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被「撥亂反正」的歷史觀，香港的故事要由香港人來說

文：浸會大學第三十六屆歷史學會梓傳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誰能操控過去就能操控未來，誰能操控現在就能操控過去。」《1984》，喬治．歐威爾（George Owell）

史學的本質：過去、史家及歷史論述的往復對話

有不少人對歷史的認識，仍建基於中學的歷史教育：歷史學是一門沉悶的、講究背誦的學問，教科書上不變的文字即為過去，史家只是單純的「記錄者」。大家都以為歷史不會說謊，歷史就是「真實」的代名詞。然而，歷史的本質和作用實際上遠不只如此。

歷史是關於過去的學問，這點是無庸置疑的。但這「有關」，卻不是一個等號。應該說，在這謬論如煙霧彌漫的年代，理解歷史「有關」，而非「等於」過去這一點，有助讀者能更清醒地看待過去、現在和將來。

「過去」簡單而言即各位常識中的「歷史」，一切均已塵埃落定。歷史已經成為一種真理，史實躺在過去等待後人慢慢發掘。

分隔「過去」和「歷史論述」的原因，在於理解到「過去」不能單獨地存在，而必須寄身於名為史料的載體之上。一手的如官方文件、日記、相片等，二手的如史家的歷史學著作等。這些載體無可避免地出於人手。受限於記錄者的識見、偏見、意圖，便為單純的史實，披上了一層人性主觀的外衣，這便是史學不是直接等同過去的根本原因。

歷史，可以隨政治權力和歷史環境而變遷。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動機和價值觀的書寫者筆下，因應不同的個人或政治動機，歷史獲得「追認」和「重建」。歷史並非（如大部份人以為）僅僅是停滯的過去，而是以史料為據下對過去的變動不止的論述。

史學流動的特性來自其本質包含了「記載」此成份。所有「過去」必須獲得「記載」（歷史論述）方可流傳後世，而這種「歷史論述」：

1. 必然不能包涵所有事實；
2. 必然為各種「記敘者的因素」所影響（如對史料剪裁的主觀評判、知識面的局限、價值觀的促限、寫作動機等等）；
3. 必然為當時政治環境所左右（威權政府通常阻礙有損其統治合法性的論述流傳於公眾之間）。故此，歷史論述不可能，亦不必要追求對過去作全盤記載。

史家的責任，乃在於分析這些事件為何發生、它對當時及現在有甚麼意義。要完成這責任，史家在閱畢史料後，須確立自己的論述策略，在眾多分散的史實當中，篩選合適的史料，勾勒出一個「更大的模式」（歷史圖象），可見歷史論述並非過去的完全反映，而是史家基於對史料的見解和個人史識，對過去個人和社會關係的詮釋，一種有歷史依據的敘事。

從以上對史學本質的解構，可得知「歷史論述中的過去」，反映的不單是（部份的）史實和史家的個人分析，同時亦會折射出敘述者的心態，以及當時代的歷史環境。較完備的歷史論述，除了過去本身，亦應進一步探討過去如何獲得追認，這段過去在各種「歷史論述」中的「增減」，以及這些「增減」的由來。

史學的作用：構建身份認同，塑造價值、方向

所有的有意義的事物，包括身份認同，都在最先包含了一種「認知的過程」（cognitive process），經過知識價值系統的詮釋，經過一輪「符號化」後方對我們產生意義。任何觀察和認知，都必須通過這層符號化的洗禮，才具有意義。在「詮釋」的過程中必然包含人的價值（而非事實的）評判。在這層次上，歷史論述便大有發揮的空間了。

歷史論述的奇異之處，在於它和眼鏡一樣，改變了你對現實的認知。史家通過史著詮釋「過去」，改變我們看待「現實」的方法－「現在」是「過去」的產物，史家無從改變；但史家卻能通過「詮釋」過去，改變今人對當代事物的「理解」：它的意義、對錯，甚至有無。這層「詮釋」空間，對所有政治共同體都是兵家必爭之地－掌握過去的詮釋權，能極大地提高管治的合法性。

