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歷時35分鐘、38名目擊者,卻沒人打電話報警的凶殺案

一場歷時35分鐘、38名目擊者,卻沒人打電話報警的凶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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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隔壁的喧鬧是需要報警的暴力打鬥,還是只是外人干涉不必要也不恰當的夫妻間的吵吵鬧鬧?到底是怎麼回事?碰到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人們很自然地會根據周圍其他人的行動來加以判斷。我們可以根據其他目擊者的反應方式,得知事情到底夠不夠緊急。可我們很容易忘記,其他旁觀該事件的人恐怕也正在尋找社會證據。

作者:羅伯特.席爾迪尼

死亡原因:不確定性

本書討論的所有影響力武器都有適用的條件,在有些條件下其效果好些,有些條件下效果差些。倘若我們要保護自己免受這類武器傷害,那麼瞭解它的最佳適用條件,明確知曉我們在什麼時候最容易受它影響,也就毋庸置疑是最為重要的了。關於社會認同原理最適用的條件,我們已經可以從芝加哥教派的例子中看出一點端倪。信心的動搖,引發了他們吸納新人的需求。一般來說,在我們自己不確定、情況不明或含糊不清、意外性太大的時候,我們最有可能覺得別人的行為是正確的。

對環境不熟悉,是不確定性擴散的另一個原因。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特別容易跟著別人走。有個人光憑這一點就變成了千萬富翁,此人名叫西爾萬.戈德曼(Sylvan Goldman)。

1934年,他收購了幾家小型雜貨店。他注意到,要是顧客覺得手提購物籃太重,就會停止購物。經由這一點,他得到啟發,發明了購物車。購物車最早的樣子是一把帶有輪子的折疊椅,上面載著一對沉重的金屬籃。起初,這套裝置太標新立異了,戈德曼的顧客們全都不願使用,哪怕他在店裡提供充足的購物車,把它們放在顯眼的地方,還豎起告示牌,說明其用途和好處。他十分沮喪,已經打算放棄了,卻在這時想出一個透過社會認同原理,減少顧客不確定性的辦法:他請店員推著購物車在店裡四處走。結果,引起真正顧客們競相仿效。這一發明席捲全國,到他去世以前,他已經變得非常有錢,資產超過了4億美元。

在審視他人反應,消除不確定性的過程中,我們很容易忽視一點微妙而重要的事實:其他人有可能也在尋找社會證據。尤其是在局面模糊不清的時候,人人都傾向於觀察別人在做什麼,這會導致一種叫作「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的有趣現象。深入理解「多數無知」現象,能幫我們解釋一道在全美國頻頻出現的謎題,也有人說這叫「舉國之恥」:受害者迫切需要幫助,全體旁觀者卻無動於衷。

旁觀者袖手旁觀的經典例子,從紐約市皇后區的一起尋常兇殺案拉開序幕,這件事在新聞界、政治界和科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一位二十多歲的女孩,凱薩琳.珍諾維斯(Catherine Genovese)深夜下班回家,在住所所在的街道上遭到殺害。謀殺雖不是一件小事,可在一座像紐約這麼大、人口這麼多的城市裡,珍諾維斯事件本來只能在《紐約時報》上占個小小的角落,要不是因為人們犯了一個錯誤,凱薩琳.珍諾維斯的消息,本該在她出事那天,1964年3月裡的一天就銷聲匿跡的。

《紐約時報》都市版的編輯羅森泰(A. M. Rosenthal),碰巧在案發一個星期之後跟市警局局長吃午餐。原本羅森泰向局長打聽的是,皇后區發生的另一起兇殺案,可局長以為他問的是珍諾維斯一案,就說警方調查發現了一些驚人的內幕,凡是聽說的人(局長也包括在內)都十分訝異,很想找出解釋。原來,凱薩琳.珍諾維斯並不是無聲無息,一下子就死掉的,她遭受的攻擊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她受了許多折磨,製造出很大的聲響,而這一切就發生在大街上。襲擊者追上她、攻擊了她三次,她大喊救命,過了整整35分鐘,襲擊者的刀子才終於奪走她的性命。令人難以置信的是,38名鄰居從公寓的窗戶裡眼睜睜地看著,卻都不願動動手指打電話報警。

