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愛情是「騎士精神」的夢想境界,且目標必然是他人之妻

高尚愛情是「騎士精神」的夢想境界,且目標必然是他人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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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愛情的存在理由是,人們認為它會讓人變得高貴,從各個方面使他得到提高。它會使他一心想表現得像個謙謙君子,竭盡所能地保持榮譽,永遠不讓自己或他所愛的女子遭受羞辱。

文: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

對於騎士精神這一養育了昂蓋朗・德・庫西的文化,人們所知甚多。騎士精神不僅是戰爭和愛情中的一種舉止規範,更是一種道德體系,它支配著貴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儘管其中有約百分之八十的幻想成分,但它依舊具有支配性。它的形成時間與十二世紀規模巨大的十字軍東征時間相當,是一種意在將宗教精神與尚武精神相融合,並設法使作戰者的行為與基督教理論相一致的規範。因為騎士的日常活動像商人的日常活動一樣與基督教理論相左,這就需要一種道德掩飾,允許教會憑良心去容忍武士,讓武士們精神愉悅地尋求其自身價值。

在聖本篤修會思想者的説明下,一種規範得以生成,使騎士的執劍之臂在理論上服務於正義、權利、虔誠、教會、鰥寡、孤兒和受壓迫者。騎士身份要在一次由滌罪、懺悔和聖餐構成的慶典之後,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義獲得。一件聖徒的遺物通常會被鑲嵌在騎士的劍柄中,以便他在起誓時緊握著它,使他的誓言被記錄在天堂之中。為騎士精神大唱頌歌並因此揚名天下的拉蒙・勒爾( Ramon Lull),一位當代的聖路易,現在可以在其論文中說:「上帝與騎士精神同在。」

但是,像經商企業那樣,騎士精神不可能為教會所容納,在衝破虔誠的面紗之時,它形成了自己的準則。英勇,即令一位武士具有俠士風範的勇氣、力量和技巧的結合,是最主要的因素。名譽和忠誠,再加上彬彬有禮——指此後逐漸被稱為「騎士風度」的那種行為——是理想,而所謂高尚的愛情則是首要特質。高尚的愛情旨在使騎士更有禮貌,令社會交口稱譽,因而需要其自身的門徒處於長期的多情狀態,其所依據的理論是,他因此會顯得更加謙恭、快活和殷勤,從而使社會變得更加歡樂。慷慨援助是不可或缺的伴隨品質。送禮出手大方、待人熱情慷慨是紳士的標誌,並且有其實用價值,可吸引其他武士在大領主的旗幟和獎賞下奮勇殺敵。依靠慷慨援助為生的吟游詩人和編年史作者對這種行為大肆吹捧,導致了不計後果的鋪張浪費和草率無忌的傾家蕩產。

英勇並非只是紙上談兵,因為若要發揮孔武之用,就需真正的身強力壯。穿著五十五磅的鎧甲在馬背上作戰或徒步作戰,平端著十八英尺長的槍矛(相當於普通電線杆一半的長度)於全速馳騁之中與對手撞擊,以劍或一擊下去便可切開顱骨或削去肢幹的戰斧攻擊或迎擊,無論何種天氣和何時何地都要將生命中一半的時間用於鞍韉之上,這都非軟弱者所能為。艱辛和恐懼是英勇的組成部份。「參戰的騎士……永遠都在吞咽自己的恐懼。」 十四世紀末期「戰無不勝的騎士」唐佩羅・尼諾( Don Pero Ni.o)的同伴及傳記作者寫道:

他們使自己暴露在各種各樣的危險之下,他們為了冒險生活而捨生忘死。吃的是發黴的麵包或餅乾,以及或生或熟的肉類;飽一頓饑一頓,極少或沒有葡萄酒佐飲,喝池塘或大桶中的水,住宿條件極差,以帳篷或樹枝為庇身之所,床鋪差勁,睡不安穩,因為睡覺時依然身著鎧甲,背負鐵器,與敵人只有一箭之遙。「警惕!來者何人?準備戰鬥!準備戰鬥!」才欲入眠,即響起警報之聲;天剛放亮,號角便已吹響。「上馬!上馬!集合!集合!」擔任瞭望員,擔任哨兵,日夜觀察敵情,在沒有掩護的情況下戰鬥,擔任征糧者,擔任偵察兵,警戒了又警戒,任務一個接著一個。「敵人從這裡上來了!這裡!他們人太多了——不,沒那麼多——這邊——那邊——到這邊來——把他們壓制在那裡——戰況!戰況!他們負傷而歸,他們帶回了戰俘——不,他們一無所獲。衝啊!衝啊!寸土不讓!衝!」他們這樣呼喊著。

