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不是漢族王朝,強盛的原因和後來的蒙古帝國或現代美國是相通的

唐朝不是漢族王朝,強盛的原因和後來的蒙古帝國或現代美國是相通的
章懷太子墓中壁畫,胡服、漢服者並立|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唐朝建國的推手是擁有這樣背景的鮮卑系關隴集團,這是確確實實的,可是並不止於此。根據石見清裕的研究顯示,實際上連匈奴也密切參與。

文:森安孝夫

多民族國家——唐帝國

唐朝不是漢族王朝

位於歐亞大陸東部,以悠久歷史自豪的中國,經常是多語言世界。而且中國史裡面有一半左右,統治者階層並非漢族,而是異民族(中文裡也將這些非漢族稱為「少數民族」)。例如五胡十六國、北魏(鮮卑拓跋氏)、遼(契丹族)、西夏(黨項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滿洲女真族)等,任誰都會立刻聯想到這些吧,可是近年發現不只是繼承北魏的東魏、西魏、北周、北齊,甚至隋、唐也是鮮卑系王朝或者是被稱為「拓跋國家」。後者在學術上與中國的陳寅恪所提出「關隴貴族集團」或者「武川軍閥集團」(以下略稱「關隴集團」)的說法,亦即西魏、北周、隋、唐是由關隴集團創建出的一連串國家的學說相近,故此對於中國史研究者來說,並不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說法。

關隴集團指的是出身負責北魏國防的菁英部隊——六鎮的人士,特別是武川鎮的出身者(多為鮮卑族),在北魏分裂後移動到關中盆地,與當地豪族聯合起來組成的胡漢融合集團。握有西魏實權且創立北周王朝的宇文氏、建立隋朝的楊氏、建立唐朝的李氏,都是從那裡出身的。但是,一直以來標榜關隴集團的學說,依然是將北朝隋唐的歷史放在秦漢以來那套自我展開的中國史框架內,因此不免帶有濃厚的中華主義色彩。相對於此,我們使用鮮卑系王朝或者「拓跋國家」的用語,是把討論的重心放在北亞─中亞史以及中央歐亞史上。然後,從這個立場,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唐朝決不是狹義的漢族國家。

雖然在序章已經提過「漢化」,不過因為這是重要論點,因此我想在這裡再度詳加論述。

在現代中國,除了構成核心部分的漢族之外,其他還有五十多個被官方認可的「少數民族」。可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內,直到唐代為止活躍的匈奴、鮮卑、氐、羌、羯、柔然、高車、突厥、鐵勒、吐谷渾、葛邏禄、奚、契丹等族並沒有列入其中。原因在於這些民族和至秦漢時代為止形成的狹義漢族,透過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進行融合,變成了新的漢族。因此,唐朝的漢族、漢文化與秦漢的漢族、漢文化是不同的東西。前者當然稱為唐族、唐文化比較合適,但是誰也不稱唐族,而是沿用漢族。像這種用語的保守性經常掩蓋住真相。

唐朝是中國史的黃金時代,這個命題被解讀為唐朝是漢族史的黃金時代,漢族沒有歧視各種不同的少數民族,而且還給予優厚待遇等的論述本身,正是中華主義的表現,別無其他。唐朝是以異民族為中心,吸收了以漢語為首的中國文化而建立起來的國家,或者至少應該說是擁有異民族血統的新漢族所形成的「唐族」國家,所以不會排斥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只要有能力的人,一定不加區別地予以公平任用,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唐朝的世界主義、國際性、開放性,是因為唐朝的本質原本就是由漢族與異民族的血統及文化在混合後產生出能量所創建的國家,而且一貫維持多民族國家的型態更加促進了上述特點,這與後來的蒙古帝國或現代美國的強盛也是相通的。

在唐朝,既有自東魏、西魏分裂時代開始帶給中國龐大經濟負擔的突厥人,也有作為商人很活躍的粟特人和波斯人,或者是像高仙芝、慧超這樣的朝鮮人以及阿倍仲麻呂、藤原清河、井真成這樣的日本人存在。他們全都熟習了固有語言和漢語,根據情況也會說第三種語言。如果只是把焦點放在他們也會說「漢語」的這一面,就認為他們全部都受到了「漢化」,或者是唐朝接納了這樣的異民族是因為漢族的度量大之類的,這樣的解讀不過是事後諸葛的大中華思想作祟罷了。