羅森泰是個曾經得過普利茲獎的資深記者,他一聽到這故事就覺得它有報導價值。當天,他就派了個記者調查「旁觀者眼裡的」珍諾維斯事件。一個星期之內,《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長長的頭版文章,掀起讀者們的爭論和反思。報導的頭幾段就為整個故事奠定了基調,確立了焦點:

半個多小時裡,兇手在秋園跟蹤一位婦女,並對其施以三次攻擊,而皇后區38位令人尊敬的、遵守法紀的公民們卻漠然視之。

有兩次,他們的聲音、他們臥室突然亮起的燈光曾打斷兇手,把他嚇跑了。但兩次後他都回來了,重新跟上她,用刀子刺她。慘劇發生期間,沒有一個人打電話報警,直到那名婦女死後,才有一個目擊者報警。

那是兩個星期之前的事了,但負責皇后區兇殺案調查、做了二十五年員警工作的助理總督察弗雷德里克.盧森(Frederick M. Lussen)仍然大感震驚。

他能背出一連串的兇殺案,但秋園的刺殺案卻讓他極為不解,因為那麼多「好人」居然不報警。

跟助理總督察盧森一樣,震驚和不解幾乎是所有知曉了這個故事詳情後人們的標準反應。員警、新聞記者和讀者們先是驚訝得目瞪口呆,之後便是困惑。38個「好人」怎麼可能在那樣的情況下無所作為呢?沒有人弄得明白,兇殺案的目睹者們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他們一個接一個回答說,「我確實不知道。」有幾個人為自己的袖手旁觀,找了些站不住腳的理由。比方說,有兩、三個人解釋說,他們「害怕」、「不想捲入其中」。不過,稍微推敲一下就知道,這些理由並不成立:只要匿名打個電話到警局,就能救回凱薩琳.珍諾維斯一命,這絲毫不會給目擊者將來的安全帶來威脅,也不會浪費他們的時間。不,旁觀者無所作為並不是因為害怕,也不是因為擔心給自己的生活添亂,這裡頭別有內情,只是他們自己也說不清。

但困惑是出不了好新聞的,所以《紐約時報》和其他媒體:幾家報社、電視臺和雜誌社在跟進後續報導時,都強調了當時找得出來的唯一解釋: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目擊者們漠不關心,根本不想捲進這種事情,美國變成了一個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國家。現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的冷峻,把人變得鐵石心腸,他們成了「冷漠社會」的一分子,面對同胞的困境,他們表現得無情而又麻木。

為支持這一闡釋,詳盡描述公眾麻木冷漠的新聞報導,三不五時地刊登出來。不切實際的社會評論家們也發表了一系列的議論,支持此種論調。這群人面對媒體的時候,似乎從來就不承認自己曾感到困惑不解過,同時他們還認為,珍諾維斯一案有著重大的社會意義。他們都用了「冷漠」這個詞,值得注意的是,《紐約時報》頭版報導的標題也是「冷漠」,儘管大家對冷漠的成因各有看法。有人認為冷漠是電視大肆宣揚暴力所致,有人認為是人的攻擊性受到了壓抑。但大多數人則是扯出了都市生活的「人格解體」,「特大型都市社會」中「個體與群體的疏遠」,就連頭一個報導這條新聞,後來還就該主題寫了一本書的記者羅森泰,也贊同城市導致冷漠的理論:

沒人說得出為什麼38名目擊者看到珍諾維斯小姐遭到攻擊,卻不曾拿起電話,因為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但可以設想,人們的冷漠的確是大城市的一個特點。要是數百萬人圍著你、擠著你,那麼為了避免讓他們不斷地侵犯你,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可能地無視他們。這幾乎是一種心理生存策略了。在紐約和其他大城市的生活當中,人們會條件反射般地對鄰居和他們的麻煩置之不理。

隨著珍諾維斯事件的熱炒,除了羅森泰的書,它還成為眾多報紙和雜誌文章的焦點,幾段電視新聞紀錄片也是圍繞著它拍攝,它還被編排成一齣百老匯的演出。兩名紐約心理學教授,比伯.拉丹(Bibb Latane)和約翰.達利(John Darley)對這件事產生了職業上的興趣。他們翻閱了珍諾維斯事件的報導,根據社會心理學的知識,提出一種看起來最令人難以置信的解釋:目擊者都沒有報警,正是因為當時有38個人在場。之前的報導都在強調,38個人袖手旁觀,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拉丹和達利卻認為,之所以沒人幫忙,正是因為有這麼多的旁觀者。