舉例而言，若你認知到我們是享有共同祖源文化的同一民族，那兩者便理應身處同一政府之下，且共同分擔損益；又例如若歷史論述不斷強調過去政府的貢獻，而忽略其他指標的重要性，那現在的些許不公似乎也變得可以忍受。有效的歷史論述能從根本上，改寫人民對管治合法性，政策方向的看法。利益之下，各種政治權力話語權的操作因而白熱化。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實不能遍覽所有歷史論述的所有功用，在此僅舉兩項隅舉兩點及其作用。並以香港作為論述的例子。

（一）歷史論述如何建立民族認同，及其作用

以下本文將開始以民族認同為例，粗略梳理「認同」（作為對現實的「詮釋」之一）和歷史書寫的關係，務求令讀者明白為何「歷史為何在每個時代都不斷地被重新書寫」。

Benedict Anderson於《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對認同下了一個精巧的定義：「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他敏感地指出，所有的國族認同都是一種「認知的過程」的產物，而非各位直覺地以為是尋找民族「客觀特徵」的結果：不論「體質、語言、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等，都不是構成一個族群的必要和充分條件；美國和英國人同操英語、但他們顯然屬於不同民族；韓國人和香港人一樣賽龍舟，那我們都是韓國人麼？

判別身份的關鍵，並非客觀特徵（所謂民族性）的有無，在於誰來判別那些「特徵」的重要性，足以作為劃分「我們／他者」的分界線；作為個體是否認知及承認自己是否歸屬於某民族，並不是客觀的區分，而是主觀（縱然是不自覺）的選擇。民族國家是客觀的政治實體，但民族意識本身卻屬於主觀的建構。

歷史論述在建立身份認同（包括民族認同）上具決定性的作用： 王明柯教授的著作《華夏邊緣》中言及，族群由確認族群的「邊界」來維持。而辨識他者的其一辦法即透過訴諸「共同祖源記憶」，通過掩藏和放大歷史，甚至創造神話，製造一種血緣的共同體想像（例如「同胞」、「母國」、「祖國」等）。王氏同時指出，族群認同也是人類資源競爭的工具，統治階層選擇性地遺忘和重建記憶，得以建立有利自身管治的歷史論述。這

種將官方的歷史論述，巧妙地引入「個體詮釋現實，產生意義」的過程當中。具體地說，便是通過樹立「正確」（官方角度上）的對現實的理解（詮釋），政府得以無聲無息地將人民引導向支持政府的方向。Keith Jenkins在《歷史的再思考》中進一步延伸，歷史論述本身便是意識形態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都企圖以歷史記憶動員民眾支持己方。透過干涉歷史書寫，即能模塑今人對政治的看法，滿足當權者的政治目的。

（二）歷史論述如何左右對政府的看法，及其作用

「一部香港歷史，其實也是一部「香港人」如何發現和創作自己『歷史身份』的歷史」。我系鍾寶賢教授於《九龍城》一書的緒論中，梳理香港社會菁英如何因著各自政治利益，追認一段或許不存在的歷史。

鍾教授指出、首先是英殖民地官員為了城市規劃的彈性和對歷史感的喜好，認同了這種說法，不久南下香港晚清遺老為了追弔故朝，表明心跡，將宋王臺抬高成中華正朔的地方，到後來趙氏宗親會宣傳下，宋王臺的歷史性質幾近定案。各團體奉此說法為圭臬的原因，自是各取所需的結果。從這種的歷史詮釋的合力操控中，我們可以見到政治權力的運作，遠在學術考究之上。

鍾教授在此，除了有助證立「歷史論述」非全部「過去」的觀點外，亦提出了一個的觀察方向。此即下文會說明的殖民地政府通過「歷史發掘」和「歷史重認」，「過去」，和其他團體組織爭競話語權的場域。香港殖民地政府，通過以政府機關詮釋官方歷史，模塑大眾的歷史記憶和身份認同，從而最終達到合法化（legitimize）現今政府管治的目的。

殖民地政府與香港史論述

有人說過，「香港是沒有歷史的」，這並不是指香港人沒有歷史，而是香港人很長時間內從來沒有正視香港歷史的問題，以致太多人對香港歷史毫無了解。不論在中文學術界、教育界、抑或傳播界，殖民地時期上述三者在傳播香港歷史知識上都未有盡力。這並非單純技術上的理由所致，而必須以殖民地政府的刻意操作進一步解釋。

