在難以想像，在其中一方仍深陷性別分工的泥淖時，另一方如何能掙得徹底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