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被「撥亂反正」的歷史觀，香港的故事要由香港人來說

文：浸會大學第三十六屆歷史學會梓傳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誰能操控過去就能操控未來，誰能操控現在就能操控過去。」《1984》，喬治．歐威爾（George Owell）

史學的本質：過去、史家及歷史論述的往復對話

有不少人對歷史的認識，仍建基於中學的歷史教育：歷史學是一門沉悶的、講究背誦的學問，教科書上不變的文字即為過去，史家只是單純的「記錄者」。大家都以為歷史不會說謊，歷史就是「真實」的代名詞。然而，歷史的本質和作用實際上遠不只如此。

歷史是關於過去的學問，這點是無庸置疑的。但這「有關」，卻不是一個等號。應該說，在這謬論如煙霧彌漫的年代，理解歷史「有關」，而非「等於」過去這一點，有助讀者能更清醒地看待過去、現在和將來。

「過去」簡單而言即各位常識中的「歷史」，一切均已塵埃落定。歷史已經成為一種真理，史實躺在過去等待後人慢慢發掘。

分隔「過去」和「歷史論述」的原因，在於理解到「過去」不能單獨地存在，而必須寄身於名為史料的載體之上。一手的如官方文件、日記、相片等，二手的如史家的歷史學著作等。這些載體無可避免地出於人手。受限於記錄者的識見、偏見、意圖，便為單純的史實，披上了一層人性主觀的外衣，這便是史學不是直接等同過去的根本原因。

歷史，可以隨政治權力和歷史環境而變遷。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動機和價值觀的書寫者筆下，因應不同的個人或政治動機，歷史獲得「追認」和「重建」。歷史並非（如大部份人以為）僅僅是停滯的過去，而是以史料為據下對過去的變動不止的論述。

史學流動的特性來自其本質包含了「記載」此成份。所有「過去」必須獲得「記載」（歷史論述）方可流傳後世，而這種「歷史論述」：

1. 必然不能包涵所有事實；
2. 必然為各種「記敘者的因素」所影響（如對史料剪裁的主觀評判、知識面的局限、價值觀的促限、寫作動機等等）；
3. 必然為當時政治環境所左右（威權政府通常阻礙有損其統治合法性的論述流傳於公眾之間）。故此，歷史論述不可能，亦不必要追求對過去作全盤記載。

史家的責任，乃在於分析這些事件為何發生、它對當時及現在有甚麼意義。要完成這責任，史家在閱畢史料後，須確立自己的論述策略，在眾多分散的史實當中，篩選合適的史料，勾勒出一個「更大的模式」（歷史圖象），可見歷史論述並非過去的完全反映，而是史家基於對史料的見解和個人史識，對過去個人和社會關係的詮釋，一種有歷史依據的敘事。

從以上對史學本質的解構，可得知「歷史論述中的過去」，反映的不單是（部份的）史實和史家的個人分析，同時亦會折射出敘述者的心態，以及當時代的歷史環境。較完備的歷史論述，除了過去本身，亦應進一步探討過去如何獲得追認，這段過去在各種「歷史論述」中的「增減」，以及這些「增減」的由來。

史學的作用：構建身份認同，塑造價值、方向

所有的有意義的事物，包括身份認同，都在最先包含了一種「認知的過程」（cognitive process），經過知識價值系統的詮釋，經過一輪「符號化」後方對我們產生意義。任何觀察和認知，都必須通過這層符號化的洗禮，才具有意義。在「詮釋」的過程中必然包含人的價值（而非事實的）評判。在這層次上，歷史論述便大有發揮的空間了。

歷史論述的奇異之處，在於它和眼鏡一樣，改變了你對現實的認知。史家通過史著詮釋「過去」，改變我們看待「現實」的方法－「現在」是「過去」的產物，史家無從改變；但史家卻能通過「詮釋」過去，改變今人對當代事物的「理解」：它的意義、對錯，甚至有無。這層「詮釋」空間，對所有政治共同體都是兵家必爭之地－掌握過去的詮釋權，能極大地提高管治的合法性。

舉例而言，若你認知到我們是享有共同祖源文化的同一民族，那兩者便理應身處同一政府之下，且共同分擔損益；又例如若歷史論述不斷強調過去政府的貢獻，而忽略其他指標的重要性，那現在的些許不公似乎也變得可以忍受。有效的歷史論述能從根本上，改寫人民對管治合法性，政策方向的看法。利益之下，各種政治權力話語權的操作因而白熱化。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實不能遍覽所有歷史論述的所有功用，在此僅舉兩項隅舉兩點及其作用。並以香港作為論述的例子。

（一）歷史論述如何建立民族認同，及其作用

以下本文將開始以民族認同為例，粗略梳理「認同」（作為對現實的「詮釋」之一）和歷史書寫的關係，務求令讀者明白為何「歷史為何在每個時代都不斷地被重新書寫」。

Benedict Anderson於《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對認同下了一個精巧的定義：「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他敏感地指出，所有的國族認同都是一種「認知的過程」的產物，而非各位直覺地以為是尋找民族「客觀特徵」的結果：不論「體質、語言、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等，都不是構成一個族群的必要和充分條件；美國和英國人同操英語、但他們顯然屬於不同民族；韓國人和香港人一樣賽龍舟，那我們都是韓國人麼？

判別身份的關鍵，並非客觀特徵（所謂民族性）的有無，在於誰來判別那些「特徵」的重要性，足以作為劃分「我們／他者」的分界線；作為個體是否認知及承認自己是否歸屬於某民族，並不是客觀的區分，而是主觀（縱然是不自覺）的選擇。民族國家是客觀的政治實體，但民族意識本身卻屬於主觀的建構。

歷史論述在建立身份認同（包括民族認同）上具決定性的作用： 王明柯教授的著作《華夏邊緣》中言及，族群由確認族群的「邊界」來維持。而辨識他者的其一辦法即透過訴諸「共同祖源記憶」，通過掩藏和放大歷史，甚至創造神話，製造一種血緣的共同體想像（例如「同胞」、「母國」、「祖國」等）。王氏同時指出，族群認同也是人類資源競爭的工具，統治階層選擇性地遺忘和重建記憶，得以建立有利自身管治的歷史論述。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