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在非洲正面對撞的「法紹達事件」,差點讓一戰提早到來

LeCommandantMarc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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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事件造成一個很常被忽略的影響,那就是法國因此少打一場完全沒有勝算的國際大戰。剛進入十一月,法國內閣正式召回馬爾尚,等於實質上放棄對上尼羅河的權利主張。之後的外交和解,確立了埃及與蘇丹都是英國的囊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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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Lawrence James

真正讓哥迪踢到鐵板的,是法國的反撲。從一八八二年埃及政局變天到一九○四年的英法友好協約(Entente Cordiale)為止,英、法都一直是水火不容的死敵,兩造一路從西非鬥到上尼羅河地區。在雙方僵局的背後,你可以看到政客與記者投射出極端愛國主義的身影。   

法國自認處於守勢,而且覺得眼前橫著的是個存心要阻礙其在非洲發展的狡猾敵人。一八九○年代當過幾任外交部長的加布里埃.安諾托(Gabriel Hanotaux)認為自己的祖國是被大型陰謀論鎖定的目標。當時英國除暗地裡謀劃要竊取葡萄牙的財產,也設法要在埃及落地生根,還有就是想要推翻由波耳人建立的諸共和國

更糟糕的是,安諾托宣稱英國在擬定「一個發想、一宗雄圖大略、一項無愧於莎士比亞同胞身分的壯舉⋯⋯一條從開普到開羅的鐵路」。另外按照安諾托的觀點,英語也是英國這個雙面人說一套、做一套的幫凶,「英文只知道答應,卻什麼都不解釋」。

英國的內閣大臣、公務員與記者把姿態放得很高,他們是不定期發作的「恐英症」來源,也是法國人有被迫害妄想跟容易歇斯底里的證明。一八八三年,《泰晤士報》把法國比擬是無所事事又難以管教的小兒。該報說法國「老愛在世上一些無主的角落裡自娛自樂」。   

法國帝國主義者的灰暗想像,在諸多謠言的烘托下顯得煞有介事。一八八四年,塞內加爾總督譴責「英國的威脅利誘」是地方勢力反抗法國的主因。同時間不斷有未經證實的消息傳出說英國私運槍砲給黑人部落。在這許多繪聲繪影的說法中,最令人難以置信是一八九八年,有人指稱英國動員兩千名祖魯人到奈及利亞來幫助英軍驅逐位在波爾古地區的法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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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Edward Linley Sambourne @ public domain
主題是英國興建開普到開羅的鐵路的政治漫畫

這些祖魯戰士或許子虛烏有,但貨真價實的是一八九六到一八九八年的一系列危機。英、法這時期爭的是尼日河沿岸某地區的所有權,須知兩國的青壯派軍官正在那兒爭著跟土著簽合約,雙方為了「爭業績」而勢如水火。

時任殖民事務大臣(Colonial Secretary)的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為此非常緊張,於是便下令把電報線從拉哥斯延長到魯嘉在西非護境軍位於傑巴(Jebba)的前進基地。他的法國對手安諾托也十分不安於「個案軍官的火爆脾氣造成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法國軍官在塞內加爾籍地陪的偕同下進入村莊,行禮如儀地升起旗幟,然後英國軍官也會與豪薩、猶魯巴族士兵升他們的旗。雙方得到的命令都是不能示弱,但也得避免挑釁。   

擦槍走火最終沒有發生,但兩造巡邏時總會狹路相逢,彼此叫囂在所難免。一名由印度調來的英國軍官詹姆士.威爾考克斯(James Willcocks)上校回憶說法國最終還是朋友。「雖然關係充滿張力,我們跟法國人的言詞交鋒也一副風雨欲來、雷電交加的模樣,但其實我們對法國人並沒有敵意。相反地,只要沒有勤務在身時……我們都是好朋友、好同志。」

法國聖西爾軍校(St-Cyr)與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Sandhurst)的校友會在營火邊並肩而坐,抽雪茄的抽雪茄,並且你拿酒敬我的英國聯邦旗,我也舉杯回敬你的法國三色旗。隨著酒過三巡,蘇格蘭威士忌與法國干邑舒緩了在非洲前線的英、法關係,於是兩邊的政府也就同意奈及利亞與法屬西非的邊界劃定,而那也就是如今奈及利亞與貝南共和國(Benin)的國界。   