身負重傷是那呼喊的一部份。在一次戰鬥中,唐佩羅・尼諾為箭所傷,它「將他的護喉與他的脖子穿在了一起」,但他繼續在橋上與敵人作戰。「幾根槍矛的殘柄還紮在他的盾牌之上,正是這只盾牌讓他躲過了大部份的傷害。」一把弓弩發出的弩箭「刺穿了他的鼻孔,疼痛難當,使他一陣眩暈,可他的眩暈只持續了短暫的一瞬」。他奮力向前,頭上和肩上都中了許多劍,它們「有時會擊中嵌在他鼻子上的弩箭,使他痛楚不堪」。當雙方的精疲力竭使作戰告一段落時,佩羅・尼諾的盾牌「破爛得像塊碎布,他的劍鋒形如鋸齒,沾滿鮮血……他的鎧甲被矛頭切割成了幾塊,有些矛頭刺入了血肉,使他鮮血直流,雖說那鎧甲有著強大的抵抗力」。英勇可不是輕而易舉便可獲得的。

意味著誓言的忠誠是騎士精神的支柱。對忠誠的極端強調起源於領主與封臣間的誓言是統治的唯一形式之時。違背誓言的騎士會因背叛了騎士身份而受到「背叛」的指控。只要不打破騎士的誓言,忠誠這一概念便不會杜絕背叛行為或最臭名昭彰的欺騙。當一群全副武裝的騎士宣稱自己是盟友而獲准進入一座城池然後大肆屠殺守城者時,顯然並未違背騎士精神,因為他們並未向市民立下誓言。

騎士精神被視為所有基督徒騎士的普遍規則。基督徒騎士是個跨越國界的階層,為一個理想所推動,很像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對全世界工人的看法。它是個軍事行會,其中,所有騎士在理論上都是兄弟,儘管傅華薩將德國人和西班牙人排除在外,他說,他們太過缺乏教養,所以無法理解騎士精神。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時,騎士必須如索爾茲伯里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所寫的那樣,準備「為你的兄弟流血」——他指的是普遍意義上的兄弟——「並且,在萬不得已時,要犧牲自己的性命」。許多人都做好了這樣的準備,儘管也許更多的是出於對戰鬥的純粹熱愛,而並不關注戰鬥的起因。波希米亞的盲人國王約翰就是那樣死去的。他因為熱愛戰鬥而戰鬥,而不在乎那衝突是否重要。他幾乎沒有錯過歐洲的任何一場爭執,並加入了兩者間的比拼中,據傳就是在其中的一場比拼中受傷致盲。

另一方面,他的下屬則說,他的目盲是神聖的懲罰所致——不是因為他挖開了布拉格的老猶太教堂(他確實那麼做了),而是因為在尋找藏於鋪有石板的地面下的金錢時,他在貪婪和德國騎士的建議的驅動下,挖開了位於布拉格大教堂的聖阿德爾伯特(St. Adelbert)的墳墓,被遭到褻瀆的聖徒弄瞎。

作為腓力六世的盟友,這位位列五百騎士之首的失明國王在皮卡第各處與英軍作戰,總是不計後果,奮勇當先。在克雷西,他要求自己的騎士帶他深入戰場,好讓他可以用劍殺死更多的敵人。他們中的12人將自己的馬韁繩拴在一起,以國王為頭,挺進戰鬥最密集之處,「直至一去不返」。第二天,人們找到了他的屍體,他的騎士圍在他周邊,全部戰死,他們的戰馬依舊拴在一起。