兩位心理學家推測,現場有大量其他旁觀者在場時,旁觀者對緊急情況伸出援手的可能性最低。其原因至少有兩個:第一個原因很淺顯,周圍有其他可以幫忙的人時,個人要承擔的責任就減少了,「說不定其他人會幫忙或打電話,說不定其他所有人已經這麼做了」。因為人人都想著會有別人幫忙,或者別人已經幫了忙,結果人人都沒幫忙。第二個原因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更有意思,它建立在社會認同原理之上,並涉及多數無知效應。很多時候,緊急情況乍看下並不顯得十分緊急。倒在小巷裡的男人是心臟病發作了,還是只是喝醉酒?隔壁的喧鬧是需要報警的暴力打鬥,還是只是外人干涉不必要也不恰當的夫妻間的吵吵鬧鬧?到底是怎麼回事?碰到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人們很自然地會根據周圍其他人的行動來加以判斷。我們可以根據其他目擊者的反應方式,得知事情到底夠不夠緊急。

可我們很容易忘記,其他旁觀該事件的人恐怕也正在尋找社會證據。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喜歡顯出一副鎮定自若、從容不迫的樣子,我們可能只是暗中瞟著周圍的人,不動聲色地尋找證據。這樣一來,在每一個人眼裡,其他的人全都是鎮定自若,沒打算採取什麼行動的。於是,在社會認同原理的作用下,人們覺得這起事件沒什麼緊急的。根據拉丹和達利的說法,這就是所謂的「多數無知」狀態——「每個人都得出判斷:既然沒人在乎,那就應該沒什麼問題。與此同時,危險也有可能累積到這樣一個程度:某一個體不受看似平靜的其他人所影響,採取了行動」。

科學方法

拉丹和達利的推論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果,即對緊急事件的受害者而言,「人越多越安全」的想法有可能完全錯誤。跟一群人在場比起來,要是當時的旁觀者只有一個,說不定急需救助者的生存機率反而更大一些。為了驗證這一不同尋常的論點,達利、拉丹和他們的學生、同事展開了一次系統化的感人研究專案,得出了一組明確的結果。實驗的基本程序是類比緊急事件,只不過有時候是讓一個人看到,有時候是讓一群人看到。然後,他們記下緊急事件受害者在兩種情況下所得到的援助次數。他們的第一次實驗是,讓一名紐約的大學生假裝癲癇病發作。要是只有一名旁觀者在場,85%的時候他都得到了幫助;而當有五名旁觀者在場時,「病人」得到幫助的機率就降到了31%。既然幾乎所有單個的旁觀者都出手幫了忙,說我們是個不關心他人痛苦的「冷漠社會」,就顯得不是那麼理直氣壯了。很明顯,恰恰是因有其他旁觀者在場,才使得人們施以援手之機率降到了可恥的水準(見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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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圖4-3 是需要幫助嗎?類似圖中的這種情況,無法肯定當事人是否需要緊急救助,因此就算人真的需要幫助,人群中恐怕也很難會有人伸出援助之手。

還有些研究係觀察旁觀者的普遍冷漠態度,在多大程度上是社會認同所導致的。研究人員在緊急事件的目擊者裡安插「暗樁」,要他們裝成什麼事也沒發生的樣子。例如在紐約的另一次實驗中,看到門縫裡冒出煙霧,75%的單個旁觀者報了警;而對於同樣的事情,有三個人同時旁觀時,則報警的機率是38%。要是這三個人裡有兩個都是「暗樁」,研究人員事先已告訴他們別插手,採取行動的旁觀者人數最少,報警的機率只有10%。多倫多也進行過一項類似的研究,單個旁觀者提供緊急救助的機率是90%;可要是一個旁觀者旁邊有兩個不動聲色的旁觀者,給予救助的機率則僅為16%。