殖民地政府對香港的定位，乃是以香港作為敲門磚，打開通往中國的大門。因此，將香港的文化與中國完全割裂，和殖民地政府的統治目的是相悖的。殖民地政府因而推行不干預的文化政策，「執政治民，概依中國法律風俗習慣辦理」。這種文化政策，自然便帶來管治風險：當時港人相對殖民地政府，或香港本身，對中國「母體」更有歸屬感，民族主義運動嚴重削弱英政府的有效管治。

這危機於後殖民時期更形迫切。此情此境，若更多港人了解香港被入侵，被殖民的史實，和母體的「民族主義」相呼應，則其管治危矣。故此，殖民地政府有充份的動機壓抑香港人的歷史感，從而減低香港人的民族意識及愛國情懷。這種意圖即體現在對歷史書寫內容限制兩點之上。

壓制－有關殖民與侵略的

香港史，特別是政治史的不被重視，和其必然涉及英國佔領香港，有必然的關係。以黎晉偉所編的《香港百年史》為例。《百》是香港第一本以中文寫就的香港史，1948年6月初版，從此書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殖民政府的政治壓力，史家們如何委曲求存。

首先在這本《香港百年史》中，政治史所佔篇幅僅佔五分之一，乃當時史著所罕見，這種比例的反常直接和四十年代末的政治環境有關。而在僅存的政治史部份中，幾乎未有提及英帝國的侵華經過，而對香港島的割讓問題上，亦刻意輕描淡寫，特別是對「鴉片」的角色，近乎隻字不提，對於中英雙方開戰的理由，有載如下：

「他們（英國人）最初移到香港後，因為九龍寨方面對他們進行壓迫，封鎖了他們的糧食，使得他們的生活感覺困難，後來他們獲得政府的同情，派艦東來保護他們，跟著與清政府開戰，迫使清政府割讓香港」。香港開埠，於香港史絕對的轉捩點，就此草草帶過。在此，我們可以看到英國作為殖民大國，對歷史論述作用的重視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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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國主義下的香港史書寫

在有意淡化殖民地政府英帝國主義本質的同時，殖民地政府亦強調英國人對香港的絕大貢獻。

「英國人必須履行他們偉大、引以自豪和獨特的使命，把文明、自由與和平的幸福，傳播給現在已經或日後可能受他們統治的民族。」（邱吉爾，1906年）

英帝國主義的信仰亦影響大英帝國時代英籍史家對香港史的書寫策略。此以歐德理（E. J. Eitel）所撰之《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1895），以及其後安德葛（G. B. Endecott）所撰之《A History of Hong Kong》（2nd edition in 1973）為代表作。

這些英藉學者大多認同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制度，以殖民地政府之角度撰寫香港歷史，以殖民地管治菁英為歷史敘述的主角。以歐德理之《Europe in China》為例，他先介紹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對華政策以殖民香港的經過，再以港督的任期來劃分，敘述香港殖民地政府早年憲制之演化和成就。

殖民史觀的歷史論述十分強調英國殖民管治香港的成就。夏思義（Patrick H. Hase）指出，它們往往明言或暗示香港的繁榮和成就，全靠英國人的管治和營商技巧造就。在1908年出版的《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 of Hong Kong》就是將這種殖民者自信顯示得淋漓盡致的例子之一。

書中形容香港這個城市是「英國殖民者進取精神、幹勁和成功的不朽標誌」，強調香港為英國殖民者的光榮。這些寫作透露着帝國主義時代英國史家的民族自信心，強調英國殖民者之道德使命感：「在英國帝國主義者眼中，大英帝國受命於天，以文明受託者的身份，將英國文化擴展至全世界，為殖民地民族帶來和平盛世。」

殖民史家強調殖民體制為香港帶來的成就，配合英帝國主義之道德使命感論述，突顯出英國文化之優越，官僚系統的完善，將香港史寫成屬於「殖民者的香港史」。呂大樂教授言，潛移默化之下，大多數香港人亦視官僚效率、社會治安、政策前瞻等，為審視政府合法性的首要標準，內地的愛國主義、民族精神等口號相形受到漠視。

