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認為,為了不激起民眾反抗,在城市裡少殺些人是可以接受的

毛認為,為了不激起民眾反抗,在城市裡少殺些人是可以接受的
Photo Credit: 1951年《人民画报》第五期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被害人都跪在地上,雙手用鐵絲綁在背後。大概有六個公安站成一排,冷漠地朝他們的後腦勺開槍。他們倒地後,有些人的腦袋已經裂開了,有些頭部只有一個光滑的小洞,還有些人則腦漿迸裂,濺了一地,甚至濺到了旁邊犯人的衣服上。」一些人甚至興高采烈地踐踏著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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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客(Frank Dikötter)

全國各地都有人被折磨或毆打致死,其中有一些被刺刀捅死或被砍頭,但絕大多數是被槍斃。槍斃的過程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在遍布寺廟和寶塔的古城開封,行刑者一開始都是瞄準目標的頭部射擊,但因為現場太過噁心,所以他們不久便改為射擊心臟。但這樣做也不那麼容易,要是打偏了,犯人就會在地上扭動哀號,不得不再補射。殺人的技巧就是這樣從實踐中得來的。

在少數情況下,行刑者會勒令犯人下跪低頭,然後用大刀將其頭顱砍下。在廣西,犯人的首級有時會被掛在市集入口處類似足球門一樣的木頭門框上,柱子旁邊還會張貼著死者的罪狀。

行刑的槍聲在各個鄉村迴響著。不管是真的敵人,還是假想中的敵人,都被迫跪在臨時搭起來的檯子上,當著眾多村民的面,被身後的行刑者處決。張應榮遭到毆打後,又被用一塊木板抬到臺上。據他回憶:

當時臺上還有十個人接受批判,全都被繩子綁著。我大哥就在我身邊,兩個民兵把他的胳膊扭在身後,身體向前九十度彎腰。我躺在木板上,向上看著。雨已經停了。在大夥兒的喊聲中,我能聽到附近河水的聲音。雲已經散了,天空一片碧藍。我想:就是在這樣的天空下,就是在這個村子裡,大夥兒已經和睦相處了這麼多年,可是為什麼他們現在變成了這樣?他們為什麼如此互相憎恨、互相折磨?難道這就是共產革命嗎?所有的「階級敵人」都挨了打,打得臉上青一塊紫一塊,頭上傷痕累累。可是毆打並不能讓這些共產黨滿足。他們開始了殺戮。那次大會之後,所有在舊政權裡當過官的都被處決了,包括我的兄弟,他們的子女也被判了十年、二十年徒刑,有些在監獄裡瘋了,有些死了。

公開處決後,死者家屬通常會獲准去收屍。收屍者一般都默不作聲,趁著暮色靜悄悄地走向屍體,手裡抱著用來包裹屍體的草蓆以及把屍體運回家的簡易擔架。但有時候行刑者會用炸藥把屍體炸碎,這種做法一度曾非常流行,以致有些省份不得不正式發文禁止這種行為。

有些被害者則是在偏僻的樹林、山溝或河邊被單獨或集體處決,屍體要麼被扔進井裡,要麼草草地集中埋葬,有些則被扔在野外任其腐爛。死者家屬往往得花上幾個星期來尋找親人的屍體。幸運的話,他們能找到屍體的殘骸,然後小心翼翼地將其掩埋。雲南的張茂恩等了十個月才獲准為他的兄弟收屍──他的兄弟是在路邊被槍殺的,然後被扔到了山溝裡。「我兄弟的屍體已經腐爛了,看上去就像倒在河裡的一棵樹。我二哥和我娘下到河裡想把他拽上來,結果屍體碎成了一塊一塊。我們只好撿起骨頭,洗乾淨,裝進隨身帶去的盒子裡。」

有時屍體會被野外的動物吃掉。在河北,有些集中掩埋的墳墓很淺,野狗會把屍體挖出來啃掉。在四川,一名婦女因被懷疑私藏槍枝而被捕,經歷了殘酷的折磨後,她最終吊死在一棵樹上。她的屍體被扔到樹林裡,成了野豬的食物。


