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破與變》: 葡萄牙人將澳門從不毛之地變成「東方第一商埠」

《晚明破與變》: 葡萄牙人將澳門從不毛之地變成「東方第一商埠」
Photo Credit: Câmara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得到澳門貿易的許可,一直到一六四○年,將近一個世紀,葡萄牙獨占了歐洲與中國間、日本與中國間、南洋與中國間的多邊貿易。以澳門為中心的海外貿易,輸出的大多是生絲、絲織品、棉布、瓷器等質優價廉的中國貨。

文:樊樹志

「東方第一商埠」——澳門

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在中國的澳門獲得了一個可靠的基地,一五七一年在日本的長崎得到了另一個基地。此後,這一獲利頗豐的貿易便達到其鼎盛時期。正是在葡萄牙東方貿易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澳門從一五八○年代進入了繁榮的黃金時代,一直持續達半個多世紀。廣東巡按御史龐尚鵬說:「近數年來,(夷人)始入濠鏡澳築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夷眾殆萬人矣。」

從一五六一年到一五八○年,澳門由五百多人增長至兩萬多人,商業欣欣向榮,迅速向海港城市發展。到一六三五年,澳門已經號稱「東方第一商埠」,在這裡出現了中國最早的西式洋房、醫院、學堂、教堂,以及早期的火炮、船舶、鐘錶的製造工業,都是在澳門開始的。正如龍思泰所說:「葡萄牙人在印度殖民地,策劃將整個貿易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們達到了目的,在近一個世紀的時期中,獨自享有許多亞洲港口與里斯本之間的通商利益。他們在澳門的不毛之地定居下來,在七八十年的時期中,獨占著中國市場⋯⋯(葡萄牙)商人們大體上幾乎獨占了整個日本、亞洲與歐洲的貿易而洋洋得意。」

澳門逐漸成為溝通東西方經濟的重要商埠,不僅是晚明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而且是葡萄牙—印度—中國—日本貿易航線的重要樞紐,對於葡萄牙人而言,這是一條十分有利可圖的航線。原因是顯而易見的:第一,由於東南沿海的倭患,中日之間的正常貿易中斷,使得葡萄牙人長期處在獨占中日貿易的優越地位;第二,葡萄牙人可以通過澳門這個窗口,直接從中國內地大批採購生絲、絲綢等中國特產,這些中國特產極受日本歡迎,可以在日本高價出售;第三,中國以白銀為通貨,銀價較高,日本盛產白銀,又以黃金為通貨,白銀對黃金的比價遠低於中國,葡萄牙人可以利用金銀的差價,把中國的黃金以及其他貨物換取廉價的日本白銀,再用日本白銀購買中國貨物,轉手倒賣給日本,獲取巨利;第四,歐洲同樣酷愛中國的絲綢、瓷器,以及其他遠東特產,從澳門經由印度運回葡萄牙出售,帶來豐厚的利潤。

有鑑於此,葡萄牙人以澳門為中心,來安排遠東的貿易活動。每年五、六月間,他們乘坐中日貿易船隊司令指揮的大帆船,順著夏季的西南季風,從果阿啟航。這種大帆船載重量為六百—一千六百噸,載客量為五百—六百人,船上裝載胡椒、蘇木、象牙、檀香等印度特產,以及產於美洲經里斯本輾轉運來的白銀貨幣。在抵達澳門的近一年時間裡,他們把船上裝載的白銀和貨物,都換成中國的生絲、絲綢、黃金、鉛、錫、水銀、糖、麝香、茯苓、棉紗、棉布等貨物。第二年初夏,他們乘著季風前往日本。起初入泊於平戶、橫瀨浦、福田浦等口岸,從一五七○年開始,長崎成為葡萄牙對日貿易的固定商埠。在日本,他們把生絲、絲綢、黃金等中國貨以高昂的價格迅速脫手,然後帶著大量日本白銀與少量日本貨,乘著同年秋天的季風返回澳門。抵達澳門後,他們用日本白銀大量收購中國生絲、絲綢、瓷器以及其他商品,在第三年秋天,乘著季風返回印度果阿。這樣形成的每一個環節:果阿—澳門,澳門—長崎,長崎—澳門,澳門—果阿,都可以賺很多錢,整個過程可以賺取十多萬塊金幣(相當於十多萬西班牙銀幣比索)。

