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崇基談《中英街1號》:有演員拒演因為「耶穌教我們別跟當權者對抗」

趙崇基談《中英街1號》:有演員拒演因為「耶穌教我們別跟當權者對抗」
Photo Credit: 電影《中英街1號》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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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中英街1號》獲得大阪亞洲電影節最優秀作品獎,作者與導演趙崇基、編劇謝傲霜以不同角度回顧這部電影的製作歷程,以系列的形式與眾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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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趙崇基提及《The Strawberry Statement》時特別激動?
IMG_7566Photo Credit: 作者提供

當趙崇基導演(Derek)談及《中英街1號》的故事框架,定位在三位年輕人的經歷,這種「政治大氣氛+ 青春故事」的撞碰,讓我特別好奇,在編導提煉與沉澱過程之中,背後有沒有其他電影作品,曾經令他深感共鳴?

Derek隨即提起《烈火暴潮》(The Strawberry Statement),這部電影雖然談的是1968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運,但故事切入點正是大學生、年輕人,原本男主角只不過是在校園專心「媾女」(泡妞),結果碰上了反戰運動的大時代,碰巧受了女角影響,走進了運動的巨浪之中,並且親嚐受鎮壓的滋味,從而有了深刻的改變。

在分享《烈火暴潮》題材的時候,我能覺察到Derek有種激動,因為無論從製作《中英街1號》的源起、過程到現在,他牽掛心頭的,除了是電影作品本身,還有看待香港社會一脈相承的態度,而且從他口中一句說話知道了答案——「我視自己仍然是一名熱血青年」。

難怪,電影裏有幕出現一本書被用來「墊底」,就是近年逐漸得到關注的著作《民主在退潮》,Derek之所以挑選此書,正是因為香港社會同樣在此浪潮之中,而首當其衝的就是香港年輕人,又難怪,導演一再強調他不在乎老一輩的想法,關鍵是年輕人應該如何面對這個時代。

《中英街1號》黑白色有多方面寓意

面對政治巨浪卻不輕言放下原則的鬥志,Derek將這種態度以不同方式滲入了《中英街1號》。原來細問之下,整部電影採用黑白色,是有相關的幾重意義。

Derek:最起初我採用黑白色的原意,是出於實際考慮,一開始已知道在資金緊絀之下,黑白完全滿足了美術和時代背景,既可以遮瑕減輕後期製作成本,又應合六七題材。

所以問題涉及後半部分,期間我聽過不同意見,有朋友建議前半講六七時期採用黑白色,時間連接到現代便用回彩色,但我還是認為有點老土,而且令我感覺失去了一種態度。因為除了實際成本考慮,由六七轉至現代不同的政治浪潮,黑白的多重象徵性是能夠貫穿的,人們在亂局之中一樣面對黑白不分的社會,一樣要抵受灰暗的局面。全戲呈現黑白,等於多方面圓滿了作品和寓意。

的確,創作人對一部作品付出多少誠意,往往在細節之中可以得見。

Derek還記得在大阪亞洲電影節聽到評審一些意見,他們有認真比較《血觀音》與《中英街1號》,最後比較欣賞《中英街1號》的結構,看似簡單的故事情節,實質串連起來處理得有心思和細密,除了有兩個時代年輕人的經歷、時代對比,還有銜接兩段故事的細節;而評審認為《血觀音》偏向為技巧而技巧。

另外,不能遺漏的一件事,就是《中英街1號》的結局。

面對香港未來:在電影與現實,偏悲觀還是樂觀?

王:我看到從黑白畫面到故事脈絡的連接,儘管有不少灰暗的氣氛,不過,電影將近結局時,永權伯跟女主角的對話裏,尚未至於絕望。永權伯最終沒有燃點石油汽罐自殺,並願意想辦法耕種,讓香港人繼續有本地疏菜吃,安慰女主角即使一切過後好像沒有換來成果,亦非毫無意義。在我眼中,結局算是灰暗得來,並不完全陷入絕望和悲觀。

Derek:可以這樣說,其實,六七是過去了的事,跟現代年輕人參與社運,或守住一塊田的重大分別,就是我們當下只能盡力去做,始終無法預知未來。用存在主義的角度看,面對的時局無論如何悲觀,我們主觀的態度也要積極,正如故事裏的永權伯,他還有個孫,至少那個孫就給予他積極的理由。