運動初期,城市裡死的人比農村少,因為黨的領導擔心在城市裡殺太多人會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而且為了發展經濟,他們仍不得不與商人、企業家和各類專業人士打交道,有時還得適當做些妥協。但這種寬鬆的局面並未能持續多久。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三日,兩百多名軍隊領導在山東省的省會濟南出席了一次慰問音樂會。當一個民間器樂節目表演結束,大家正在鼓掌之際,一名年輕人突然起身,踩著桌子走向身為高級軍官的黃祖炎,隨後向他開了一槍。子彈從黃的頸部射入,從下頜穿出。黃全身是血,一下子癱在椅子上,隨後滑到地上。觀眾們一陣恐慌,紛紛躲到桌子下面。刺客又開了一槍,最後飲彈身亡,黃則在被送往醫院的途中死亡。這名刺客名叫王聚民,時年三十四歲,一九四三年入黨。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的家人在土改中受到了衝擊。

事後,毛提醒全黨要提高警惕,因為這個案件表明敵人是多麼狡猾:他們先是混入黨的內部,潛伏數年後,突然衝出來攻擊黨的高層領導人。毛說:「(對這些人)絕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是為至要。」

在刺殺事件發生數天後,毛即下令在城市裡要「大殺幾批反革命」。在寫給天津市委書記黃敬的信中,他借用民意來為殺人辯護:「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瓢潑大雨還痛快。」

很快地,全國便展開了一次突擊行動。在幾週前剛剛發生刺殺事件的山東,僅在四月一日這晚,警察就圍捕了四千多名嫌犯。濟南逮捕了一千二百人。到了晚上,大家不敢睡覺,都從窗子裡膽戰心驚地向外張望,看誰又被抓走了。幾天之內,有數十人被公開槍斃。毛主席對此大加讚賞,並表示那些「膽小的同志」應該向山東學習。

三個星期後,四月二十八日這一天,上海、南京等十四座城市聯合發動了一次突擊捉捕行動,共有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五人被抓。那天正好是週六,兩年前剛剛回國任教於上海一所大學的羅(Robert Loh)當晚正在批改學生的論文,他回憶說:「聽到大街上的警笛聲和隆隆的卡車聲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我憂心忡忡地感到肯定發生了什麼大事,但還沒有引起警覺。第二天早上,傭人驚慌失措地向我報告說,已經抓了好幾千人了,他們說所有曾經為國民黨政府做過事的都被公安抓走了。」

人被抓走後,他們的房門便貼上X形的紅色封條,意味著在案件調查結束前,屋子裡所有的東西都不許動。全上海一下子出現了許多紅色的封條,警察甚至占用了公共建築作為監獄。突擊行動事先做了充分準備,在捉捕之夜的數週前,公安局已經要求所有為國民黨做過事的人向政府登記,並聲稱這樣做是為了給那些犯了「政治錯誤」的人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這些人必須向當局遞交個人自傳以及家人、朋友或相關人員的詳細情況。每個坦白認罪的人都得到了寬大處理的承諾。

逮捕之後便是公開處決。「我們大學旁邊就有一處刑場。每天都能看到一車一車的犯人,上課的時候就會聽到恐怖的槍聲。屍體隨後被卡車拉走,教學樓前面的路上全是斑斑血跡。」像全國各地的人一樣,羅也被迫參加了幾次公審大會。當局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教育老百姓,不過羅感受到的卻只有恐懼和厭惡:

我特別記得有一次審判一個工廠的工頭,據說他不僅勒索工人錢財,還勾引手下的女工。宣判之後,他被一下子推到臺下。因為雙手被綁著,所以他只好在地上滾,那樣子看上去很奇怪。當他停下來後,一個警察對著他的腦袋就是一槍。我離他大約只有十步遠,親眼看見他腦漿四濺,扭曲的身體看上去很噁心。

在處決犯人的同時,還出現了一股自殺的風潮,絕望的人們開始從外灘的高樓上縱身躍下。不久,警察在許多大樓的一樓窗戶外張起了大網,於是自殺者便不再跳窗戶了,而是爬到樓頂上往下跳。有個男人跳下後正好砸中了一輛黃包車,結果他本人、車夫和乘客都死了。很快地,每幢高樓門口都出現了站崗的警察和士兵,於是屍體又開始每天出現在江面上。