就這樣,中國捲入了全球化的遠洋貿易之中,西方學者把它概括為「絲—銀對流」,這種特徵此時已經初露端倪。十七世紀末的蘇薩(Fariay Sousa)在《葡萄牙的亞細亞》一書的「澳門條」寫道:這裡是中華帝國最繁盛的港口,葡萄牙人獨家經營,每年五千三百箱絲織物,每個淨重十二盎司的金條三千二百個,七筐麝香、珍珠、砂糖、瓷器。要之,絲織物、黃金、瓷器等是中國運往歐洲的主要貨物。為此,葡萄牙人向中國輸入的是南洋特產和歐洲的毛織物,以及印度的琥珀、珊瑚、象牙、白檀、銀幣,更多的是胡椒。著名的《林斯霍頓旅行記》,在〈一五八二年里斯本出發〉一節中所寫的銀幣,就是墨西哥鑄造的西班牙銀圓,是當時歐洲以國際信用而流通的貨幣。這些銀幣經由印度、南洋流入中國,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明末。一份一六三七年的文書說,從墨西哥經過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白銀數量巨大,不僅如此,從墨西哥走私到西班牙的白銀,轉移到英吉利人、法蘭西人、荷蘭人、葡萄牙人之手,然後再由葡萄牙人輸送到印度,最後流向白銀的集中地中國。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絲綢向日本輸送,每年因此流向中國的白銀有二百多萬兩。百瀨弘說,從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得到澳門貿易的許可,一直到一六四○年,將近一個世紀,葡萄牙獨占了歐洲與中國間、日本與中國間、南洋與中國間的多邊貿易,從而獲得巨額商業利潤。一六○七年在西班牙—葡萄牙的首都馬德里的大官會議上,某官員在談及澳門貿易時指出,在今日狀態之下,以下一事究竟對我帝國有利還是不利?應該慎重考慮,那就是:為了從那個地方輸送來不太重要的貨物,每年送往印度數以百萬計的西班牙銀圓。所謂向印度運去數以百萬計的西班牙銀圓或許過於誇張,但是其中的半數流入了中國則是毫無疑問的。

以澳門為中心的轉口貿易,把中國捲入全球貿易的網絡之中。澳門成為溝通東西方經濟的重要國際商埠,葡萄牙人操縱了以澳門為中心的幾條國際航線。

澳門—果阿—里斯本之間的遠程貿易

葡萄牙人的大帆船把中國的生絲、絲織品、黃金、銅、水銀、麝香、朱砂、茯苓、瓷器等貨物,從澳門運往果阿,再由果阿運往里斯本。其中數量最多的貨物首推生絲,一五八○年至一五九○年,從澳門運往果阿的中國生絲三千擔,價值白銀二十四萬兩,利潤白銀三十六萬兩;一六三六年從澳門運往果阿的生絲六千擔,價值白銀四十八萬兩,利潤白銀七十二萬兩。從果阿運回澳門的貨物,有白銀、胡椒、蘇木、象牙、檀香等,而以白銀為大宗,即以一五八五年至一五九一年為例,用生絲和其他貨物換回澳門的白銀達九十萬兩。這些白銀是墨西哥、祕魯出產的,由西班牙、葡萄牙商人運至塞維利亞和里斯本,再從那裡運往果阿,以至於當時的馬德里商人說:葡萄牙人從里斯本運往果阿的白銀,幾乎全部經由澳門流入中國了。十七世紀,一艘葡萄牙商船從澳門駛向果阿,裝載的貨物中,數量最大的是生絲與絲織品,其中有白絲一千擔,各色絲綢一萬~一萬二千匹。每擔白絲在澳門的售價僅為白銀八十兩,運到果阿後的售價高達白銀二百兩,利潤率達二五○%。此外還有大量染色的生絲與瓷器運到歐洲,利潤率高達一○○%至二○○%。葡萄牙商人在這種遠程貿易的利潤是驚人的。

臺灣學者李隆生的研究表明,葡萄牙船隻載運木材、深紅色衣料、水晶和玻璃製品,每年四月或五月離開果阿前往澳門,中途常在馬六甲停留,把部分貨物換成香料、蘇木、鯊魚皮、鹿皮,如果趕得上季風,可於同年六月至八月間抵達澳門。從澳門返航的船隻,裝載中國的絲貨、麝香、珍珠、瓷器等商品,抵達果阿時,一部分商品在印度當地銷售;一部分運到霍爾木茲,供應阿拉伯世界;一部分運到里斯本,供應歐洲市場。一六○○年前後,每艘由澳門駛往果阿的葡萄牙商船,載運的貨物中,生絲占商品總價值的三五%,絲織品占商品總價值的二五%,兩者合計占六○%。每年可能有一到三艘葡萄牙商船來往於澳門與果阿之間。每年約有價值四十萬兩白銀的中國商品(其中絲貨價值二十四萬兩),由澳門運往果阿,毛利率約為一○○%,甚或更高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條航線上,葡萄牙的官方貿易額與私人貿易額之比為七:九三,私人貿易占絕對優勢。

