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顧地方轉型與氣候保護,比利時人這樣做

兼顧地方轉型與氣候保護,比利時人這樣做
Photo Credit: Luca Casartelli CC BY-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借鏡歐洲城市面對氣候變遷與創生的案例,可加強地方政府的網絡合作平臺,納入各部會、企業、學者、NGOs與社區等專家甚至市民參與,傳散知識及促進宣傳,帶動社會行動及轉型。 

文:翁渝婷(中心助理研究員)

本文透過比利時根特氣候保護作為案例,來看城市中策略利基管理(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 SNM)的角色,並評析其是否適合運用於我國地方能源轉型治理。SNM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經濟與社會變化相關的技術變革,並推動新技術於社會環境中應用。

其中,兩個重要的角色-中介者(intermediaries)與支援者(champions)將支持及連結不同行動者,促使社會創新與轉型(Martiskainen and Kivimaa, 2017)。「中介者」是指作為為他人創造空間與機會的行動者,尤其是在傳播階段,包括調解、建立聯繫不同的人或事物,無論是個人、組織還是平臺,不僅僅是知識調解人或網絡人員;而「支援者」積極推動創新倡議,目標是解決諸如「缺乏資源、行動者間缺少聯繫與協調,以及現任行動者的反對」等障礙,特別是在可能抵制創新的情況下。

如下圖1所示,橋接各行動者、匯集資源與轉譯知識的強大媒介,即是「支援中介者」(championing intermediary),較薄弱的媒介則是「非支援中介者」(non-championing intermediary),而非連結網絡,但影響力強的媒介,則是「非中介支援者」(non-intermediating champion)。

圖1 中介與支援 | 資料來源:Martiskainen and Kivimaa, 2017.

一、根特的故事脈絡

圖2 根特氣候保護歷程 |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根特早於1996年加入了氣候聯盟(Climate Alliance),其為一個歐洲城市的網絡,致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自1998年起,根特開始定期制定環境與能源政策計畫。2007年經環境、城市發展及住宅部門的市議員策動,市議會表達了強烈的企圖心,目標於2050年達氣候中和;為此,至2030年需減少50%二氧化碳的排放量(Loorbach et al., 2016: 95)。

2008年根特建立了有關氣候及能源的政策計畫,市長Daniël Termont也於2009年簽署了「歐洲市長公約」,宣告將遏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超過歐盟所設定2020年的減量20%目標(Ghent international, 2015)。直至2010年成立氣候小組,根特進行「學習」及「參與」兩方面的策略行動;氣候小組啟動了定量研究,例如建立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線(baseline)盤點,以及節能項目的減排成本曲線,並努力以較吸引人的方式發布敏感信息,如空拍熱損耗的照片,使公民能夠觀察自己房屋耗能情形(Loorbach et al., 2016: 95)。

此過程與歐盟西北部永續發展計畫(Interreg IVb)資助的MUSIC(Mitigation in Urban Areas: Solutions for Innovative cities)計畫項目相一致(Roorda et al., 2012),[1] 亦產生之後的氣候場域(climate arena)。從一開始,市政府即承認,展現氣候保護的企圖心僅能透過城市所有行動者,採取果斷行動來實現。因此,根特氣候聯盟(Gents Klimaatverbond)於2009年成立,市政府試圖讓公民及企業參與起草氣候規劃,將草圖推向氣候中和城市發展。此外,市府環境部門在2010年提出促進行動者參與的任務,基於轉型管理原則進行奪標,支持更有遠見的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的實驗(Loorbach et al., 2016: 95)。

計畫初期,轉型小組是由市府環境部門的兩名政策官員、兩名促進聯盟(facilitating consortium)的成員,以及一位轉型管理專家組成;而小組在此過程中,作為準備及指導轉型會議的參與者。儘管他們在氣候轉型過程中投入大量時間(平均每週約一天),但市政府的幕僚們沒有提供太多的支持,也對此過程及他們工作的相關性產生懷疑(Loorbach et al., 2016: 96)。轉型過程需要靈活性,並需適應開放及不可預測的動態;僅由環境部門負責人及市議員執行與支持難以掌握全局,但其政治承諾從一開始就受到很大的時間壓力,最終明顯地限制了轉型參與者的共同創造成果。

二、根特氣候場域(Climate Arena)

接著,團隊開始進行角色分析,決定誰來提供「系統分析」與選擇場域的參與者,最終核心團隊新增至17人(Loorbach et al., 2016: 97),小組成員包括企業、文化中心、青年工作者、大學、NGOs、港口與城市管理之人員(Roorda et al., 2012)。轉型管理為一治理方法,透過參與式的學習與實驗過程,促進永續發展,而轉型場域即為其變革聯盟,發展不同行動者團體、傳播及採用創新方法,以匯集不同觀點與多種方法。

系統分析針對根特的社會、生態與經濟進行評估,並分析趨勢,在未來情境下,提出各領域的問題與城市的亮點(trumps)(Loorbach et al., 2016: 97)。第一場場域會議開放提出初步的氣候問題與觀點,其中諸如能源貧窮及一般公民的福祉等議題;在第二、三場會議上,成員們確定了2050年永續根特的基本原則,例如無車城市、化石燃料的獨立性,以及企業提供回饋給城市及公民等,但一些與會者亦呼籲,因內容較抽象此部分不宜花太多時間。第四場以參與式作為中心,確定了20個轉型途徑朝向三個預想的未來,並建立這些路徑的里程碑及行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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