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希臘時代到現代,「神的問題」對科學家依舊棘手且情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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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問題」依舊棘手,常常很情緒化,而且一直很受注意,能刺激大眾。我不能說自己有什麼新的見解,只能把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和學者對它的意見做個整理,這或許會有些幫助。
文:佛克(Dan Falk)
與神有何關係?
科學發現神。——《新聞周刊》封面故事,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
物理不是宗教。如果是的話,我們更容易募到經費。——列德曼
到目前為止,我們談了很多物理與哲理,但很少談到宗教,可是物理未開拓的新領域,尤其在尋找萬有理論的過程,必然會侵入神學的領域。宇宙如何開始的?恆星、行星與銀河是哪裡來的?有存在智慧生物的其他世界嗎?曾經只有神學家與哲學家問這些問題,但是現在,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及宇宙學家在沒有神的指引下,成天研究這些事。從一些針對這個主題所寫的書籍與雜誌看來,這些「神的問題」依舊棘手,常常很情緒化,而且一直很受注意,很能刺激大眾。我不能說自己有什麼新的見解,只能把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和學者對它的意見做個整理,這或許會有些幫助。
我們就由科學的誕生說起,從希臘時代到科學革命。古希臘人的信仰很廣泛,有些是唯物論者,像前蘇格拉底時期哲人就拒絕任何超自然的事物;其他哲人如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就相信有更高階的力量存在,由祂負責創造一個有秩序的、可以理解的宇宙。至於在文藝復興時期的那些偉大科學家,如哥白尼、克卜勒、伽利略與牛頓,情況就更明確了,他們毫無疑問都是有深厚信仰的人。如果用比較簡單的話說,他們在宇宙的科學圖像裡,都發現「上帝的角色」。例如哥白尼說,重力是「創造者的神恩」;克卜勒認為,在天文學裡深深體會了神的手藝:「我們的信仰愈深,愈能了解創造者與祂的偉大。」從他們的信仰裡,我們彷彿聽到《聖經》的回音,特別是〈詩篇〉第十九章裡的敘述:「蒼天陳述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作為。」
科學革命並未消除上帝。藉由宇宙是「可知的」,我們在宇宙裡為人類找到新的定位——在這裡神的創造不但是可見的,也是可以了解的。英國的科學家索麥維在十九世紀初,將牛頓學說的世界寫成通俗的報導,她相信是神「讓人具有這種能力,可以欣賞神的奇妙的工作,並且能精準地追尋出祂的運作規則。以我們居住的地球為基地,測量出太陽與行星的距離……而人類可能採取的第一步行動,就是探索星空。」
但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段,情況有了重大的轉變,尤其是達爾文(一八○九~一八八二年)的研究工作。他提出物競天擇的演化理論,認為複雜而多樣的生物是由簡單的生物演化而來的,不必有神的介入。在此同時,地質學家也發現,現在的大陸與海洋也是經過數百萬年的變遷才造成的,人類在地球上顯然是新的成員。而天文學家則發現了一個浩瀚的宇宙:一九二○年代,我們已經知道太陽系只是在銀河旋臂無數星星之中的一顆恆星,而我們的銀河只是無量無邊的銀河星團當中的一個。宇宙、地球、生物,似乎都是根據與人無關的自然機制,演化而來的。
當然,科學仍有許多謎團未解: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意識的來源,也許對於這些問題,科學永遠無法提供令所有人滿意的答案。對於人類知識無法解答的這種空隙,有些人求助於神來填補,哲學家稱這種「如果科學無法解釋,我們只好依賴神」的論述,為「填補空隙的神」。對於那些渴望傳統宗教經驗的人來說,這種說法無法滿足他們,因為它限縮了神的角色,而且把神學定位為「改變的狀態」,每當科學有進展,一個人的信仰就被迫跟著改變。
雖然愛因斯坦在著作裡經常提到「神」,但他指的並不是「填補空隙的神」,更不是那種會介入人類事物的神。那些想把愛因斯坦說成一個教徒的人,經常引用他的一句名言:「科學無宗教是跛子,宗教無科學是瞎子。」但是仔細觀察他的信念,在傳統的觀念裡他離宗教虔誠還遠得很。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我所理解的神,來自一種深深感受到的信念,那就是某種超越的智慧在這個可認知的世界裡,展現它的存在。神在一切處所顯露祂自己……。」他說,如果有人想替這種感覺貼標籤,應該可以稱之為泛神論,簡單地說,就是把大自然當做神。(這是十七世紀猶太哲學家斯賓諾莎的看法,愛因斯坦很欽佩他。)愛因斯坦不相信的是「人格」神,那種「關心人的命運和行為的神」。
即使邁入二十世紀,科學一旦有新發現,宗教信徒仍然可以從中找得到呼應他們宗教文本的共鳴。宇宙論的大霹靂模型就提醒了信徒聖經創造論,「要有光」就像大霹靂,兩者似乎都可以用來描述宇宙的起源。(只是為什麼上帝選擇在這一刻創造宇宙,然後又等了一百四十億年,從來沒有說清楚。)在此同時,量子理論的發展又提供了一塊新畫布,給那些想把科學畫成某種靈性追求的人去發揮。很多通俗作家想把量子理論與東方的神祕主義連接在一起,但是卻沒有任何一位量子理論的先驅認為兩者之間有這種關係,而即使到了今天也沒有什麼物理學家會這樣想。粒子物理學家列德曼說,有些書像《物理學之道》和《物理之舞》,「是有些好的物理陳述,但作者從經過證實的觀念,跳到物理學之外的觀念去,其間的邏輯過程大有問題,或根本不存在。」
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段,無神論科學家開始說話了,其中費曼提出他對宇宙創造的看法:「如果說上帝只是為了觀察人類的善惡交戰,就造了一個這麼大的舞台,花了這麼久的時間,未免也太不成熟了。」(當他在一九五九年的一次電視訪問中說出這些話時,加州有個電視台為此拒絕播出這段節目。)近年來,物理學家裡比較有名的無神論者是溫伯格,他在一九七七年寫了一本《最初三分鐘》,其中有段話最常被引述:「當我們愈了解宇宙,就愈看得出它是沒有意義的。」十五年後,他又在《最終理論之夢》中說:「在最後理論中,對於我們內心最深處的問題——有沒有神存在的跡象,是不可能不去懷疑的。我認為沒有。」為了有所依據,後來他在《紐約書評》裡為物理的最終定律寫了一段話:「這個定律將是非人本的,不會和人類有什麼關係。」
【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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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