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被WHA拒於門外（一）：為什麼加入世衛體系對台灣、世界都很重要？

2018年的世界衛生大會（WHA）於5月21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辦，而台灣則是第二年被拒於門外。對於這樣的困境，有一群人選擇主動突破，他們是無國界醫院團隊。

其中親臨日內瓦、最後成功進入會場的姜冠宇醫師，為關鍵評論網撰寫了系列文章，與讀者分享此行的經驗見聞。第一篇，姜醫師要先告訴您，台灣與世界衛生體系的接軌為何重要，有沒有加入WHA有什麼影響。

在開啟本年度世界衛生大會的經驗分享前，有人說每年台灣爭取進入WHA是政治大於實質衛生利益，先必須說這個認知當然是不對的。以下內容也是來自筆者在世衛大會前2018年5月12日於美國紐約向台灣僑胞及駐紐約經濟文化代表處宣傳無國界醫院團隊的演講，我們來探討所謂「疾病無國界」整體的戰略概念。

台灣「傳染病防治經驗」與加入世衛體系的重要性

台灣經歷了SARS，讓我們重新審視人與疫病的關係。在犧牲了這些殉職抗SARS的醫療人員後，如何自我保護，進而保護他人，這個共同經驗奠定台灣今天衛生政策的基礎，也在這段歷史的回顧中，意識到爭取加入國際合作、成為全球衛生一份子的必要。而全球衛生也是為了保護更多醫療前線人員，使其盡量免於在疫情控制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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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自從2009年才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觀察員，而現在已回歸2009年前的狀態。2002－2003年發生SARS疫情時，台灣正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當時從台灣第一例自中國境外移入案例，到造成和平醫院院內感染的台灣第一例本土病例，這釀大禍的時間差裡，由於台灣沒在世衛體系，拿不到WHO的陽性比對檢體，上述這些疑似病例還被當時SARS專家會議，以無境外接觸史而排除，失去適當處置的先機。儘管台灣是當時SARS控制的最後疫域，最終仍有181人犧牲而死亡。

同樣是致命傳染病，並不是只有SARS經驗而已。在中國，H7N9疫情自2013年就被發現，然而疫情浩浩蕩蕩地在2016年進入高峰，一開始都是靠台商受到感染、返台醫治而取得病毒株。接下來世界各國的新興傳染病，不管伊波拉也好，MERS也好，禽流感也好，即使台灣有實力進行檢驗，卻無法第一時間拿到WHO的檢體做為比對，而必須透過台灣跟國際民間的交流合作才有可能獲得檢體做為比對。尤其是在未知病源體的新興傳染病檢驗上，特別容易造成時效上的延遲，進而使得防疫工作產生困難。

台灣疾病管制局配合WHO所定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IHR）於2016年頒布的實體架構「外部評估」（Joint External Evaluation, JEE）中，預防／偵測／回報皆通過認證，是為第八個使用JEE並公佈認證的國家，專業水準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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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WHO因我非其會員，未將我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IHR窗口聯絡資訊公布在IHR官網，致2017年10月發生某國將我國籍旅客為「結核病患同班機接觸者」資訊逕通報中國IHR聯絡窗口（即中國衛生部），事隔五個月後，我國疾管署於本年3月始輾轉獲悉該案情形，嚴重延誤。此事件也是本次世界衛生大會「台灣入會案」我方盟友新增的重要辯論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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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沒有回答有關台灣如何參與世衛組織規劃的問題，如大流行性流感防範（PIP）框架、全球流感監測和反應系統（GISRS），以及全球抗菌素耐藥監測系統（GLASS）。

當中國是一個經常隱匿衛生資訊、極端封閉與不透明的國家，即便在世衛堅持一中原則排除台灣，中國也一如往常不對台灣過去的損失或全球危險做任何負責動作。中國無法獲取台灣的數據，也無法與台灣有效共享資訊，因此也不應該代表台灣。

2017年5月19日《Nature》對於世衛排除台灣的重砲轟擊

全球衛生不能被世界政治籠罩，就像去年醫學科學期刊專家們的聲明：

Politics should not get in the way of infectious disease, which knows no boundaries.

政治不應該妨礙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沒有界限。

其中重要的論點，是台灣為國際貿易和旅遊據點，與全球衛生隔離是「有風險又具危險性」（Because Taiwan is a nod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vel, isolating it “is both risky and dangerous”），隔離她將對全球健康產生反作用。有人也肯定台灣公共衛生和生物醫學研究基礎設施等貢獻。（原文見此：Clock is ticking for WHO decision over Taiwan）

何以2018年歐盟支持台灣？歐盟思考點為何？

事實上，已有過像是Gro Harlem Brundtland對環境議題提出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如「在平等公正和尊重國家主權的前提下解決國際爭端，以對話代替對抗」、「一部份人的發展不應損害另一部份人的利益」，足見歐洲思考的藍圖與格局。有了二戰後的教訓，國際組織屈服極權政權的作法，就是重蹈國際聯盟失敗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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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歐洲也爆發麻疹疫情，從歐洲疾病管制局的數據看來，歐洲疫苗覆蓋率並不佳。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底，共有14,800起麻疹案例通報。過去每年歐洲流感統計也約有40,000起死亡案例。歐洲聯盟委員會的Andriukaitis說：

"Infectious diseases are not confined within national borders," said Andriukaitis. "One member state's immunization weakness puts the health and security of citizens at risk across the EU. Cooperating in this area is in all of our interests.

傳染病並不局限於國界。一個成員國變成免疫弱區會使整個歐盟公民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脅，合作符合我們所有的利益。

不只是致命傳染病，所有疾病資訊共享都會影響全世界的健康與經濟

即便不是立即致命傳染疾病，在強調疾病負擔（因為疾病造成整體社會支出）的今天，我們都會希望能執行Prevention and Promotion policy（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要做到這項精神，還是要回歸強調全球衛生資訊共享的重要性。在以避免病人在該地區資訊缺乏下，接受過多無效的經驗療法，增加藥物經濟消耗，增強該病株之抗藥性。

以近年興起的「超級黴菌」為例，全球人口變化以來，一是高齡社會，免疫缺陷患者（如：愛滋病患、化學治療或器官移植的病人、老年人、糖尿病患）的壽命延長，當其體內的抵抗力降低，被認為是體內原生病株的念珠菌數量大增，造成各種疾病。二是急慢性照顧設施重疊，同一限定區域有大量急重症醫院和長照機構，意即為轉送率高，提高感染風險。這些都成為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防疫挑戰，使得醫療管理的重要性大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