回歸前後的「中國」香港史書寫

國族史觀意指以國家利益為本位所撰寫的歷史書寫。中國歷史學家對香港歷史的興趣始於1980年代，以國族史觀所撰寫的香港歷史書寫不斷湧現。其中包括余繩武、劉存寬主編的《十九世紀香港史》（1994）、前者和劉蜀永主編的《二十世紀的香港史》(1995)、劉存寬著《香港史論叢》(1998)、劉蜀永著《簡明香港史》等人所編的論叢，以及中央電視台推出的兩套大型專題片《香港滄桑》和《香港百年》。

書中香港亦不謀而合地同被套入一個相當完整和嚴密的國家中，這套論述框架即，「愛國」、「反帝」、「民族團結」、「統一」等等。這些歷史論述絕多數都得到官方的資助，甚至是官方本身發布的，政府的支持，源於價值。香港研究，國內角度的香港論述的湧現，對北京而言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裡可參考《香港滄桑》解說詞的《序》對出版原因的說明：

「……可以幫助讀者更準確更全面地了解香港問題的由來和香港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此，甚麼是所謂「現實意義」便相當關鍵，因這反映了當時湧現的香港歷史書寫有其「政治目的」，這種政治目的是甚麼？參考劉蜀永於書中的說法：

「將香港歷史的真實面貌告訴讀者，從而為貫徹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和穩定，提供有益的歷史概覽。」

在此，我們明白到「有益的歷史概覽」和「現實意義」具備相當的相關性，但這種關聯具體是甚麼？我們可以在劉存寬的《香港史論叢》(1998)中〈香港回歸與文化認同〉一文中找到坦率的答案：

「我們必須看到，主權回歸僅僅是香港回歸的第一步……由於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持續一個半世紀之久以及其他種種原因，我們不必諱言當前確實存在著一個人心回歸的問題。」

「人心回歸」，「有益的歷史概覽」的現實主義，具體來說，即在於帶動「人心回歸」。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曾言：「地歸人心不歸，不能算完全回歸」。當論及回歸，很自然便提到兩點：自何處脫離？回歸至何方？此話經劉存寬對文化認同的闡釋，便更明暸了：

對於前者，他認為香港殖民地如上文所述，運用統治機關向港人灌輸殖民統治的合法性，又刻意淡化香港人的民族意識和祖國觀念。而對後者，他直言「（香港的文化認同即）對祖國、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母體文化愛國傳統的認同」。

對「祖國」、「母體」和愛國傳統的認同，一建立於對殖民地政府貢獻的否定，二建立於強調「祖國」對香港發展的莫大貢獻、三建立於將現今香港由殖民地政府建制主導的意識形態，倒過來由中國政府建制主導的意識形態，這便是劉氏所言的撥亂反正。

經過這一步步的推論，本來模糊的「現實意義」便變得清晰易懂了。國內所有「有益的歷史概覽」都有其現實意義，歷史論述的現實意義，在於帶動香港人心回歸，脫離何處？殖民文化，與及對祖國的離心力。回歸往何方？回歸往對祖國、對愛國傳統的認同之上目的為何？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如何實現？依靠「有益的」歷史論述，依靠有益的頌歌式的言辭達到政治宣傳的效果。香港歷史論述和中國的國家論述掛勾，成為回歸歷程的一部份，「歷史」和「認同」，在此合一。

愛國史家意識到，人心回歸比主權移交的問題更難以解決。他們相信，殖民地政府的歷史教育刻意淡化港人的大中華民族意識和愛國觀念，致使人心仍未回歸。因此，中國史家認定自己肩負起「撥亂反正」的政治任務，為港人提供他們認為正確的歷史論述，積極為中共在香港確立其統治地位。