一八九八年的「法紹達事件」(Fashoda incident)是英、法間比較嚴重的衝突,主要是英、法的戰略走向在此正面對撞。英國在全球層次上的國家安全有賴於掌控埃及,而埃及的經濟命脈又繫於尼羅河,因此對英國來說,整條尼羅河的主權必須寸土不讓。白尼羅河上游流域也是法國擴張主義者所垂涎的地方,因為他們也希望此處可以成為法屬撒哈拉帝國繼續成長而觸及的東緣。法國只要在南蘇丹順利立足,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開始興建其從達卡(Dakar)到吉布地(Djibuti)的非洲橫貫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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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domain
1898年的非洲勢力分佈,黃色為英國,紅色為法國

英國對法國在尼羅河上建立據點絕對是零容忍,於是在一八九五年,愛德華.葛雷(Edward Grey)爵士以外交事務次官之身分公開警告法國不得妄入該區域,否則就會被視為「不友善的行為」。隔年,一支英埃聯軍浩浩蕩蕩地在將軍賀伯.基奇納(Herbert Kitchener)爵士的率領下開啟對蘇丹的蠶食征服之旅。   

一小群法國內閣部長、資深軍官與殖民地官僚在經過閉門磋商後,決定法蘭西可不能被英國給嚇倒。他們精心策劃了法紹達計畫,希望藉此能讓法國在上尼羅河的存在感大增。他們這麼做算是下了重注,但只要能贏,那麼英國獨占地區控制權的計畫就會翻船,而法國的力量便能橫跨上尼羅河兩岸,進而讓在埃及的英國人如坐針氈。   

從一開始,法紹達計畫就是一場豪賭、一步險棋。馬赫迪分子的地盤上有至少五萬大軍,基奇納正帶著一萬五千名軍力向南奔來,而法國派駐在尼羅河邊插旗,並主張法國擁有數千平方英里沙漠與沼澤主權的人數,竟然連一百五十人都不到。法國這百餘人的分遣隊由尚-巴蒂斯特.馬爾尚(Jean-Baptiste Marchand)上尉指揮,而做為一位三十來歲,而且在非洲諸猛將麾下有過實戰經驗的軍官,他在法紹達等待一批人數更少的使節團。會師之後,馬爾尚會保護這批人到吉布地與阿比西尼亞皇帝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II)會面,目的是說服阿比西尼亞與法國結盟。

巴黎當局可能覺得此舉聰明絕倫,但事實證明卻是災難一場。馬爾尚的縱隊在從法屬剛果出發,歷經十四個月的長途跋涉後,終於在一八九八年的七月抵達蘇丹東南部,白尼羅河畔的法紹達,期間他曾經騎著實心輪胎的腳踏車前進。到達之後,馬爾尚上尉便捲起袖子建立「實質主權」:三色旗被升上急就章重建成的馬赫迪軍河畔堡壘上,而法方也與在地的酋長們簽下一份份協議。到了八月底,馬爾尚的任務遭到馬赫迪軍汽船的干擾而中斷,主要是對方對馬爾尚的堡壘發動攻擊,但他們後來也被馬爾尚驅離。   

到了九月十日,馬爾尚覺得實在無計可施了。基奇納剛在恩圖曼(Omdurman)擊潰了馬赫迪分子的軍隊,而英國政府也通知法方說英埃聯合政府現在已經是蘇丹的合法政權。基奇納將軍當面把這消息告知了馬爾尚,並拿報導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醜聞發展的法國報紙來給他難堪。最後基奇納將軍質問了馬爾尚。他問馬爾尚是不是被派來要反對埃及政府收復其固有疆域。馬爾尚很乾脆地說是,但面對陪同基奇納前來的小型砲艇艦隊與數百名蘇丹暨(蘇格蘭)高地步兵,馬爾尚承認自己無能為力。   

法國的「實質主權」瞬間煙消雲散,現地改升起了埃及的國旗。而在基奇納的好言請求下,馬爾尚同意乘汽船前往喀土穆,然後從那兒返回巴黎。遊說阿比西尼亞皇帝的任務也無疾而終。孟尼利克二世不笨,他知道風水輪流轉,現在的風向已經吹到英國這一邊來。   

一看到馬爾尚被趕回巴黎的新聞,愛國愛到失去判斷力的法國人瞬間暴怒。他們一下子遺忘法紹達計畫原先就是個有勇無謀的圖謀,只憑著一股愛國心就抗議起國家受辱。腦充血的法國人吵著要宣戰來捍衛法國的榮譽,而政府則用一個跟戰爭很像的表示來滿足了民意:十月十七日,法國動員海軍的土倫(Toulon)分艦隊。英國對此的回應是強化其在地中海的艦隊戰力,同時由海軍軍部擬定備戰方案,其中可能的手段包括轟炸法國位於本土與阿爾及利亞的港口,以及鎖定法屬西非殖民地進行海上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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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Henri Meyer @ public domain
將法國輿論焦點轉離法紹達事件的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醜聞,一場烏龍的猶太人間諜冤獄

