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顧地方轉型與氣候保護，比利時人這樣做

文：翁渝婷（中心助理研究員）

透過比利時根特氣候保護做為案例，看城市中策略利基管理（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 SNM）的角色，並評析其是否適合運用於我國地方能源轉型治理。SNM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經濟與社會變化相關的技術變革，並推動新技術於社會環境中應用。

其中，兩個重要的角色—中介（intermediaries）與支援（champions）將支持及連結不同行動者，促使社會創新與轉型（Martiskainen and Kivimaa, 2017）。「中介」是指作為為他人創造空間與機會的行動者，尤其是在傳播階段，包括調解、建立聯繫不同的人或事物，無論是個人、組織還是平臺，不僅僅是知識調解人或網絡人員；而「支援」則具有卓越的品質，目標是解決諸如「缺乏資源、缺少聯繫，以及行動者之間缺乏協調與現任行動者的反對」等障礙，特別是在可能抵制創新的情況下。

如下圖1所示，橋接各行動者、匯集資源與轉譯知識的強大媒介，即是「支援中介」（championing intermediary），較薄弱的媒介則是「非支援中介」（non-championing intermediary），而非連結網絡，但影響力強的媒介，則是「非中介支援」（non-intermediating champion）。

一、根特的故事脈絡

根特早於1996年加入了氣候聯盟（Climate Alliance），其為一個歐洲城市的網絡，致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自1998年起，根特城市展開定期制定環境與能源政策計畫，2007年經環境、城市發展及住宅部門的市議員策動，市議會表達了強烈的企圖心，目標於2050年達氣候中和（Climate Neutrality，即溫室氣體排放量等於自然碳匯的概念），為此，至2030年須減少50%二氧化碳的排放量（Loorbach et al.,2016: 95）。

2008年根特建立了有關氣候及能源的政策計畫，市長Daniël Termont於2009年簽署了「歐洲市長公約」，宣告將遏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超過歐盟所設定2020年的減量20%目標（Ghent international，2015）。直至2010年成立了氣候小組，進行「學習」及「參與」兩方面的策略行動，氣候小組啟動了定量研究，例如建立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線（baseline）盤點，以及節能項目的減排成本曲線，並努力以較吸引人的方式發布敏感信息，如空拍熱損耗的照片，使公民能夠觀察自己房屋耗能情形（Loorbach et al.，2016: 95）。

此過程與歐盟西北部永續發展計畫（Interreg IVb）資助的MUSIC（Mitigation in Urban Areas: Solutions for Innovative cities）計畫項目相一致（Roorda et al.,2012），^[註1] 亦產生之後的氣候場域（climate arena）。從一開始，市政府即承認，展現氣候保護的企圖心僅能透過城市所有行為者，採取果斷行動來實現。

因此，根特氣候聯盟（Gents Klimaatverbond）於2009年成立，市政府試圖讓公民及企業參與起草的氣候規劃，將草圖推向氣候中和城市發展。此外，2010年，環保部門提出了促進行為者參與的任務，團體基於轉型管理原則進行奪標，支援更有遠見的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的實驗（Loorbach et al.,2016: 95）。

計畫初期，轉型小組是由市政府環保部門的兩名政策官員、兩名合作財團（facilitating consortium）的成員，以及一位轉型管理專家組成，而團隊在此過程中，作為準備及指導轉型會議的作用選擇參與者。儘管他們在氣候轉型過程中投入大量時間（平均每週約一天），但市政府的幕僚們沒有提供太多的支持，對此過程及他們工作的相關性產生懷疑（Loorbach et al., 2016: 96）。在轉型過程中需靈活性，並須適應開放及不可預測的動態，但僅由環境部門負責人及市議員執行與支持，其掌控情形及政治承諾從一開始就有很大的時間壓力，明顯地限制了轉型參與者的共同創造。

二、根特氣候場域（Climate Arena）

接著，團隊開始進行角色分析，決定誰來提供「系統分析」與選擇場域的參與者，最終核心團隊新增至17人（Loorbach et al., 2016: 97），小組成員包括企業、文化中心、青年工作者、大學、NGOs、港口與城市管理之人員（Roorda et al., 2012）。轉型管理為一治理方法，透過參與式的學習與實驗過程，促進永續發展，而轉型場域即為其變革聯盟，發展不同行為者團體、傳播及採用創新方法，以匯集不同觀點與多種方法。

系統分析針對根特的社會、生態與經濟進行評估，並分析趨勢，在未來情境下，提出各領域的問題與城市的亮點（trumps）（Loorbach et al., 2016: 97）。第一場場域會議開放提出初步的氣候問題與觀點，其中諸如能源貧窮及一般公民的福祉等議題；在第二、三場會議上，成員們確定了2050年永續根特的基本原則，例如無車城市、化石燃料的獨立性，以及企業提供回饋給城市及公民等，但一些與會者亦呼籲，因內容較抽象此部分不宜花太多時間。第四場以參與式作為中心，確定了20個轉型途徑朝向三個預想的未來，並建立這些路徑的里程碑及行動。^[註2] 第五場會議，旨在確定路線的優先次序，制定期望實現的轉型實驗（Nevens & Roorda, 2014; Loorbach et al., 2016: 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