1200px-Portugal_Império_total
Photo Credit: The Ogre Public Domain
葡萄牙殖民地分布圖(1415-1999年)。
澳門—長崎之間的遠程貿易

葡萄牙人以澳門為中心來安排遠東貿易,每年五月至六月,他們的大帆船順著夏季的西南季風從果阿啟航,裝載著印度等地的貨物:胡椒、蘇木、象牙、檀香以及白銀,抵達澳門,把貨物出售,用白銀買進中國的生絲、絲織品、棉紗、棉布等,於第二年初夏前往日本長崎,出售貨物後,換回日本的白銀及其他商品,順著秋季的季風返回澳門,再在澳門用白銀買進中國的商品,在第三年秋天返回果阿。因為這樣的關係,博克瑟把一五五七至一六四○年稱為澳門與日本貿易的時代。

據日本學者研究,葡萄牙和日本的最初接觸,是葡萄牙船漂流到種子島的一五四三年,一五四六年至少有三艘葡萄牙船來到九州。當時葡萄牙還沒有獲得在中國的穩固基地,因此葡萄牙船直接從印度的果阿駛向日本,大約要花十七個月時間。葡萄牙船在薩摩的港口出入,為了謀求貿易更有利的地方,一五五○年來到博多附近的平戶,一五七九年選擇了長崎。葡萄牙人在日本與中國之間從事轉口貿易,一方面把中國的生絲、絲織品等貨物運到日本,另一方面把日本的白銀帶回澳門,用這些白銀購入中國的生絲、絲織品等貨物,再運往日本,如此循環往復。日本對中國的生絲需求量很大。從戰國時代以來,由於國內統一,社會秩序漸次恢復,生活安定,各地的機織業勃興,大內氏城下町山口的機織業名聞遐邇,最大的機織地莫過於京都的西陣。十七世紀初,日本的生絲總需求量約為三、四十萬斤,幾乎完全仰賴葡萄牙人從中國運來。由於明朝嚴厲打擊倭寇,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走私貿易趨於斷絕,從澳門前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獨占了與日本的貿易,因而被稱為長崎貿易的獨占時代。

一六○○年前後,一艘葡萄牙商船從澳門運往長崎的中國貨物,其數量、價格、利潤率都有紀錄,極有個案價值,由此可以清楚看到當時澳門—長崎貿易的一般狀況。請見下表:

  • 表一:一六○○年前後澳門—長崎貿易狀況一覽表
貨名 數量 進貨價格(銀) 日本售價(銀) 銷售收入(銀)
白色生絲 500-600擔 80兩(擔) 140-150兩(擔) 79,750兩
絲線 400-500擔 特級140兩(擔) 370-1400兩(擔) 共86,250兩
普通55-60兩(擔) 100兩(擔)
次品40兩(擔) 90兩(擔)
綢緞 1,700-2,000匹 1.1-1.4兩(匹) 2.5-3.0兩(匹) 5,088兩
黃金 3,000-4,000兩 5.4-6.6兩 7.8-8.3兩 28,175兩
棉紗 200-300擔 7兩(擔) 16-18兩(擔) 4,250兩
棉布 3,000匹 0.12-8.50兩(匹) 0.23-17.0兩(匹) 14,816兩
150-200擔 40-53兩(擔) 90兩(擔) 15,750兩
2,000擔 3兩(擔) 6.4兩(擔) 12,800兩
500-600擔 12兩(擔) 22兩(擔) 12,100兩

資料來源:李隆生,《晚明海外貿易數量研究——兼論江南絲綢產業與白銀流入的影響》,頁八六,表三一五。黃啟臣、鄧開頌《明清時期澳門對外貿易的興衰》,《中國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據統計,崇禎時期每年由澳門運往長崎的中國商品的總價值都在白銀一百萬兩以上,其中崇禎十年(一六三七)為二百多萬兩,有時甚至超過三百萬兩。生絲在其中占很大的比重,例如崇禎八年運往長崎的生絲達二千四百六十擔,以每擔售價白銀六百~一千兩計,總價值達白銀一百四十七萬六千~二百四十六萬兩。利潤率大多在一○○%以上。棉布的利潤率更是高達一七七%~一八六%。這也印證了法國年鑑派學者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的論斷:「遠程貿易肯定創造出超額利潤:這是利用兩個市場相隔很遠,供求雙方互不見面,全靠中間人從中撮合而進行的價格投機。」