不過說實話,永權伯那種也稱不上積極樂觀,因為單單做好自己本份,像部分社會人士主張以生活行者的方式帶來變革,依然是過於消極被動,好像大家選擇信佛出家一樣,我不是批評這些做法,而是不認為可以僅僅靠此便真的帶來重要改變。

王:態度積極和設法行動,我也認為很重要,但是,當時局變得十分惡劣的時候,人們承受傷害的程度也更大。留意到坊間對於香港前路,有過兩極撕裂的情況,一邊認為要徹底堅守原則,另一邊認為策略要夠靈活變通。你怎麼看,會否認為採用策略等同於放棄原則投降?

Derek:我認為重點是不可以主動放棄原則,策略可以講,但要夠說服力,因為至少要令我們清楚帶來甚麼影響。就正如之前香港人回顧的邱吉爾,邱吉爾也不會拒絕跟希特拉談判,站在當時的形勢,邱吉爾有談判的想法是無錯的,只是他最後分析清楚影響,決定先戰鬥了再說。我們一樣會為邱吉爾的努力而感動,不會因為他有想過談判的念頭而否定他。所以弄清楚一種做法很重要。

趙導演是個不輕言放棄原則的人,這種硬朗的態度,也一如他在製作《中英街1號》時,不管如何見步行步、歷盡辛酸,仍抱著堅持到底的鬥志。那些辛酸,除了石中英提供資金方面有落差,還有邀請演員參與(註:因申請電影發展基金遭拒,原初包括石中英在內的兩個投資單位決定減低投資額)。

回憶當初,有演員表示電影題材敏感拒參與

Derek:有些演員一聽《中英街1號》牽涉政治題材,怕敏感影響日後工作,便斷然拒絕,有一位甚至以宗教信仰的理由拒絕,跟我說:「耶穌教導我們不可跟當權者對抗」,聽了簡直驚嘆。完成作品後,本有宣傳公司喜歡這部電影,但認為題材敏感,要開會之後才能決定。幸好,這情況之下,依然有這部電影的演員支持,有些幕後製作人員願意匿名參與,每位甘願承受壓力合作的所有人,無論在那一部分付出,我通通對他們都心存感激。

即使這樣,我還是感到Derek懷抱著積極的態度回望這一切,原因很簡單,他依然心存良好願望,認為無論在投資人、演員、取景、電影發展基金遇上的種種困難,比較大機會是大家先「自我審查」,未必是社會有何實質收緊;當然,仍無法完全去除各種揣測,實在有太多跡象,令人感覺製作電影期間許多問題之所以出現,「有可能、或者、如果」是出於政治因素,假如真是這樣,在香港發生叫人難以接受。

更感誇張的是,若我們本已不樂見早前電影《十年》蒙受一定的政治壓力,而《中英街1號》的內容根本遠比《十年》溫和得多,若香港電影接二連三承受不必要的政治壓力,這將會是令人感到懼怕的氣氛。

韓國逆權系列雖受歡迎,但趙導演更愛《竊聽者》的表達手法

香港的情況,令我感覺跟韓國的電影創作形成鮮明對比。當香港在一些政治題材電影遭受不同波折之際,反之,近年韓國「逆權」電影系列備受注目與好評,愈來愈多掌聲,我倒想了解一下Derek的看法。

Derek坦言韓國電影太過側重商業的催淚效果,對白非常煽情,演員在電影中往往表現情緒高漲,這種風格感覺一般,倒是較喜歡冷靜一點的故事鋪陳手法。

他認為,德國電影《竊聽者》(Das Leben der Anderen)的做法非常好,看過的朋友應該知道,這部作品中的主要角色,重點不在於倚靠煽情的對白,去表達內心的情緒和價值觀,而是具體演繹身陷一個情境之中的各種反應,讓大家感受和明白整個故事如何發展,這才是他特別喜歡的電影。

確實,《竊聽者》我只看過一次,至今仍深刻記得重要情節,到談話的最後提到這部電影,頓時勾起我一些回憶與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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