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埃及、印度、中國和韓國四個新崛起國族的「威爾遜時刻」

1919年,埃及、印度、中國和韓國四個新崛起國族的「威爾遜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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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遜時刻」的故事就是威爾遜理念如何闡述與傳播的故事,其中最為顯著的是所有人民擁有自決權的理念,以及圍繞國際聯盟所建構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所有成員國享有平等地位,而非擁有對等權力——的相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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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

威爾遜對於新世界秩序的承諾攫取了全世界的想像力。隨著大戰的影響被廣為察覺,威爾遜的言論不僅吸引了政治精英,還有普羅大眾,儘管他言論的意義和意涵在不同群體間有相當大的差異。當然,部分人士依然抱持懷疑態度,且隨著和會情勢的發展,以及在其他地方也無法實現他們期望的事實,其他人很快和懷疑者們一樣,對眼中的昔日英雄感到失望。不過,從一九一八年六月到一九一九年初春,威爾遜的願景看似就是國際社會的未來,而且這未來也必須仰仗他身為世界事務領袖的影響力。因此,「威爾遜時刻」應該被檢視、並且被理解為一種國際現象,這樣做不是因為當時地球上的每個人都知道威爾遜的言論,而是因為他的話語散播與意涵的範圍超越了歷史敘述的一般地理範圍。

當威爾遜發表「十四點和平原則」演講或其他知名演說時,不同的群體和個人採用了不同程度的自決說法,並運用在不同的環境,而這和威爾遜個人的原本意圖相去甚遠。或許其中最為人知曉的案例是,許多從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廢墟中興起的中東歐民族都採用了自決的說法,那有助於形塑戰後的協議,讓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以及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與斯洛文尼亞人的王國成為獨立國家。還有某些群體也採用了自決的說法,直接針對戰勝國提出主張,雖然他們並非要求政治獨立——例如愛爾蘭,就是在現有政體中爭取其權利受到承認——如重要的美國非裔激進分子威廉.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與威廉.門羅.特羅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 。此外,採用自決說法者並不限於那些自視為受壓迫或是邊緣化的群體。事實上,正如赫伯特.威爾斯在本章引言中所揭示的,曾有一段時間,歐洲與北美的大批進步人士和激進分子基於威爾遜原則,對更和平的世界秩序懷抱著千禧至福將近的期望。

本書聚焦於「威爾遜時刻」在殖民地世界中的特殊意義,這裡的殖民地從廣義來說指的是屬地或半屬地(The dependent or semi-dependent territories),涵蓋當時幾乎所有的亞洲和非洲地區 。如果本書試圖討論一整個殖民地世界,即便是限定在較小範圍的地理區域與知識觀念,其結果若不是會得出一個泛泛而談的概論,就是要寫成好幾本猶如百科全書的著作。另一方面,僅僅描述某個地區或是某個單一群體的「威爾遜時刻」故事,將無法全面掌握基於當時國際脈絡的殖民地經驗,且會失去寬廣且整合視角的洞察力。因此,為了結合有條理的細節與寬廣的視野,本書專注在四個地區的族群:埃及、印度、中國和韓國。

本書將講述這四個在當時新崛起的國族對「威爾遜時刻」的回應,探索他們在面對挑戰和機會時不斷演化的自我認知,並考察這認知的影響是如何反映在他們的論述、作為和目標中。本書也重建了由他們所發起並蔓延開來的國際運動的始末——離散海外的社群和前所未有的群眾動員,在這其中雙雙扮演了重要角色——並將他們與一九一九年春在這四個地區所爆發的廣泛改革性抗議運動之間做聯結。民族主義——作為某種意識型態以及政治實踐的形式——在觀念和歷史層面上都在國際政治脈絡內部演進,且必須在這脈絡之內才能全面理解它。

當然,這幾個族群在歷史、社會結構以及他們各自和帝國主義間的關係上有著很多差別。然而,埃及人、印度人、中國人與韓國人同樣擁有共通的歷史條件和被殖民經驗等等重要元素。這四個社會長久以來都是整合性高的社經和政治實體,他們的精英階層也都被灌輸了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認同意識。此外,這四個社會到了一九一四年時全都已經發展出由各個文化性、社會性流動的個人們所組成的具有影響力的群體。這些群體的成員熟悉西方語言和思想,並開始發展與傳播用現代詞彙闡述的民族認同觀念 。

「威爾遜時刻」向這些精英提供了史無前例的機會, 也就是以這些新興的民族認同名義來推動他們的主張,並且加強和擴展他們在國內外的合法性(legitimacy)。巴黎和會提供的自決原則和各種國際論壇促使民族主義領袖們重新思索他們的策略,重新定義他們的目標,並更為空前地號召國內選民支持自決。一九一九年春,在這四個社會中,幾乎是同時爆發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全面性抗議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甘地在印度發起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埃及的一九一九年革命以及韓國的三一運動。

