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鈞斯《異見者》:不要信任那些高談闊論「我們」的人

希鈞斯《異見者》:不要信任那些高談闊論「我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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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總之,別讓任何黨派或組織替你思考,不論那些團體的志向有多麼崇高。不要信任那些高談闊論「我們」的人,或任何以「我們」之名發聲的人。若你發現這種腔調正不知不覺滲入自己的語言中,就要質疑你自己。

文:克里斯多福・希鈞斯(Christopher Hitchens)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一項重大矛盾。那些受反對派活動或精神吸引的人,往往是叛逆或獨立的類型,當中最優秀者則都受到對他人的關切和超越小我的理想、運動所驅策。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期間,許多偉大的普羅米修斯式個人主義者,都對社會主義的理性和正義堅信不疑(我想到的道德和智識上的代表人物有安東尼奧・葛蘭西卡爾・李卜克奈希尚・饒勒斯、狄米崔・圖佐科維奇、詹姆斯・康諾利尤金・德布斯等。若你不曉得他們的生活和事蹟,那是你的損失)

如果要作個總結,我這輩子大多數時候應該算是個謙遜的戰鬥者。我之所以這麼說,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不得不承認,我的那個時代很可能已經過去了;第二個原因—在這裡更為緊要—則是,這段養成會教人心甘情願為「更大的利益」(the greater good)效力。

這絕非某些人所謂的「絕對性抵觸」(absolute contradiction)。社會主義的敵人們從未停止譏諷社會主義對組織化和一致化的堅決反抗。事實上,社會主義的歷史, 真實無誤地寫著許多攻破工廠和貧民窟「棚屋」(barrack)體制的偉大時刻(在那種地方,人類是真的被當作機器對待),更不用說,它也努力對抗舊世界的另外兩大特徵: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此二者都對人加以整編和徵用,將其當作財產,或是大型實驗的實驗品。社會主義運動促成了普遍選舉、對剝削的限制,以及殖民地的獨立、君主國人民的解放。當它成功時,人們可以引以為榮;當它失敗時—譬如設法阻止一戰與後來試圖遏止法西斯主義的努力—人們可以光榮地為其失敗表示遺憾。

然而,大家都知道—只是通常不會如此陳述—有另外一大票人物(和日期、地點)標誌了第一和第二國際如何墮落為第三國際。而且,某些浪漫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我或許可以算是其中一種)甚至曉得這一切跟第四國際的關係。這部分需要另一本書的篇幅才談得完。這裡讓我們只談當時一群不為人知的傑出人物,從安德魯・ 寧、維克多・塞爾吉到C・L・R・詹姆斯,他們代表一個失落的世代,其異議和反抗主要是在所謂的「左派」內部進行,甚至是與之對抗(學校也不會教你這些,但歐威爾和托洛茨基筆下最好的文字唯有作為這個封閉傳統的一環才能被理解)。

這同一群人不肯放棄那些最初吸引他們投身這場奮戰的那些原則,卻在後來遭到抹滅,被誣蔑為只是故作姿態的「個人」,而且甚至還敢違抗「歷史」。這裡我們不深談「歷史」,只需要知道:作為一種主體性力量(subjective force)時,歷史對於那些當年的迫害者和劊子手都非常不客氣。你該記得的重點是:在緊要關頭下,這些英雄並未比黑暗時代的前輩擁有更好的道德羅盤,能倚靠的只有他們自己的良知與歷史唯物論準則。

當歷史唯物論被套用在道德和社會事務上,重點一直都是:它證明了許多不幸福、不正義和不合理,都是人為的。那些所謂「神所賜予的」環境或形勢,一旦籠罩它的霧翳被撥開,人們便會發現:決定容許這些情況存在下去的,從頭到尾都是—人類自己。幸好,(至少)西方世界在此一發現後踏上了「不歸路」,再不回頭。若你去查閱不過才一世紀之前的書籍和評論,看看那些在馬克思主義冒出來之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絕對會大吃一驚。宿命論和愚信還只是小事,恐怖的是和功利主義聯手的犬儒主義。別讓自己忘記這一切,而且要試著借鑑前人在當時奮戰的艱苦經驗。

總之,別讓任何黨派或組織替你思考,不論那些團體的志向有多麼崇高。不要信任那些高談闊論「我們」的人,或任何以「我們」之名發聲的人。若你發現這種腔調正不知不覺滲入自己的語言中,就要質疑你自己。對安穩和多數的追求, 並非總是等於團結;它也可以是讓異議言論噤聲的共識、暴政專制、集體主義型態之一的部落主義(tribalism)。永遠都不要忘記:即便世上有「群眾」可以召喚,有「人民」可以頌讚,但他們絕對都得由「個人」組成。請跟你內心的尤塞恩保持友好。