澳門—馬尼拉之間的遠程貿易

這種貿易時而表現為澳門的葡萄牙當局和中國、日本、印度支那之間的貿易競爭形式,時而又以相互補充的形式出現。正如博克瑟所說:「南中國海兩個伊比利亞殖民帝國(引者按:指葡萄牙、西班牙)所屬中轉港相互之間在協同競爭中並存。」 一五八○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兼任葡萄牙國王後,托馬爾議會通過了禁止兩個中轉港之間的貿易協定,形勢趨於複雜化。一六一四年上半年,荷蘭對這兩個海上帝國構成了威脅,這項禁令才稍有鬆動,但兩國間的貿易仍處於禁止狀態。一方面,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希望能同馬尼拉進行貿易,因為西班牙商船把西屬美洲生產的白銀從阿卡普爾科運到了馬尼拉,他們不希望西班牙商船直接到中國、日本、澳門進行貿易。另一方面,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不喜歡花太大代價通過澳門中介,更喜歡直接同中國日本進行貿易。不過儘管有禁令限制,澳門與馬尼拉兩個中轉港之間的正式或非正式貿易始終未曾中斷。

從一六一九年到一六三一年,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貿易幾乎被澳門的葡萄牙人所壟斷,澳門成為中菲貿易的主要通道。從澳門啟航的商船,乘著冬季的北風駛向馬尼拉,第二年五、六月間,乘著夏季的西南風從馬尼拉返航。澳門運往馬尼拉的商品有日本貨、印度貨,最多的是中國貨,主要是生絲、絲織品以及棉布、瓷器、食物、家具、鐵鍋等。這些中國商品的一部分供應菲律賓當地居民,大部分(如生絲、絲織品、棉布、瓷器等)由西班牙的馬尼拉大帆船運往墨西哥。西班牙人從墨西哥運回的主要是銀幣,通過葡萄牙人從澳門採購中國商品。據估計,一六一九年到一六三一年,每年從馬尼拉輸入澳門的銀幣約為一三五萬比索。和澳門—長崎貿易一樣,澳門—馬尼拉貿易也為葡萄牙人帶來了巨額利潤,這兩個中轉港之間的「絲—銀對流」一個來回,葡萄牙人能夠賺取百分之百的利潤。澳門因此而更加趨向繁榮。

此外,還有澳門—東南亞的貿易。約從一六三○年起,這條貿易路線開始顯得重要,每年都有一、二艘葡萄牙商船往返於澳門與東南亞之間。到了約一六四○年,由於澳門—果阿、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航線受到嚴重打擊,這條航線成為澳門的生命線。

無論是哪一條航線,以澳門為中心的海外貿易,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輸出的大多是生絲、絲織品、棉布、瓷器等質優價廉的中國貨,輸入的除了少量各地土特產,大量的是為了彌補貿易逆差的白銀貨幣。中國捲入全球化貿易浪潮的這一特點,引人注目,值得細細探究。

相關書摘 ▶《晚明破與變》:江南的奢侈風尚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晚明破與變:絲綢、白銀、啟蒙與解放,16-17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聯經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樊樹志

《晚明破與變:絲綢、白銀、啟蒙與解放,16-17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從全球化的角度來解讀中國的歷史與社會變遷,是樊樹志五十餘年明史研究,以及對中國歷史思考的結晶。在進一步推進晚明史研究的同時,提出了新的見解──「晚明破與變」是中國歷史發展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它是晚清以後中國社會發生顛覆性大變局的思想和文化潛源。

樊樹志以宏闊的學術視野,結合細緻入微的考證爬梳,在諸如「倭寇」問題、西學問題、東林及復社問題上,澄清了諸多誤解,還原了歷史的真相。作者同時高屋建瓴地指出,以徐光啟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是中國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更透過彰顯瞿汝夔與耶穌會教士的交誼與成就,填補學界歷來將明代天主教之所以成功,僅僅歸功於徐光啟、李之藻與楊廷筠這「三大柱石」的疏漏。

樊樹志的語言通暢淺近,將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轉化為雅俗共賞的歷史敘述,既推進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也為讀者提供了一本系統了解晚明社會發展的簡明通史著作。

getImage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