旁觀者什麼時候會提供緊急援助,社會學家們現在已認識得很清楚了。首先,跟「我們成了一個冷酷無情的社會」這種看法不同,目擊者們只要確信出現了緊急情況,就很可能會出手相助。在這種情況下,旁觀者自己幫忙或叫人幫忙的數目,都是令人頗感欣慰的。以佛羅里達州的四次獨立實驗為例,研究人員模擬事故現場,叫一位維修工人演出,他們前後做了兩次實驗,當該名男子非常明顯地受了傷,需要幫忙時,100%的旁觀者都出了手。在另外兩次實驗裡,要幫忙就有可能會觸電,但仍有90%的旁觀者伸出了援手。而且,不管旁觀者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主動幫忙的機率都很高。

但若是旁觀者無法肯定看到的是不是緊急情況,局面就大不相同了。此時,單個旁觀者比一群旁觀者,尤其是當這群人互不相識的時候,更有可能幫助受害者。多數無知效應似乎在陌生人裡顯得最為突出,因為我們喜歡在公眾面前表現得既優雅又成熟,又因為我們不熟悉陌生人的反應,所以置身在一群素不相識的人裡面,我們有可能無法流露出關切的表情,也無法正確地解讀他人關切的表情。因此,潛在的緊急事件得不到應有的關注,受害者倒了楣。

仔細觀察這一連串的研究結果,就能發現一個頗具啟示意味的模式。降低緊急事件受害者獲得旁觀者救助機率的所有條件,多見於城市,而少見於農村地區:

  1. 城市裡喧囂、吵鬧、變化快速的地方多,在這些地方,人們很難確定發生的事件是什麼性質。
  2. 城市裡人口更多,故此,目擊潛在緊急事件時,多個人在場的機率更大。
  3. 跟小鎮相比,城市居民認識鄰居的比例要低得多,因此,城市居民更有可能跟一群陌生人共同目睹一起緊急事件。

城市環境的這三種自然特徵:混亂、人口眾多、相識度低,極為吻合研究揭示的降低旁觀者出手救助機率的因素。因此,我們用不著什麼「都市人格解體」和「城市居民疏離」等可怕概念,就能解釋城市裡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多旁觀者不作為的例子。

不過,我毫不懷疑評論家們還是會做出前述解釋。讓我來舉個例子吧。英國一個互聯網新聞頻道報導了一起「旁觀者冷漠」的事例:一名婦女在倫敦街頭跌倒了,司機們卻沒能及時停車,幾乎所有的網路留言都怒斥了現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的粗魯無文,旁觀者總覺得自己太忙,不願多事。留言的人恐怕並不知道,沒人幫忙的真正原因,在於城市的自然環境特徵,而不是城市居民邪惡的心理特點。受害者沒得到幫助,與其說是旁觀者太忙,倒不如說是發生事故的街道太過繁忙。這兩種說法有著根本的不同。不過,一旦理解了這點差異,我們在需要幫助的時候就占了很大先機了。

別讓自己成為受害者

以不那麼險惡的術語解釋現代都市生活的危險性,並不意味著這種危險就消除了。更何況,隨著世界人口加速向城市轉移(未來十年裡,全人類有一半都將生活在城市當中),降低此類危險的需求越來越大。好在我們對旁觀者的「冷漠」有了新的理解,帶來了真正的指望。靠著這一科學認識,緊急事件的受害者可以大大地提高自己獲得他人救助的機率。這裡的關鍵是,要意識到旁觀者群體未能幫忙,不是因為他們無情,而是因為他們不能確定。旁觀者不幫忙,是因為他們無法確定緊急情況是否真的存在,也無法確定此時是否需要自己採取行動。只要他們明確地意識到自己有責任插手干預緊急事件,他們是一定會做出反應的。

既然我們現在知道,敵人只是單純的不確定狀態,那麼緊急事件的受害者就有可能設法減少不確定性,以保護自己。想像一個夏天的午後,你在公園裡參加音樂會。音樂會結束的時候,人們開始離場,你發現自己的一隻胳膊略感麻木,但你以為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然而,當你隨著人群朝著遠處的停車場走去時,你感覺麻木在擴展,手也僵了,半邊的臉也硬了。你困惑不解,決定靠在樹下休息片刻。很快,你意識到麻煩大了。坐下來沒有絲毫幫助,事實上,你的肌肉控制力和協調力越來越差,你逐漸連嘴巴都難以動彈,快說不出話來了,你想站卻站不起來。一個可怕的想法冒出來:「啊,天哪,我中風了!」人們成群結隊地經過你身邊,但大部分人都沒注意到你。少數幾個人注意到你跌倒在樹下的古怪樣子,或是你臉上難看的表情,但他們看了看周圍的人,想尋找社會證據,卻發現其他人並沒有露出關心的樣子,也就覺得沒出什麼事情,直接走開了。