在這之後,法國政壇慢慢失去與英國爭鋒的熱度,至於原因看報紙頭條就會知道。綜觀一八九八年秋天,報紙頭版講的都是德雷福斯叛國的醜聞,而法紹達的消息則被擠到了第二排。時間推回四年前,德雷福斯上尉被認定通敵有罪,法庭判決他須單獨監禁於惡魔島(Devil’s Island)。四年後的今天,法國舉國爭辯著要不要重啟調查。左派宣稱他是遭到構陷(後來證明果然如此),而右派、軍方與天主教會則希望可以維持原判,因為如此才能維護軍隊的榮譽與地位。雙方的緊張對峙升高為暴力行為,最後九月的巴黎爆發了暴動,謠言滿天飛說軍事政變已不可免。   

再說法國根本無力與英國作戰,英國的海軍軍容壯盛,想重創法國殖民地絕非難事,而法國幾乎無力還手。再者,一場殺傷力十足的道德與政治危機正不斷升高,沒有個幾年解決不了,而這就已經讓法國百姓吃不太消。德雷福斯事件造成一個很常被忽略的影響,那就是法國因此少打一場完全沒有勝算的國際大戰。剛進入十一月,法國內閣正式召回馬爾尚,等於實質上放棄對上尼羅河的權利主張。之後的外交和解,確立了埃及與蘇丹都是英國的囊中之物。   

法紹達事件與其後續有三重的效應。首先,帝國主義的「對戰組合」並沒有如帝國主義的反對者所預期地引發歐洲內戰;傳統的外交折衝戰勝了民粹的熱火。唯殖民地的爭奪,很顯然還是能讓民族主義者遭到煽動,這點我們後頭會再多談。第二,法紹達事件證明英國的海上霸權是 「真貨」,而海權讓英國得以在跟任何殖民地爭議中搶占先機,他們永遠可以把軍隊運到海外,讓敵方的殖民地陷入孤立。海權的重要性,說明法、德、義何以在一八八○與一八九○年代不斷像下餃子似地讓軍艦下水,而英國也拚了老命要守住這項優勢。

不過說到法紹達事件,真正影響至深的是第三點,那就是法紹達事件證明帝國主義的狂熱分子有多容易陶醉於自身的願景。與塞希爾.羅茲如出一轍,馬爾尚跟他的支持者都覺得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只要發揮血性,加上為數無需太多的士兵協助,他們就可以以主宰之姿「君臨」廣大的區域。野心蒙蔽他們的理性,誘使或甚至推動著這些人直逼瘋狂的臨界點。「我們在非洲的行為無異於瘋癲……牽著我們鼻子走的那群殖民主義者,毫無責任感可言。」法蘭西第三共和的第六任總統菲力克斯.福爾(Félix Faure)在法紹達事件塵埃落定後,下了這樣的結論。   

福爾這麼說,是試著在掩蓋自己做過的事,因為他曾經覺得殖民主義者那群「瘋子」的計畫很棒。此外他國的政治領袖,則寧可打壓國內理性的聲音,也要對殖民主義者伸出援手,因為他們(跟不少選民)不知哪來的信心,總覺得只要手裡揣著大片大片的非洲土地,自己的國家就會豐衣足食,世界文明也會突飛猛進,堪稱雙贏。

塞希爾.羅茲、喬治.哥迪、卡爾.彼得斯,與一干軍人出身的法國官僚都懂得把民粹的民族主義當成資源,讓這當中的猖狂、不服輸,與自認高人一等的傲氣為他們所用。國家天命讓人聽得暈頭轉向,達爾文的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之說也 把帝國主義包裝得既有可行性,同時豐碩的戰利品又很值得一拚。   

帝國主義左看像一股歷史進程的力量,右看像歐洲國家的職責所在,於是這玩意兒就這樣融入當時的時代精神。一八七○年,畫家暨思想家約翰.魯斯金(John Ruskin)告訴牛津大學的大學生說:「如今,我們的命運出現一個可能性,一個我們全民族可以選擇接下或推拒的至高目標。」逃避這個天命,英國便會「敗亡,而如果她承擔起這項挑戰去兼併土地、派出殖民者到現場,那麼她的國力便能增長」。羅茲從這鏗鏘有力的話語中得到啟發,事實上魯斯金的發言被譯成德文、法文與義大利文,成功打動不少人。   