這四個社會——當然也不限於這四個——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這期間,我們看到了反對帝國滲透和控制的抗爭急速發展,也看到了在後續反殖民鬥爭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機構或個人的崛起。在埃及,資深大政治家、後來在埃及被緬懷為「國父」的札格廬勒在大戰前就長期在英國掌控的政治系統下工作,如今則組建了一個打算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埃及獨立訴求的代表團。為了領導此一運動,札格廬勒建立新政黨,這政黨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都主導了埃及的政治 。與此同時,印度與大英帝國之間也發生了類似由調和轉成對抗的事件,即印度國大黨——在戰前堅持對大英帝國採取溫和立場——成為了動員抵抗英國殖民當局的媒介。一九二○年,聖雄甘地掌控了國大黨。甘地於一九一九年時還堅定地支持印度留在大英帝國內,此時卻轉為激烈反對。甘地的國大黨產生的新激進主義,預示了一個民族主義分子不斷鬥爭的時代,而這樣的鬥爭最終使英國在一九四七年撤離印度 。

在中國,五四運動的爆發回應了中國人對威爾遜言論的失望,也導致了思想、文化、文學和政治等領域的廣闊變革潮流。五四運動之後,反對外國侵略中國的抗議行動逐漸擴大規模。在知識分子和政治階層中,昔日讚揚的由威爾遜所推動的自由派理想已被另一種意識型態——建構強大的中華國家,並「恢復」(實為建立)其國際地位和國家尊嚴——所取代了。韓國亦然,三一運動——起初是要引起威爾遜和巴黎和會對韓國獨立思潮的關注——也升高並擴大為抵抗日本殖民地統治的抗爭。在此運動中,海外組織甚至比其他組織扮演了更為關鍵的角色,他們建立了流亡海外的臨時政府,並由韓國獨立運動的中堅旗手、先前已在普林斯頓大學與威爾遜本人相識的李承晚所領導。這個臨時政府在兩次世界大戰間一直維持,雖然實際上無足掛齒;一九四八年,美國協助個性頑強的李承晚確實取得了這個他從一九一九起就宣稱擁有的職位——(主權獨立的)大韓民國總統一職。

如同一九一九年春幾個改革運動的發展趨向相同(Convergence),「威爾遜時刻」的核心特徵之一正是「同時性」,即跨越民族、地區和帝國的事件在同一個時期——通常在反殖民運動史所涵蓋的時間範圍內——同時發生。

這是個短暫而又形勢激烈的時期,全世界的民族都把關注點和行動目標鎖定在由威爾遜擔綱主演、於巴黎徐徐展開的鴻篇巨制之上。就某種程度而言,「威爾遜時刻」的故事就是威爾遜理念如何闡述與傳播的故事,其中最為顯著的是所有人民擁有自決權的理念,以及圍繞國際聯盟所建構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所有成員國享有平等地位,而非擁有對等權力——的相關概念。威爾遜對於戰後秩序的理念之形成,以及這些理念在他的戰時言論中之逐漸闡明、昇華與傳播——既是刻意透過美國的戰時宣傳運動,也是透過當時的全球通訊的基礎設施,例如路透社(Reuters)等親協約國的新聞社所主導——都是本書所要揭示的重要脈絡。

然而,這段脈絡不僅僅是——甚至從主要內容來說也不是——一段作為思想史的歷史,而是一部關於理念如何形成、闡述和傳播的歷史。更大程度上來說,這段發生在殖民地世界中的「威爾遜時刻」故事就是一個關於威爾遜所捍衛的國際合法性(International legitimacy)與國際實務的新規範之中,(真實的與被人們認為的)權力如何被散播、採用與運作(即被轉化為有目的的政治行動)的故事。對於當時的反殖國族主義分子而言,威爾遜的話語在某程度上無疑是兼具感染力和創意。然而,這些言語最重要的特徵,還是它們出自於當時被廣泛認為最有權勢的世界領袖威爾遜之口,他對於形塑戰後國際秩序具有極重要的影響力。因此,美國作為主要的世界強權的地位以及威爾遜致力於其和平計劃,與威爾遜在戰時的宣告內容(創造出威爾遜時刻在殖民地世界的影響力)是同等重要的。於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初,威爾遜——對協約國發揮了非比尋常的影響力,並在群眾之間享有前所未有的聲望——似乎擁有了執行其願景的意志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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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