每座城市都在集中處決犯人。在北京,領導鎮反運動的是市長彭真。在一次群眾大會上,他向與會者喊道:「我們對於這些罪大惡極的惡霸、土匪、漢奸、特務這一群野獸們,應該怎麼辦呢?」

全場一起高呼:「槍斃!」

彭又說:「現在被控訴的反革命分子,只是一部分,還有一批關在監獄裡。此外,北京市還有不少潛伏的特務和間諜。我們應該拿他們怎麼辦呢?」

大家齊聲喊道:「堅決肅清反革命!」

彭接著說:「今天我們在這裡控訴的,有很多惡霸,這是些封建殘餘。如果允許這些封建殘餘存在的話,那就沒有我們的自由幸福了。天橋有『霸』,菜市有『霸』,房纖(房仲)有『霸』,賣水果的、賣魚的、賣水的,都有『霸』,甚至於還有『糞閥』、『糞霸』。這些封建殘餘,我們應當怎樣對付他們呢?」

眾人大喊:「槍斃!」

在上海、天津和北京的體育場裡,都舉行了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從事先準備演講稿,到在主席臺上儀式性地宣判罪狀,每一步都經過精心策劃。但在現場觀看處決的人數並沒有這麼多,通常只限於黨員積極分子,這樣做是為了測試他們對黨是否忠誠、立場是否堅定。周瑛在獲得提拔之前就被迫觀看了在北京舉行的一次集體處決:「卡車把我們拉到刑場,就在著名的景點天壇附近。被害人都跪在地上,雙手用鐵絲綁在背後,身邊擱著簡易的棺材。大概有六個公安站成一排,冷漠地朝他們的後腦勺開槍。他們倒地後,有些人的腦袋已經裂開了,有些頭部只有一個光滑的小洞,還有些人則腦漿迸裂,濺了一地,甚至濺到了旁邊犯人的衣服上。」周瑛厭惡地想走開,但一個幹部抓住她的肩膀喊道:「好好看著!」、「這就是革命!」她叫喊著想捂住臉,但那個人緊緊抓住她,強迫她非看不可,跟她一起去的一些人甚至興高采烈地踐踏著屍體。

被殺者在刑場上幾乎都不說話。負責這些運動的幹部們早已從土改時期的群眾大會上吸取了豐富的經驗,他們完全知道怎麼防止拚死反抗的死刑犯鳴冤叫屈或者喊出反黨的口號。一個很有效的辦法就是威脅犯人對其家屬進行報復,此外還有其他一些辦法。一名大會組織者曾這樣說:「我們在每個犯人的脖子上套一根鐵絲。要是他想掙扎或反抗,士兵只需要向後拉鐵絲,勒住他的氣管,讓他發不出聲。」有時候鐵絲會用繩子來代替。

城市裡死刑的比例要比農村略少,一般不超過總人口的千分之一。毛認為,為了不致激起民眾的反抗,在城市裡少殺些人是可以接受的。一九五一年四月他曾說:「例如北京人口二百萬,已捕及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共殺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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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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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馮客(Frank Dikötter)
譯者:蕭葉

中國共產黨將1949年的勝利稱作「解放」,看到這個詞,人們通常會聯想到興高采烈的群眾湧上街頭慶祝重獲自由的情景。然而在中國,「解放」和「革命」的故事卻與和平、自由及正義無關,而是充滿了精心策劃的恐怖和有組織的暴力。解放後,廣大中國人民面對的是「一座精心設計的奧許維茲思想集中營」。共產黨政權建立不到十年,已經無人敢反對毛主席。

《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的主角就是受到這場巨大災難影響的普通人。他們的故事大多被歷史所淹沒,因為官方的宣傳報導中只充斥著大量領導人的談話,而這些談話只是描述了一個他們想要建成的社會,最多只能算是設計藍圖,並不能反映社會現實,而且通常只提到工人和農民中的模範人物,找不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當代中國史學家、《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作者馮客擷取近年才得以公開的檔案資料。他所蒐集的數百份來自中國各檔案館、從未解密的檔案文件中,包括祕密警察的報告、未經篡改的高級領導人的演講、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悔過書、對農村反抗事件的調查報告、鎮反運動的詳細統計資料、工人工作條件的調查、普通人的上訪信件等內容。輔以各種回憶錄、信件和日記,以及親身經歷者的記述,勾勒出那些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和受害者的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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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