唐建國的推手——鮮卑

那麼,肩負唐帝國創立核心的異民族(非漢族)究竟是何方神聖呢?最主要的是來自北魏武川鎮的鮮卑系集團,這已成現在的定論。鮮卑原本是活動於大興安嶺方面的遊牧民族,進入中國本土建立北魏後,為了防止北方新興遊牧民族柔然、高車的勢力崛起而設置六個邊境軍鎮,武川鎮即為「六鎮」之一,設於現在內蒙古自治區的首都呼和浩特的北方。當北魏首都還在山西省北部的平城(大同)的時代,六鎮的武將身為肩負國防重擔的菁英集團,被給予了相對應的優渥待遇;但是隨著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所謂的「漢化政策」,將國家中心往南方轉移時,形勢有了改變。如同吉岡真揭露的,漢籍透過史料操作,把北魏記述得有如漢人王朝一般,因此不應該過大誇飾漢化政策的成果,但是對六鎮將士的待遇急遽惡化是事實,而他們的不滿終究是爆發了,即從五二三年開始的「六鎮之亂」。

北魏因為這場動亂分裂為東魏和西魏,起初是東魏較為強盛。南下的六鎮將士裡有很多人進入東魏,與山東貴族合作。相對地,進入西魏、出身武川鎮的少數派,則在關中盆地與統率鄉兵集團的當地豪族聯手。如此一來,在西魏內部形成了以宇文泰為首領的胡漢融合集團,也就是關隴集團。北周的宇文氏、隋朝楊氏、唐朝李氏相繼地以此為基盤取得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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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關隴集團與拓跋國家(北周、隋、唐)王族的系譜

唐朝建國的推手是擁有這樣背景的鮮卑系關隴集團,這是確確實實的,可是並不止於此。根據石見清裕的研究顯示,實際上連匈奴也密切參與。當然,過去以來便有說法,認為關隴集團中的獨孤氏是匈奴系,或是隋文帝(楊堅)的父親楊忠身高達兩米,是輪廓分明的美男子,應該混有高加索人種的血統。五胡裡面的匈奴和羯很有可能是混合著高加索人種。不只如此,石見從漢籍中發現,唐的建國者不僅是胡漢融合的關隴集團,也包括了在鄂爾多斯(黃河彎曲處)持續過著遊牧生活、名為費也頭的匈奴集團。

歷經楊堅、楊廣也就是隋文帝、煬帝兩代著手建設新國家的一大事業,因為三度遠征高句麗失敗而受挫,導致全國各地動亂四起。煬帝無心朝政,自六一六年起便避居江都揚州,這是在他先前果決英明的命令下開鑿的大運河要衝,也是深受他強烈嚮往的江南文化薰陶之地,終日飲酒作樂、沉溺女色,荒淫昏亂。之後的唐玄宗也重蹈覆轍;放眼古今中外,只要是權力者、大富豪,與女色就像磁鐵相吸,這是不變的道理。

另一方面,全國的叛亂勢力逐漸集中在大約二十名的群雄身上,其中與楊氏同為關隴集團出身,受煬帝重用任命為太原留守的李淵,六一七年七月在三名能幹的兒子協助下掀起反旗。在這個階段,李淵父子的軍團不過是眾多群雄之一,不過因為他們的根據地在山西省太原(并州、晉陽),占地利之便,所以能夠首先進軍長安。因為重視大運河的關係,煬帝經常待在洛陽或揚州,所以首都大興城(唐朝的長安城)自文帝以來累積的財富和武器等並沒有受到隋末戰亂的波及,能夠完整保存下來。而輕易地拿下首都,成為李淵一派能夠從其他群雄當中脫穎而出的一大要因。