透過上述推演，可得知內地學者書寫香港的政治目的，那究竟他們寫的是甚麼的香港史呢？

事實上，以政治的目的為前提書寫歷史，古往今來亦然，其本身無甚可議之處。但關鍵在於，作為香港人對歷史的詮釋，和國家論述之間，是其存在斷裂？而香港人要怎樣面對這種斷裂？內地官方將香港於殖民時代的歷史，定位為英國人侵佔香港的歷史，英國人的統治，在反帝救國的國家論述下，必然是（也只能是）哀愁而悲劫的。香港的繁榮盛世，有賴於華人的自強精神（而非殖民地政府的功勞）、中國的不懈支持，而最終以回歸作為盛典的終曲。

回歸在此成為了某種不證自明的救贖，也完滿了這套線式論述－香港得以擺脫殖民地政府咒縛，與祖國有志一同，開創更美好的未來。而在這種線性的、單調、大一統的歷史基調下，一些「不和諧」的雜音，需要「袪除」；一些音調，需要提高；有些音節，亦需加插其中。

對歷史事實的放大和縮小的，主要體現於英帝國政府為了販賣鴉片侵佔香港作為其商業基地（而非因如英政府所稱，英商在中國遭到歧視）、殖民地政府在港施行的獨裁、種族歧視政策、以及港人的艱苦物質生活等等。

而在歷史事實的掩沒：殖民地政府的功績、香港本土意識的建立等等，以上所指又和香港的近代史，即70年代－90年代之間的歷史密不可分。內地學者的歷史論述在此情況，出於政治考量，對英國人建設性草草帶過，而著重描述50、60年代殖民地政府對港人的壓迫，以及改革開放後中國如何帶動香港經濟勃興。

而在製造歷史事實方面，最為可觀的，可說是將香港說成「反帝反殖」，愛國份子的基地。他們以殖民地時期香港華人的不公平對待作為敘事主題，以否定英國殖民管治為目標，將英治香港描繪成一個污煙瘴氣、充滿罪惡的城巿，強調英國統治為非法佔領。所以，在愛國史家的筆下，「香港回歸」乃新中國「洗刷國恥」的一大成就：

「港澳的回歸標誌著中國人民經過幾代人不屈不撓的爭鬥和堅持不懈的努力，到本世紀末終於完全消除了近現代一切不平等條約所造成的災難，徹底洗刷了蒙受百多年的國恥，圓了國家民族統一的跨世紀的美夢。……從一百多年來簽定不平等條約的曲折歷史中，我們不能不鮮明的提出：毋忘國恥、牢記國難、鞏固國本、增強國力。」

透過以上短短文章中的七個國字，愛國史家先將中國近代史寫成一部「百年國恥」史，然後透過敘述近代中國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外交成就，將中國共產黨塑造成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民族英雄，成為當代中國的民族神話，以「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為口號，鞏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在愛國史家筆下，香港史書寫淪為國家以歷史意識執行政治目標的政治工具，一方面完成中國「收回」香港的政治任務，另一方面用以鞏固政權，將香港史寫成屬於「黨國民族的香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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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原心態

中國史家寫香港史，將香港的歷史融入國家的脈絡，除了背後引導人心回歸的政治意圖，更反映了中國文人根深蒂固的思想習慣，一種「大中原心態」。這種傾向從近代之先，中國文化如何描述香港可見到端倪。從中原出發，中原文人筆下香港作為華夏邊緣的「蕞爾絕島」，化外之地，自無額外關注之必要。到後期，香港為英人佔據，便有人以尖刻筆觸，嘲諷香港乃藏污納垢之地，香港人不中不西、「洋化」，例如：

「大部份的香港人已像一堆堆從爐鍋裡掏出來的煤渣……連路過的野狗看了也不會對他們回頭了。」（屠仰慈，1939年）

「然吾人所痛惜者，不在英人之狹小，而在國人之無恥也」（友生）

中國學者在近代以前，放棄了論述這片土地，即基於這種對香港輕視的心態。

到近代，大中原心態亦變種成陳冠中先生所言的「中國天朝主義」，這種主義「強調中央集權、國家認同、黨在法之上、中華儒家文明教化」。基於回歸的政治需要，中國史家開始著墨於香港之過去，他們論述的歷史即建基於這種中國天朝主義之上－「經歷殖民時期的悲慘歲月後，香港人在中國的堅強後盾下，終於完成反殖民地的工作，回歸祖國及十三萬萬同胞的懷抱。」。

