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被「撥亂反正」的歷史觀,香港的故事要由香港人來說

拒絕被「撥亂反正」的歷史觀,香港的故事要由香港人來說
Photo Credit: ralph repo @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香港的過去常為他人所書寫,他人筆下的香港,也只能是他人的香港。但這也是我們袪魅的契機:暫時遠離主流的國家論述,在「全盤肯定/否定」之間,摸索最適合自己的歷史詮釋。

文:浸會大學第三十六屆歷史學會梓傳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誰能操控過去就能操控未來,誰能操控現在就能操控過去。」《1984》,喬治.歐威爾(George Owell)

史學的本質:過去、史家及歷史論述的往復對話

有不少人對歷史的認識,仍建基於中學的歷史教育:歷史學是一門沉悶的、講究背誦的學問,教科書上不變的文字即為過去,史家只是單純的「記錄者」。大家都以為歷史不會說謊,歷史就是「真實」的代名詞。然而,歷史的本質和作用實際上遠不只如此。

歷史是關於過去的學問,這點是無庸置疑的。但這「有關」,卻不是一個等號。應該說,在這謬論如煙霧彌漫的年代,理解歷史「有關」,而非「等於」過去這一點,有助讀者能更清醒地看待過去、現在和將來。

「過去」簡單而言即各位常識中的「歷史」,一切均已塵埃落定。歷史已經成為一種真理,史實躺在過去等待後人慢慢發掘。

分隔「過去」和「歷史論述」的原因,在於理解到「過去」不能單獨地存在,而必須寄身於名為史料的載體之上。一手的如官方文件、日記、相片等,二手的如史家的歷史學著作等。這些載體無可避免地出於人手。受限於記錄者的識見、偏見、意圖,便為單純的史實,披上了一層人性主觀的外衣,這便是史學不是直接等同過去的根本原因。

歷史,可以隨政治權力和歷史環境而變遷。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動機和價值觀的書寫者筆下,因應不同的個人或政治動機,歷史獲得「追認」和「重建」。歷史並非(如大部份人以為)僅僅是停滯的過去,而是以史料為據下對過去的變動不止的論述。

史學流動的特性來自其本質包含了「記載」此成份。所有「過去」必須獲得「記載」(歷史論述)方可流傳後世,而這種「歷史論述」:

  1. 必然不能包涵所有事實;
  2. 必然為各種「記敘者的因素」所影響(如對史料剪裁的主觀評判、知識面的局限、價值觀的促限、寫作動機等等);
  3. 必然為當時政治環境所左右(威權政府通常阻礙有損其統治合法性的論述流傳於公眾之間)。故此,歷史論述不可能,亦不必要追求對過去作全盤記載。

史家的責任,乃在於分析這些事件為何發生、它對當時及現在有甚麼意義。要完成這責任,史家在閱畢史料後,須確立自己的論述策略,在眾多分散的史實當中,篩選合適的史料,勾勒出一個「更大的模式」(歷史圖象),可見歷史論述並非過去的完全反映,而是史家基於對史料的見解和個人史識,對過去個人和社會關係的詮釋,一種有歷史依據的敘事。

從以上對史學本質的解構,可得知「歷史論述中的過去」,反映的不單是(部份的)史實和史家的個人分析,同時亦會折射出敘述者的心態,以及當時代的歷史環境。較完備的歷史論述,除了過去本身,亦應進一步探討過去如何獲得追認,這段過去在各種「歷史論述」中的「增減」,以及這些「增減」的由來。

史學的作用:構建身份認同,塑造價值、方向

所有的有意義的事物,包括身份認同,都在最先包含了一種「認知的過程」(cognitive process),經過知識價值系統的詮釋,經過一輪「符號化」後方對我們產生意義。任何觀察和認知,都必須通過這層符號化的洗禮,才具有意義。在「詮釋」的過程中必然包含人的價值(而非事實的)評判。在這層次上,歷史論述便大有發揮的空間了。

歷史論述的奇異之處,在於它和眼鏡一樣,改變了你對現實的認知。史家通過史著詮釋「過去」,改變我們看待「現實」的方法-「現在」是「過去」的產物,史家無從改變;但史家卻能通過「詮釋」過去,改變今人對當代事物的「理解」:它的意義、對錯,甚至有無。這層「詮釋」空間,對所有政治共同體都是兵家必爭之地-掌握過去的詮釋權,能極大地提高管治的合法性。

舉例而言,若你認知到我們是享有共同祖源文化的同一民族,那兩者便理應身處同一政府之下,且共同分擔損益;又例如若歷史論述不斷強調過去政府的貢獻,而忽略其他指標的重要性,那現在的些許不公似乎也變得可以忍受。有效的歷史論述能從根本上,改寫人民對管治合法性,政策方向的看法。利益之下,各種政治權力話語權的操作因而白熱化。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實不能遍覽所有歷史論述的所有功用,在此僅舉兩項隅舉兩點及其作用。並以香港作為論述的例子。

(一)歷史論述如何建立民族認同,及其作用

以下本文將開始以民族認同為例,粗略梳理「認同」(作為對現實的「詮釋」之一)和歷史書寫的關係,務求令讀者明白為何「歷史為何在每個時代都不斷地被重新書寫」。

Benedict Anderson於《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對認同下了一個精巧的定義:「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他敏感地指出,所有的國族認同都是一種「認知的過程」的產物,而非各位直覺地以為是尋找民族「客觀特徵」的結果:不論「體質、語言、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等,都不是構成一個族群的必要和充分條件;美國和英國人同操英語、但他們顯然屬於不同民族;韓國人和香港人一樣賽龍舟,那我們都是韓國人麼?

判別身份的關鍵,並非客觀特徵(所謂民族性)的有無,在於誰來判別那些「特徵」的重要性,足以作為劃分「我們/他者」的分界線;作為個體是否認知及承認自己是否歸屬於某民族,並不是客觀的區分,而是主觀(縱然是不自覺)的選擇。民族國家是客觀的政治實體,但民族意識本身卻屬於主觀的建構。

歷史論述在建立身份認同(包括民族認同)上具決定性的作用: 王明柯教授的著作《華夏邊緣》中言及,族群由確認族群的「邊界」來維持。而辨識他者的其一辦法即透過訴諸「共同祖源記憶」,通過掩藏和放大歷史,甚至創造神話,製造一種血緣的共同體想像(例如「同胞」、「母國」、「祖國」等)。王氏同時指出,族群認同也是人類資源競爭的工具,統治階層選擇性地遺忘和重建記憶,得以建立有利自身管治的歷史論述。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