就事實來說,威爾遜本人對於如何在歐洲確實執行自決原則,最多不過有個模糊的想法,他對於如何在歐洲以外地區執行,就更加不太關注了。然而,威爾遜關於自決權的談話和他對於國際聯盟的倡議,均暗示著一個更為公平並且自由發展的、不受他本人意圖控制的全新國際關係模式。對於殖民地民族主義分子而言,接受這些原則作為停戰以及建國的理論基礎,並且作為即將簽訂的和平協議的核心原則,就讓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期望能夠大幅改變他們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在戰時——特別是在戰爭最後幾個月所發表——的演講中,威爾遜已經以廣泛、通用的術語明確表達了他的原則。埃及人、印度人、中國人、韓國人以及其他殖民地的民族主義分子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令這些原則不能同時適用於歐洲境內與境外地區。

凡爾賽條約通常被認為預示了殖民帝國的擴張頂點,而成為一戰戰勝國的強權,尤其是英國、法國和日本,確實在戰後都取得了重要的領土。然而,殖民帝國無法單靠武力控制領土而維持。殖民當局至少要在當地大都會和它外圍地區的人口中,透過調適取得合法性 。殖民地的民族主義分子以及都會地區的反帝國主義分子通過採納自決話語,動搖了殖民帝國基礎構造。正如亨利.格里瑪爾所指出,它使得殖民強權和臣民間的關係「明顯地和以永恆統治為特徵的過往時期有所不同」,並在國際舞臺上對帝國秩序的合法性和永久性提出了重大挑戰 。一如詹姆士.馬亞爾所觀察的那樣,時任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與時任法國總理喬治.克里蒙梭,他們於巴黎和會的短暫時期內,都比威爾遜更能順利地保護自身國家的利益。但在推進大眾民主(Popular democracy)的時代中,這兩人對於「奠定國際社會秩序基礎」的自決原則,在國內外都未提出替代方案 。一九一九年的局勢事實上奠定了殖民帝國滅亡的基石,而非加強或擴大殖民秩序。

毫無疑問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為戰後即將開展的激進改革帶來了希望。這場戰爭重創了各大帝國的權力和聲望,也讓殖民地民族主義者能更輕易地挑戰殖民強權。大戰耗用了歐洲強權的無數資源,暴露出它們對於優越文明的主張其實極為空洞,也損害了西方軍隊的無敵形象——儘管這樣的形象早在一九○五年日本戰勝俄國時就已被摧毀。此外,外圍地區的民族對協約國的戰事也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們感到應該在本國政府內部以及國際舞臺上都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如果他們能夠和歐洲人一同戰死,為何不能與歐洲人一樣管治自己的國家? 幾乎有一百萬名印度人參與了大戰,也有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前往歐洲充當勞工,還有更多人帶著關於權利與自由的新經驗和新觀念返國 。大戰時的經濟危機和混亂也導致例如埃及與印度這些地方在戰後的不滿情緒,雖然這項因素並未在其他地方同時發生,例如韓國在一戰期間反而處於經濟相對繁榮的時期。

然而,僅僅是大戰的衝擊並無法解釋戰後在殖民地世界發生的事件。儘管大戰耗盡歐洲強權的權力和聲望,但令人意外地,在一戰期間幾乎沒有出現什麼反抗殖民帝國的騷動,而即使在帝國強權的軍事力量最為脆弱之時,也未在大戰結束之際迅速爆發起義事件。誠如某位歷史學者所指出的,物質破壞和道德墮落的戰時景象,導致亞非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發起廣泛的批評。然而,這種見解忽略了對於西方文明的典型代表威爾遜曾普遍有過的過度讚揚(即使為時短暫)——威爾遜的「千禧至福」願景被吹捧為能抵消戰爭的苦難並引致和平的新時代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停戰時,整個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義分子都相信,巴黎是通往自決道路的必經之地, 而且民族主義分子們也正打算在那裡發起廣泛的陳情運動。只有到了一九一九年春,民族主義者們聲張權利的努力顯然已失敗,此後才爆發了抗爭事件。這樣,進一步要求自決權與國際平等的運動以及後續的理想幻滅,都助長了反殖抗議運動的發起以及廣泛的群眾動員。

其他諸如政治和經濟等因素,也在這些戰後的反殖民動員中發揮關鍵作用。埃及人和印度人對一戰時的通貨膨脹與徵兵負擔的怨懟,韓國人對先皇死因的懷疑所引起的憤怒,以及中國新興的勞動階級對勞資關係的不滿,都是一九一九年各國發起抗爭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也都有助於說明群眾騷動的盛行,以及他們對外國強權或殖民統治者的敵意。然而,單單這些因素並無法解釋抗爭的時機點、特徵以及目標。國際舞臺上的每一個爭取自決與平等的運動都根植於各個社會的內部發展。但在「威爾遜時刻」的國際脈絡之下,這些運動也是錯綜複雜的,因為民族主義領袖為了自決,聚集在巴黎的國際論壇中,他們將不滿與挫折混入所提出的要求,並將訴求導向反殖民抗爭。提出這些要求的運動,以及強權國家未能滿足或解決這些要求所帶來的挫敗,都導致了把對國際事務新時代的期望轉換成開羅、德里、北京、首爾以及其他地方街頭上的示威運動,並賦予了這些示威運動一致的意義和目的。一九一九年反殖民抗爭的起因可以歸諸於戰爭(一戰),但同樣也可以歸諸於和平(一戰結束後的形勢)。