尤其能滿足人虛榮心,讓人欲罷不能的一種想法,是自己的國家占據了道德上的制高點,並且歷史冥冥之中就是偏心於特定的國家。一九一一年,就在義大利入侵利比亞的前夕,羅馬帝國的榮光又被喚起。「我們回來了。」加布里埃爾.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這名準法西斯的鐵桿民族主義者是這麼說的。類似的聲音,壯大了瓜分非洲的聲勢,並且在一段時期內沛然莫之能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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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domain
1904年英法協約簽訂後,象徵英法言歸於好的明信片

若說思考到非洲遭瓜分的主題,最後都會遇到一個不得不問的問題:這是人類歷史上一條必經之路嗎?事情的發展必然如此嗎?或者更重要的是,若是歷史發展不同,非洲的命運又會是如何?不論我們如何放任架空的歷史幻想,都改變不了一件史實,那就是在遭到瓜分的前夕,非洲早已是無數勢力競逐利益的場域。

馬赫迪分子的帝國正在向南擴張勢力,西非、東非與中非也分別存在蓄奴、販奴的小型政體,而且彼此間也為了地盤而傾軋對戰。埃及所擘劃的東非帝國,有可能興盛而與崛起中的尚吉巴政權在烏干達的某處正面對撞嗎?尋求拓展疆域的川斯瓦與橘自由邦能向北深入貝專納蘭(Bechuanaland,今波札那)與恩德貝勒王國到何種境地?   

這些權力爭奪中的每一位主角,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入手現代化的歐洲武器。一八八八年,恩德貝勒的羅班古拉國王對尋求合作的羅茲提出以下要求:一千支馬丁尼來福槍(不到十年前擊敗祖魯人的那種長槍),外加尚比西河上一艘砲艇。

一年之後地點換到東非,德國的「保安部隊」(Schutztruppen,也就是殖民地的駐軍)與一名蓄奴的酋長發生戰鬥,而德軍赫然發現對方配備跟自己一模一樣的步槍。一八九四年在貝努埃河邊,兩門砲與一挺機關槍守住布拉斯曼族(Brassmen)納納(Nana)酋長的堡壘。從一九○九到一九一五年,法國當局在達荷美王國沒入超過十萬支步槍,多半是早期抗戰時由其國王們進口而來。

武器競賽在前,非洲遭到瓜分在後。若非非洲後來遭到瓜分,我們有絕對的理由相信非洲的統治者們會繼續往自己的軍火庫裡塞最新式的長槍、機關槍與火砲。納納酋長的機關槍,指向一個非洲內戰將更容易一觸即發的未來,但歐洲瓜分勢力的進駐,讓非洲原生的割據戰爭戛然而止。若非如此,非洲搞不好會重蹈歐洲在中世紀初期的覆轍,那可真是一段為了政權與領土而遍地烽火的黑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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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烈日帝國:非洲霸權的百年爭奪史1830-1990》,馬可孛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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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awrence James
譯者:鄭煥昇

《烈日帝國》一書即是探討十九、二十世紀以來歐洲各國拓殖非洲的歷程,對非洲思想、文化、技術、宗教帶來的影響,以及各國間的競合關係是如何觸發二十世紀的兩場世界大戰。

本書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講述李文斯頓等人的探險活動,以及英、法兩國在南非和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第二部分講述柏林西非會議前後,歐洲列強如何將非洲瓜分殆盡,以及一戰期間捲入世界戰火的非洲。第三部分講述戰間期,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出的「民族自決」理念如何在非洲生根萌芽,以及二戰期間非洲再度捲入世界戰火,各殖民地的非洲兵團遠赴海外為母國爭戰。第四部分講述非洲在戰後逐步脫離殖民處境,但隨即而來的美、蘇冷戰又讓新生的非洲國家成為兩強競爭下的受益者或犧牲者。

兩百多年前,歐洲國家帶著「教化蠻夷、建立文明」的心思來到非洲,如今殖民帝國或許崩解,非洲國家多半獲得獨立,但原殖民地與母國間仍有著千絲萬縷的糾葛尚未弭平,尋求去殖民與完全自立仍是條漫漫長路。對同樣經歷殖民統治的台灣來說,非洲國家的發展歷程足以成為我們鑑往知來的借鏡,是《烈日帝國》帶給台灣讀者最大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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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出版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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