作戰填補了貴族們想找事做的需求,是一種發揮自身作用的方式。那是他們的工作替代品。他們的休閒時間主要花在打獵上,否則就花在下國際象棋、雙陸棋和擲骰子上,花在唱歌、跳舞、盛裝遊行和其他娛樂消遣上。漫長的冬夜裡,他們聆聽對一篇冗長的史詩詩句的吟誦。寶劍為無所事事的貴族提供了一種有目的的活動,它可以給他們帶來榮譽和地位,假如幸運的話,它還可以給他們帶來收益。如果眼前沒有真正的衝突,他們就會致力於比武大會,這是貴族階層最令人激動、最昂貴、最具毀滅性、最令人愉悅的活動,但自相矛盾的是,它也對他們真正的軍事作用最具傷害性。比武中的戰鬥聚焦於技巧,使他的興趣貫注於一種日益形式化的衝撞,沒有給真正戰役的戰術和策略留下多少思考餘地。

比武大會起源於法國,被別人稱作「法式格鬥」(Con.ictus Gallicus),開始時無規矩和競技場可言,只是對峙雙方達成共識的衝撞。儘管人們為它找到了合理的理由,說它是種培訓練習,但其推動力實則是對打鬥的熱愛。在變得更具規則性和中規中矩的過程中,它具有了兩種形式:個人的馬上長槍比武和一方人數多達四十人的團體混戰,它們要麼是使用弄鈍的武器的消遣,要麼是真刀真槍的死戰,參與比武的人在其間也許會身負重傷,死亡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比武大會隨著貴族主業的縮減而激增。在君主政體的統治得到擴大的情況下,貴族不再那麼需要保護自己的封邑,而一個職業臣僚階層也正在逐漸佔據他在王權周圍的地位。他越是無事可做,就會把越多的精力花在人刻意地重新扮演其角色的比武大會上。

一場比武大會也許會持續達一周的時間,盛大的比武大會則會長達兩周。開幕當天用於比賽者的配對和確定種子選手,接下來的幾天則留給馬上長槍比武和混戰。在最後的決賽之前,還有一天的休息時間,這期間都點綴著盛宴和聚會。這些場合是當時重大的體育賽事,吸引著從富裕的商人到普通工匠、江湖郎中、食品小販、娼妓和小偷的為數眾多的庸眾。通常參與比武的騎士有約百人,每人都有兩個騎馬侍衛、一個軍械修護員和六個身穿制服的僕人相伴。騎士當然會用錯金縷彩的鎧甲和有頂飾的頭盔來裝備自己,價值從二十五里弗到五十里弗不等,還需一匹戰馬,價值從二十五里弗到一百里弗不等,此外還要加上他旅行時騎的馬,以及旗幟、服飾和精良的衣物。儘管這些開銷能輕易地使其破產,可他也有可能變得更加富裕,因為格鬥中的輸者必須支付贖金,而勝者會得到他對手的馬匹和鎧甲作為獎品,他可以把它們重新賣給對手或他人。獲益不被騎士精神所認可,但它存在於比武大會中。

由於比武大會鋪張浪費、充滿暴力且虛榮自負,教皇和國王一直對它們表示譴責,因為他們的錢財也會從中流失。但一切都徒勞無益。當多明我會(Dominicans)譴責它們是異端馬戲時,人們充耳不聞。當可怕的聖伯納德(St. Bernard)恐嚇說任何死於比武大會的人都會下地獄時,他這一次只是在對牛彈琴。比武大會中的死亡除了會沒來由地危及家庭和承租人外,還被教會正式視為自殺之罪,但即使開除教籍的威脅也發揮不了作用。儘管聖路易譴責比武大會,而美男子腓力在其作戰期間也對其加以禁止,但什麼都不可能永久地終止它們,或是減弱人們對它們的熱情。

在比武大會上,看臺上的觀眾打扮得光彩奪目,旗幟和緞帶隨風飄揚,喇叭奏出樂音,一隊隊的參賽者令他們盛裝的馬匹後足立地騰躍,憑金色的籠頭爭勝,馬具和盾牌熠熠生輝,女士們向自己鍾愛的選手扔出頭巾和袖套,傳令人向宣佈規則的主事親王鞠躬致敬,公告人大聲地宣佈比賽冠軍,這一切都使得比武大會成為貴族們驕傲和愉悅的巔峰,具有其自身的勇氣和美麗。