在前面的某一封信裡,我答應你要談談「基進」。這個詞雖然也有點被用爛了, 其實它有很棒的「身世」:除了有偉大的湯瑪斯・潘恩曾經提到「把斧頭往根部砍去」, 還有「基進」這個字的重點在於它可以說是源自「根」這個字。一方面來說,潘恩本人很出色地展現了其意義;他看出十三殖民地的痛苦根源正是英國漢諾威王朝, 並在美國大多數的未來領袖仍支持君主制並主張跟英國保持關係之時極力主張獨立。另一方面—這不是我愛用的措辭,除非是用在菲蕾的自傳上—參與法國大革命的經驗讓他知道,狂熱和狂熱份子,以及所有自認掌握真相並有權將之強加於人者,可以有多麼危險。

事實上,人們對潘恩的最崇高評價,在於他曾經希望法國大革命可以再溫和一點、人道一點,而美國革命可以更徹底、更深刻(廢除奴隸制和善待印第安人),但是就某些方面來說—這部分被他與艾德蒙・伯克的論戰給模糊了—這一切使得他看來像個保守派。他確實終其一生都反對「大政府」(big government),而且不只是反對君權和神權下的。反觀伯克,雖然他支持托利黨和王室的利益,卻大力擁護美洲殖民地的權利、被東印度公司掠奪和欺負的孟加拉族,以及他的愛爾蘭同胞。藏身革命隊伍之中的「反革命份子」,已因無數次肅清和擺樣子公審而成了我們熟悉的形象,但是在明顯的反革命陣營裡,其實亦可發現許多可敬的基進份子和革命份子。「基進的保守派」並非自相矛盾的說法。

年輕時,我熱衷於反越戰,直到今天我也仍希望當年能為反越戰運動付出得更多。在我這個世代,有許多年輕美國人因為徵兵制而痛苦。我曾參與協助他們的反抗, 而且我很清楚知道,說他們主要是擔心自己的性命安危,完全是一種誹謗—好吧, 「幾乎」完全是在誹謗,畢竟我這個世代的年輕美國人當中,確實有個只顧自己的逃兵:比爾・柯林頓。在許多人眼裡,徵兵的重點是它在理論上來說是全體的事,因此閃兵或逃兵形同把責任推到其他人身上。這種想法嚴重衝擊的是社會地位較具優勢的人。這些人反對戰爭的立場,與他們對於民權運動、「反貧窮戰爭」的支持是一致的。

事實上,他們的良知被整個社會「集體化」了(但這絕對不是我們當時會用的講法)。不論當時或現在,我都認為那些抵制徵兵的人是對的,不論其方式為焚燒兵單、坐牢或避走他鄉。因為,當你「自己的」政府正在參與一場不義且蒙蔽世人的戰爭,你有義務加以反對和阻撓,並且站在受害者那邊。

不過,我一直到很後來才意識到,徵兵制之所以被廢除,是某些甚至不太反戰的人爭取來的。尼克森總統成立委員會來審議此事,成員包括《資本主義與自由》這位極端自由主義者(ultralibertarian)的助手。這兩人合力說服其他委員們相信:徵兵是國家權力的無理延伸,是一種無差別課徵,也是一種(傅利曼的用語)「奴役」。於是,當我和其他人在街頭打著紅旗和「越南民族解放陣線」旗幟奮戰時,那些自由市場的使徒正在密室推動我們的要求。這對我們雙方而言可能都是很反諷的事。我之所以在這裡跟你提起,是因為直到現在仍有一些自由派人士和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強制徵兵是一種社會計畫,不但有益靈魂,還有助於促進平等、交流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異見者:致憤怒的青年世代》,漫遊者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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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多福・希鈞斯 (Christopher Hitchens)
譯者:陳義仁

沒有人比希鈞斯更清楚「爭論」(disagreement)對於促使公眾人物言行一致、知情討論、真正的進步,以及民主本身的重要性。

在希鈞斯的心目中,左拉、歐威爾等老式的基進主義者是「高貴的異議份子」,而他們過去面對的局面,從來不曾在人類社會消失。希鈞斯以「不群不黨的獨行俠」(Maverick)自期,在《異見者:致憤怒的青年世代》中提出給青年人的最真切建議:要當一個無休止的現狀挑戰者,需要具備人格一致性(integrity),必須能聰明地談問題,更要有社會進步的觀念,在批判中探究真實。

從參與68學運的憤怒青年,到成為尖銳揭發世界級聖人德蕾莎修女偽善面目、公開指控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犯下戰爭罪的當代最狂、最好戰評論家暨知識份子,希鈞斯在本書中,從他畢生實踐異見者理想的經驗出發,以一封封寫給青年X的信,帶領所有不滿世界與社會現狀的「反對者預備軍」探討:

  • 成為異見者,將面對的最大阻力是什麼?

每個時代都有人認為「更大」的善——例如組織或社群團結、社會和諧——應該優先於正義。

人民作為一個群體,比構成該群體的個人智力還低。作為一個整體,人類很容易控制,從而構成多數人暴政。異見者可能背負「背後捅刀」或「給敵人彈藥」的措辭反撲,面對墮落、背德、個人主義、不顧大局、不忠誠、背叛等社會病態指控。

  • 身為異見者,相信衝突的正面意義

只有讓各種思想和原則公開衝突才能使得事情明晰。衝突或許很痛苦,但無痛的解決方案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存在。追求那種方案是把鴕鳥尊奉為神,只會導致無腦又無意義的痛苦後果。

異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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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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