香港自身的歷史在大陸史家筆下成為民族主義愛國史觀中的又一個註腳。這種對香港主體性的有意忽視，是。從前期的對香港視而不見，到後期將香港溶入中國的線性史觀中，在表面的轉向下，潛藏的仍是對地方獨特性一貫漠視，折射出始終如一的大中原心態。

這種大中原心態，事實上也是民族國家本位史觀的反映。據Prasenjit Duara於《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所記述，全面的歷史應是多元的而非線性的的。民族主義史觀，本質上是通過壓制其他可能的歷史詮釋為代價。受壓迫者的歷史在主流被消聲，民族國家的統治者便可以利用人民的無知施行統治。

舉例而言清帝國晚期，共和革命家積極參與「重新詮釋」中國史。三千年的中國史被詮釋為以黃帝為祖的「炎黃子孫」保全血脈的奮鬥史。「中華民族」的代表「中華民國」以血緣上的延續為據，理所當然地可以要求子孫「盡忠盡孝」，共拒「外敵」。外敵在哪？在當時的歷史背景，本來應效忠的滿人王朝頓成應被驅逐的蠻夷。

通過歷史書寫，樹立世界和倫理觀，訂下「我」「他」的藩籬，製造必然的衝突，導向政治上的統一。顯然地，這種線性的民族國家歷史論述，是以擁有共同文化的漢族和仇外文化。而到後來，國民政府「忽然」覺醒，提倡「五族共和」，將歷史論述推倒重來，以維護帝國主義覬覦下岌岌可危的邊彊，但這是後話了。

在此特別需要指出，中國文人對香港由賤視到抬高，態度之大相徑庭，實際亦反映了同一種大中原心態。其觀照香港的角度，其分析香港的方法，其判斷是非的尺度，仍然基於將香港融入國家論述的前提之上。應該說，「國家」在敘事者的心目中，既是當然的前提，也是必然的目的。國家論述的大歷史，其正確性和權威性必然凌駕於任何本土、地方或其他意識形態之上。

本土香港史的可能性

「不論是殖民史觀還是國族史觀，都沒有從香港人的角度看歷史，其著作當中的香港人都面目模糊。」《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的點題之句，也引出了香港歷史書寫日後可能的發展方向。

我校人文和創作系羅貴祥教授主編之《再見亞洲：全球化時代的解構與重建》提及，香港的城市想像「歷來都是以（構想）他人的目光來界定自身」。但這種從他者角度審視香港的習慣，在香港本土意識逐漸崛起的現在，也開始產生變化。香港人開始使用不同的歷史論述框架（而非他人賦予的），在英國和中國的史觀之間，尋找新的切入點，從過去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香港。

如在《再》書中，羅氏便指出由，香港學者可以嘗試以「亞洲」角度「再想像或再記憶香港」，從國族與國族之間的狹縫中再發現香港。香港屬於邊緣之地，「有許多糾纏複雜的問題和處境」，具備「多元複雜性」，而英國殖民者和中國民族主義者都提出了各自的「香港故事」，一套主流的，有利官方統治的歷史論述。而漠視了一些具有影響力的邊緣團體，例如華籍英兵、印度人、其他非華裔公民的往跡。與此相對的，以區域的非國別的手法「再發現香港民間」，或許是更符合香港作為邊緣城邦的作法。

在羅貴祥教授的亞洲視角以外，也有從兩廣的角度觀照香港歷史的，如我系鍾寶賢教授所撰《香港精英與廣東自治》一文，便考證了二十世紀初香港上層菁英如何介入中國內政。殖民史觀之論述多指二十世紀初華商階層不關心香港政治、民族史觀則多指香港為中國革命之基地，是反帝民族團結的一份子。但鍾教授發現，當時華商「大多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反而大多數都有追求本土自治的傾向。

軍閥陳炯明於1918年組織粵軍反攻國民政府期間，香港及廣東華商大多支持，陳氏失敗後亦於香港下野。到1924年，得蘇聯資助下，廣州政府於1924年10月16日攻陷並焚燬廣州西關一帶建設局，約五萬廣州華商逃難避走香港。可見，香港除了民族史觀所示，是「民族革命的基地」外，也是民族革命大旗下，各政治勢力權鬥失敗者的避難所。立足本土，考察史料，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殖民主義或是民族主義者的線性史觀，都將太多的過去掩蓋了，簡單化了中港之間的關係。