同年十一月李淵軍隊進入長安城,在那裡只有煬帝之孫十三歲的楊侑留守,李淵在形式上擁立他作為隋朝皇帝,自己成為唐王,等候禪讓的時機。於是,六一八年三月,煬帝在江都揚州遭遇屬下的叛亂而被殺害。同年五月,李淵就成為唐朝的初代皇帝(高祖),立長子李建成為皇太子,封次子李世民為秦王,四男李元吉為齊王。唐朝在武德元年建立,雖然各地仍有許多群雄的殘存勢力,之後順利一一平定,最終完成國內統一是在五年後。這段期間,有助平定國內的是武德二年(六一九年)七月把關中分為十二區並設置軍府管理的「關中十二軍」,與李世民發揮過人的軍事才能。

鄂爾多斯地區的重要性

眾所皆知,古代中國的中樞地是長安所在的關中盆地與洛陽所在的中原,若以這裡為中心去思考和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時,最大的要地便是擁有太原、大同的山西北部與擁有靈州、夏州的鄂爾多斯,以及和西域關係密切的河西走廊。山西北部、鄂爾多斯、河西走廊不用說,當然是被涵蓋在農牧接壤地帶的範圍內。故此,相當幸運擁有太原做為根據地的李淵要取代大隋江山,首要之務就是先掌握住鄂爾多斯,接著盡可能地控制河西地區,再兵分為兩路或是三路進軍關中,奪取長安,在戰略上這是最為合理的策略。

石見清裕精彩論證了:自六鎮之亂以來,盤踞在鄂爾多斯的勢力是仍然過著遊牧生活的匈奴系、稱為費也頭的集團。從東魏和西魏相互爭奪費也頭一事,可窺知他們的領地具有戰略重要性。李淵的祖父李虎從還是西魏武將的時候開始,已經與費也頭密切聯繫。費也頭的首領紇豆陵(紇頭陵)氏與繼承西魏的北周王室宇文氏有姻戚關係,因為李淵之妻太穆皇后竇氏繼承紇豆陵氏與宇文氏的血統,因此紇豆陵氏與李氏對於篡奪宇文氏帝位的隋朝楊氏更加反感。從太原進攻長安的李淵,與跟自己有婚姻關係的鄂爾多斯的費也頭聯手,在戰略上占有優勢,進入長安城,實現了建立唐朝的大業。

不只如此,根據藤善真澄的研究,李淵在太原起兵之際,也在佛教界布局準備,不只是拉攏佛教徒勢力,大概連道教界也一齊期待新政權的來臨吧!可見在平民百姓之間,對於建設大興城、建設新洛陽、開鑿大運河、修建長城、遠征吐谷渾、遠征高句麗等一連串的強制徵召感到疲勞,積怨已深,同時也厭倦了隋末的內亂。

相關書摘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八旗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森安孝夫(もりやすたかお)
譯者:張雅婷

本書審訂:林聖智/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中國美術與考古專家。
本書導讀:朱振宏/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中古史專家。

從中央歐亞的草原出發,
克服大中華主義與歐洲中心史觀,而看到的唐朝是……

安史之亂其實不「亂」,它是「登場過早的征服王朝」,
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現象,是歷史的必然。

徹底顛覆課本中的唐朝印象,也徹底顛覆想像中的絲路觀念!

——前近代的「絲路」,不單只是「充滿浪漫的東西貿易線」,而更是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交流以及戰爭的現場,亦即動盪的世界史的舞台。
——不知道「絲路地帶=中央歐亞」的歷史,就無法理解世界史巨大的潮流。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站在「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的觀點,以淺顯易懂,且異於西歐中心史觀或中華主義思想的方式來加以記述。換言之,以遊牧騎馬民族集團與絲路這兩大主軸為主,重新檢討歐亞世界史,意即前近代的世界史。

西元前一千年初,在中央歐亞的乾燥大草原地帶上,擅長騎馬的遊牧民集團登場,成為擁有地表最強的騎馬軍團。與生產力、購買力並列,牽動歷史走向的一大契機是軍事力,他們的動向自然就成了牽動世界的原動力。本書透過騎馬遊牧民族與唐王朝的興亡,徹底轉換「觀看世界的方式」,重新論述何謂「民族」?何謂「國家」?

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

《絲路、游牧民與唐帝國》屬於日本講談社紀念創業一百週年,所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第六卷。這套書的出版是希望跳脫出既定的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用更大跨距的歷史之流,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思考世界史的興衰。八旗文化引進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著台灣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從東亞的視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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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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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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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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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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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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