要是你發現自己處在這樣的困境裡,你該怎麼做來克服不利於獲得救助的困境呢?由於你的身體能力正在退化,抓緊時間至關重要。要是你在找到救助之前喪失了說話能力、行動能力,甚至連意識也沒了,那你獲得幫助、恢復健康的機率必然大幅下降。因此,趕緊得到幫助非常重要。那麼什麼樣的求救形式最有效呢?呻吟、歎息或喊叫恐怕無濟於事,它們能讓別人注意到你,但其信息量還不足以讓路人確信存在真正的緊急情況。

如果光是呼喊,難以引來過路群眾的援手,你恐怕應該更有針對性一些。事實上,你要做比嘗試吸引注意更多的事情,你應當清楚地喊出你需要幫助。你不能任由旁觀者來判斷你的情況,不能讓他們認為你沒什麼要緊的,要用「救命」這樣的字眼,表現出你需要緊急救助,讓旁觀者不必擔心會不會是自己搞錯了。這裡,尷尬是你要鎮壓的頭號敵人。如果你認為自己中風了,那你可沒功夫去管自己是不是把問題說得太嚴重了。你是願意承受一時的尷尬,還是願意就這麼死掉,或是終身癱瘓?

就算是高聲呼救,也不見得是最有效的手法。它或許可以讓旁觀者不再懷疑此刻是否存在緊急狀況,但卻無法消除他人心目中另外幾個重要的疑點:你需要什麼樣的救助?我應該上前幫忙,還是讓其他更有資格的人來做?是否已經有其他人去找專業人士來幫忙了,還是該由我去找?旁觀者懷著這些困惑呆呆地望著你,對你來說生死攸關的時間卻轉瞬即逝。

那麼,很明顯,身為受害者除了提醒旁觀者你需要緊急救助之外,你還必須多做點什麼,你要消除他們的不確定性,告訴他們該怎樣提供救助,又誰該提供救助。那麼,什麼樣的辦法才最有效、最可靠呢?

根據我們已經看過的研究結果,我建議是從人群裡找出一個人來盯著他,直接指著他說:「你,穿藍夾克的那位先生,我需要幫助,請你叫救護車來。」這樣一句話,消除了一切有可能阻礙或拖延救助的不確定性。你把穿藍夾克的先生放在了「救助者」的位置上。他現在應該明白,緊急救助是必要的;他應當也已理解,負責提供救助的不是別人,而正是他本人;最後,他還應該很清楚自己要如何提供救助。各項科學證據顯示,只要你這樣做,就應該會得到快速、有效的幫助。

因此一般而言,在需要緊急救助的時候,你的最佳策略就是減少不確定性,讓周圍的人注意到你的狀況,弄清楚自己的責任。盡可能精確地說明你需要什麼樣的幫助,不要讓旁觀者自己判斷,尤其是在人群裡,社會認同原理以及由此產生的多數無知效應,很可能會使他們認為你的情況並不緊急。在本書提到的所有順從技巧裡,這一條恐怕最為重要,必須記住。畢竟,要是沒得到緊急救助,說不定你就沒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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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影響力【個案升級版】:說服的六大武器,讓人在不知不覺中受擺佈》,久石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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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伯特.席爾迪尼
譯者:閭佳

什麼因素會讓人乖乖順從?什麼技巧能使人乖乖上當?身為社會心理學教授的作者為了拆穿騙徒的技倆、業務人員的銷售手法,跑去做臥底,當銷售人員、募款人員及廣告人員。本書透過他親身經歷的實證,剖析說服與順從的科學及現實世界的運用。

本書筆調有趣、內容實用,獲得極大好評,業務人員、募款人員、廣告人員、政治人物,以及對心理學有興趣的人無不競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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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