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為何與共產黨一拍即合？

1905年，嚴復作為大清國特使，赴倫敦與英國政府交涉開平煤礦事務。被清廷通緝的革命派領袖孫文正好路過倫敦，特意前去拜訪。朝廷命官與通緝犯見面，倒也不尷尬。嚴復說：「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也。」孫文回答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跟激進派孫文相比，嚴復更接近保守派。

不過，嚴復並非我所定義的那種保守派。嚴復在留英期間所接受的英國文化，是被近代左翼思想玷汙的英國現代文化的末流，是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穆勒（John Stuart Mill）、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及其背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伯克（Edmund Burke）最擔憂滲透到英國文化中的法國大革命思想奠基人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更何況，嚴復對英國和西方思想的翻譯介紹，有著迫切的功利之心，那就是「尋求富強」——美國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以此作為嚴復傳記的名字。這或許是嚴復無法逃避的歷史宿命：他要為被西方羞辱的祖國討回公道。然而，事實依然是，「凡在價值觀念被認為是達到強盛的手段的地方，這些價值觀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無生命力的和被歪曲了的。」過於急功近利，使得嚴復未能發現另一個歷久彌新、生生不息的英國：伯克的英國、保守主義的英國、清教徒的英國、大憲章和普通法的英國。所以，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展現出社會達爾文主義血腥的一面時，絕望的嚴復轉而擁護孔教會、支持袁世凱稱帝，這是他在「尋求富強」的過程中抓到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大清國崩潰之後，嚴復的論敵康有為繼續「變儒家為儒教」的烏托邦事業，乃至參與臭名昭著的張勳復辟；而康有為的論敵章太炎，失去了早年革命派的意氣風發，轉而成為「國粹派」與「漢學派」，並試圖以民族主義取代儒家中聖人與君王的地位。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與西化派和啓蒙派對立的是長期被遮蔽的學衡派，這個守舊的學術群體聚集在東南大學，遙遙地與趨新的北京大學對峙；三十年代，梁漱溟、張君勱等中國文化守成派力圖在鄉村建設和政黨政治中實踐其理論，卻無法與越來越激進和血腥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學說抗衡。

史華慈認為，現代中國的保守主義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義，「是一種受民族主義情感所影響的文化保守主義，這種文化保守主義情感很少會對當時的政治秩序有所肯認。」

三十年代，在剿共內戰和日本入侵的戰火中稍稍獲得喘息之機的南京國民黨政府，在王陽明的推崇者蔣介石的號召下開展虎頭蛇尾的「新生活運動」，其思想資源大部分來自儒家，少部分來自法家，更少部分來自基督教（衛斯理教派背景的宋美齡在其中發揮了一定作用）。蔣介石及其幕僚陶希聖、陳布雷、陳立夫以及模仿德國納粹褐衫隊的藍衣社，想從儒—法綜合的角度，為建立現代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尋找本土的歷史先例，由此實現「以德治國」、「以法（法家）治國」。對此，史華慈指出：「當時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想必是對儒家傳統的『現代』效用，懷有高度的信心。」但是這個運動嚴重脫離中國現實——在赤貧的農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之際，要求他們不隨地吐痰，無異於天方夜譚。

1949年，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作為失敗一方的，不僅是國民黨及勉強依附於國民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還包括倡導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群體。留在中國的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等新儒家學者受盡屈辱、生不如死，逃亡天涯的牟宗三、唐君毅、錢穆、徐復觀等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則痛定思痛、逆流而上——1958年，海外新儒家發表《為中華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堅持中國文化本位，卻也不諱言用日耳曼哲學中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爾（Georg W. F. Hegel）的觀點重新詮釋儒學。

這群海外新儒家大都認同現代民主自由價值：徐復觀感時憂國，猛烈批判中國從秦漢以來定型的皇權專制政治模式，指出儒家的根本缺陷在於傾向於從統治者的角度思考問題，更承認中國文化在政權轉移時的暴力問題上交了白卷，但他仍然希望從古典儒學中尋找具有「人民主體性」的經世儒學。

唐君毅贊成民主自由，認為孔子的「為仁由己」的自由定義，可以涵蓋中西各種自由觀念，但又承認由於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侷限於道德領域，未能進展到公民人格和社會組織層面，因此沒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牟宗三贊成民主法治，認為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是西方文化之所長，中國文化之所短；儒家以仁為中心的內聖，無法開出民主科學法治的外王。因此，儒家道德理念必須經過一個自我否定的過程，接受吸納西方的民主科學法治，才能完成中國文化的創新。

弔詭的是，20世紀支持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們，大都有西學背景。學衡派的理論根基來自於美國人文主義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而新儒家最大的創新則是用德國哲學來啟動垂死的儒家思想，這本身就表明儒家的生命力之衰竭。比如中國文化研究大家余英時，公開聲明自己並非「新儒家」之一員，並指出儒家衰微的命運已不可挽回：「從歷史上觀察，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新趨向大致是退出公領域而轉移到私領域。」余英時也在受訪時指出，中國民間沒有發展出像西方的教會那樣與政權抗衡的組織體系，這是中國無法走向民主的關鍵因素。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