本土史家致力還原香港史的原貌，填補他者刻意淡化的歷史空白。例如，按照國內史家強調反殖反帝思想的邏輯，六七暴動本來是香港同胞反英反殖的最佳史例，但當中共否定了文革的極左思想，暴動後港人對共產統治又產生恐懼，國內史家都傾向淡化這段歷史，以免這段歷史記憶再度刺激港人的拒共情緖，影響「回歸」進程。相反，本地的香港史研究者如《六七暴動 –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的作者張家偉在自序中就明言：

「作為土作土長、無黨無派的香港人，筆者既不是要為港英當局辯護，也無意為左派陣營翻案，只是試圖在被簡化的歷史陳述中，挖掘六七暴動複雜的歷史真象和社會背景，為讀者提供多角度的思考空間。」

（推薦：【影音】當警察站在人民的對面─ 過去撼動香港的兩次流血暴動）

總的來說，不論殖民史觀，抑或民族史觀，兩方面既是提供了觀照香港歷史所必須的切入點：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殖民史觀在政治上反映了當時殖民地官僚階層對香港的看法，同時，殖民史觀重視經濟效率的特點也和當時香港的主要發展方向相符；民族史觀方面，香港與中國僅一河之隔，絕大多人口都是來自中國的難民，而其經濟形態又和中國內陸（特別是兩廣）的需求息息相關，不論地緣、政治、經濟上，中國都是觀照香港歷史不能拋開的元素。

本土史觀所追求的，並非妄圖縮小殖民政府和中國元素於香港史的影響力。反之，是在了解兩者影響力的同時，努力撇開來自兩方意識形態的束縛，致力於以當時香港人（而非外國人眼中的香港人）的歷史經驗，撰寫香港的過去：以本地過去發生的事件、以非外來的分析理論框架，來詮釋這片土地的過去發生了甚麼？為何發生？對你我的現在？有甚麼意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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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現代所謂的惡，不單在於犯罪，而是自甘平庸、自甘為體制消融，而不思考自己的責任。歷史於極權的政府，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工具。但優秀的的歷史論述，同樣能起到溯本追源的作用。在「輿論」和「官方說法」以外，以史為據分析你我、你我的土地、你我的香港社會。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說：「人類與強權的鬥爭，其實也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拒絕遺忘，不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在今日的亂局中，記住自身理想和利益所在，尋找定位、方向，不致殆盡於集體的愚昧當中。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作為大學生，理應獨立思考，衝破人云亦云的桎梏。香港為英帝國殖民逾百載，意識形態、制度等均和大陸截然不同，因而具備「本土性」，亦擁有本土的觀點，這是歷史的巧合，也是不爭的現實。作為統治階級，你可以認同、反對、利用、甚至操縱本土性，但一切的前提都是尊重現實。即如周總理常言「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違背此理，只能帶來不理解、對抗和裂痕。昔日仍在低語，記憶的疤，最難痊癒。

已故文學家也斯說過：「大家似乎都想證明香港自己不會說故事，香港的故事要由他人來說」。香港的過去常為他人所書寫，他人筆下的香港，也只能是他人的香港。香港處於帝國／華夏邊緣，固然令我等難成主流；但這也是我們除魅的契機：暫時遠離主流的國家論述，在「全盤肯定／否定」（中國的國家論述和英國的殖民論述）之間，摸索最適合自己的歷史詮釋。

這絕非政治不正確，而是立足於香港本土性的合宜態度。在香港這片地土，憑百年風雨同渡，我們總能撐傘共行。

參考書目/延伸閱讀

1.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 1841 -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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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 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
4. 林孟和：《中共的民族主義與香港回歸政策》（台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5. 李濟琛、陳加林編：《國恥錄－舊中國與列強不平等條約編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6. 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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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
11.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Edition, 2006)，（台北：時報出報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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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明珂著，《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Photo Credit: ralph repo @ Flickr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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