如果說比武大會是騎士精神的外在表現的話,那麼高尚的愛情則是它的夢想境界。當時的人們將高尚的愛情理解為為愛而愛,是浪漫之愛,是真情之愛,是肉體之愛,與財產和家庭無關,且目標必然是他人之妻,因為只有這樣一種不合法的聯絡才可能做到除了愛情之外別無所求。(處女之愛實際上被排除在外,因為這會帶來危險的問題,除此之外,貴族階層的少女通常會從兒童時代一下子跳至嫁為人婦,幾乎沒有用於談情說愛的間隔期。)高尚的愛情使有罪的愛情變得理想化了,這一事實使中世紀人小心翼翼地通過的生命迷宮變得更為複雜。為騎士精神所程式化的浪漫愛情被描繪為超婚姻的,因為愛情被認為與婚姻無關,實際上不受鼓勵,以便它不會成為王朝婚配安排的絆腳石。

高尚愛情的存在理由是,人們認為它會讓人變得高貴,從各個方面使他得到提高。它會使他一心想表現得像個謙謙君子,竭盡所能地保持榮譽,永遠不讓自己或他所愛的女子遭受羞辱。在一個較低的層面上,它會使他保持牙齒和指甲的清潔,使他衣著華麗,修飾精緻,使他言談睿智,引人入勝,使他對所有人都彬彬有禮,控制傲慢和粗魯之舉,從不當著一位女士的面爭吵。最重要的是,它會使他更加英勇,更加具有騎士風範:那是基本的前提。他會受到激勵,變得更加英勇,會在比武大會上贏得更多的勝利,提升自己的勇氣和膽量,如傅華薩所雲,變得「以一擋二」。在此理論指導之下,婦女的地位得到改善,她們不再只代表自己,而更多地成了男性榮耀的激發者,這個職能要高於僅僅成為性對象、兒童的哺育者或財產的輸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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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遠方之鏡:動盪不安的十四世紀》,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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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
譯者:邵文實

十四世紀的歐洲世界是什麼景象?如果有時光機器,你將看到黑死病(至少奪走三分之一的人口) 、戰爭、苛捐雜稅、腐敗的政府、失業軍人到處結夥掠奪、底層民眾起義造反、教廷分裂。而這一百年是歐洲從大一統基督教世界走向民族國家、主權國家關鍵的一百年。

在十四世紀,我們可以看到法國巴黎大學執歐洲學界之牛耳,它對教義做出的解釋會被其他地方所援用;我們也能看到十字軍的餘暉————團結歐洲基督教力量共同對抗來勢洶洶的奧斯曼土耳其。然而,這時期也有分裂的種子:英法百年戰爭(一三三七年至一四五三年)讓兩國民眾因為彼此的長期仇恨而產生對王室、專制君主的擁護,這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民族主義真相與緣起;教廷的分裂(一三七八年至一四一七年)給了世俗封建領主諸侯左右逢源的機會,當兩個教皇需要他人認可時,被迫不斷地讓步。這兩者都為民族主義的崛起、專制王朝培育了土壤。

這一百年,我們看到了教廷的貪腐,可是也有出身奧爾良的聖女貞德,這是一個神聖與腐敗並存的世紀。以此為例,說明十四世紀的歐洲反映了兩個相互沖突的圖景:一方面,這是一個十字軍、大教堂和騎士制度的時代;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墮入混亂與精神痛苦的世界。

塔克曼這本極具啟示意義的作品中不只審視了宏大的歷史主旋律,還深入到了家庭生活的細枝末節:童年是怎樣的,婚姻意味着什麼,以及金錢、稅收和戰爭是如何左右農奴、貴族和神職人員的生活的。她復原了中世紀驕傲的紅衣主教,學者,小販和神職人員,聖人和神秘主義者,律師和商人,以及最重要的騎士的生活;重塑了中世紀輝煌又混亂的生活圖景。

重要事件
寫作緣起:作者塔克曼是成長於一戰後的歐美世界(1912年生),而她眼中所及是失業、經濟大恐慌、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流行;她向歷史叩問可有近似的時代可供借鑑,最終讓她找到歐洲的十四世紀。這個世紀的歐洲黑死病(至少奪走三分之一人口) 、戰爭、苛捐雜稅、腐敗的政府、掠奪、貧民起義造反、宗教信仰分裂,可是卻能隨之誕生了「文藝復興」,並且「文藝復興」還是後來西方開創盛世成為全球主角的基石。因此,這個世紀的故事或許能給困惑於兩次世界大戰後的世人些許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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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