將發生在「威爾遜時刻」的殖民地世界敘事放在「國際脈絡」之下,不僅是一種特定的歷史書寫方式,而且本書也不該被視為一本單純為了比較幾個不同的獨立事件而將它們並列在一起的練習簿。恰恰相反,對這個脈絡的分析,反映出歷史主體如何察覺自身條件、規劃其行為,以及主體持續落實其計劃的方法。如果「國際」(International)主要是指既有民族國家之間的互動, 而「跨國」(Transnational)意味著各歷史主體跨越國家邊界的行為和互動(但並不是非由他們本人直接執行不可),那麼「威爾遜時刻」確實如其被殖民地人民所認知、體驗以及扮演那般,是既國際化又具有跨國性 。

極其明顯地,威爾遜把他自己看作全球舞臺上的一分子。不過,另一同等重要的見解是,一九一九年的反殖民運動——通常這些運動只會在各自民族歷史的脈絡下被檢視——的起源、行為和目標都深深地跨越了國家的界限,在本書的結論部分,將對這一點做出更為詳盡的闡述。簡言之,這些運動是由自認為屬於全球浪潮一部分的民族主義激進分子的跨國網絡所形塑,這些激進分子在國際舞臺上賣力演出,且特別對國際性的目標有種渴望,即他們所主張的民族與領土是在一個(在架構與動態關係上都反映出威爾遜箴言的)新的國際社會中獲得自決,並且被承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事後看,威爾遜的言論在殖民地民族主義分子之間取得重要地位,這讓他們由威爾遜所提倡的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國際秩序心生期盼,但顯而易見地這秩序的實現遠遠出乎威爾遜本人的意圖,甚至遠遠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但與此同時,埃及、印度、中國和韓國的大部分民族主義者,以及當威爾遜車隊在歐洲各國首都的街頭巡視時,排隊歡呼的數百萬民眾,這些人都相信和會將會透過幫助他們取得自決權的方式來改革國際秩序。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他們既不是威爾遜的偽善的天真受害者,也不是一味強調顛覆性改革的激進分子,而是精明的政治行動者,他們敏銳地察覺到自己在面對英國與日本的帝國統治時的弱點,同時竭力借助威爾遜的力量和言論來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與平等權利。

「威爾遜時刻」似乎提供了讓行動者們得以重組、提升與擴大反帝國運動的機會,於是他們迅速且充滿幹勁地抓緊機會,動員國內外群眾來支持他們。當和平協議條款遠遠低於他們的期望,以及威爾遜所號召的國際平等願景顯而易見地崩壞時,一九一九年春,這些民族主義分子同時發起震撼了殖民地世界的暴動。儘管本書的書名是「威爾遜時刻」, 但他們——而非威爾遜本人——才是後續故事中的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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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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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
譯者:吳潤璿

1919年,甘地還堅定地支持印度留在大英帝國內,為什麼到了1920年便發對,並發起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背後,列寧和威爾遜誰的影響比較大?為什麼在追求民族自決的道路上,列寧取代了威爾遜的位置?中國的五四運動實際受了韓國的三一運動的影響,你知道嗎?本書講述了李承晚、胡適、顧維鈞、甘地、札格廬勒的故事,這些精彩的反殖民民族主義分子的故事,穿插在1919年春天爆發的這些大型抗議運動之間,並在觀念和歷史的國際脈絡中演進。

以往中國近代史對五四運動的解釋,只是簡單提及它由巴黎和會的失敗所引發,迅速把矛頭指向反帝。卻很少討論它的意識形態來源(恰恰也是帝國主義),更不大提及它是全球大潮在遠東礁岸的餘浪,內部讀者幾乎不知道五四運動有如此廣深遠泛的國際脈絡。

然而,「威爾遜時刻」最終以羞辱性的崩解告終,其承諾逐漸消退,帶來痛苦的幻滅。但,即便如此,1919年開啟了國際關係中「威爾遜世界」之門,組建的國聯演化成後來的聯合國,達爾文式的國際秩序逐漸讓步給以法律、條約所維繫的世界新秩序,大量民族國家從帝國中解放,逐漸獨立自主,而這波民族國家誕生的潮流一直延續到今天還沒有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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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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