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在中國,受害者吶喊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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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舉證困難,難以從法律途徑取回公道;同時,民間反性騷擾運動也遭到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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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衍禎、黃雅詩 編輯│劉婉雯 攝影│陳芷琪、劉婉雯、張衍禎

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畢業生羅茜茜實名舉報該校教授陳小武性騷擾,把國外的#MeToo運動帶進國內,引起社會對高校性騷擾事件的關注,激發一連串建立高校反性騷擾機制的倡議行動。

在校園內仍可設立機制支援學生;在校園外卻未有整全法律保護一眾受害者。不少人在網上表白自己被性侵的經歷時,往往發現施害者難以入罪、受害者反被打壓,社會上的反性騷擾運動亦屢遭阻撓,維穩思想緊緊籠罩,令運動難以推行。

三次被性侵 難走出創傷

住在貴州的杜軍玲今年18歲,本應就讀高三,與莘莘學子一樣迎接高考,卻受分裂型情感障礙困擾,常感抑鬱而需暫時休學養病。而這個病,與她三次被性侵犯的經歷有莫大關係。

第一次被性侵犯發生在她七歲那年。杜軍玲在比她大三歲的哥哥威迫利誘下,被要求脫下褲子,讓哥哥的朋友用性器官磨蹭她的下體。哥哥是村裏的老大,她不敢反抗,且年紀尚小的她還未有相關性知識,直到初中才意識到那是性侵犯。

初三時,她再次遭到性侵,之後確診憂鬱症。暑假的一個晚上,哥哥帶她到一個朋友聚會。當天散場後已是凌晨一時多,因擔憂深夜喝醉回家會被父母責罵,她的哥哥便提議一行四人,包括他和他的女朋友、杜軍玲還有一位男性友人到酒店雙人房住一晚。杜軍玲本以為她和哥哥的女朋友同床,但他的女朋友堅持和哥哥睡,而男友人亦好心勸言:「沒甚麼的,你就跟我睡吧。」

杜軍玲為免左右為難,只好和男友人同床。豈料男友人卻伺機迫杜軍玲和他發生性行為。她哭著哀求男友人,並向哥哥求救,然而哥哥只顧和女朋友在鄰床做愛,毫不理會她的呼救,最後她在無助的痛哭與哀求中被男友人「霸王硬上弓」。這次經歷令杜軍玲深受打擊:「我徹底的崩潰了,感覺像經歷生死。」事後她常常會莫名其妙地哭,整天都會恐懼和擔心再受傷害。

報警求助無援 與啞忍無異

「警察說,沒有發生實際強姦,而且沒有證據,讓我不要多想。」

當遭遇第三次性侵犯時,她終於不再噤聲,決定報警,卻發現法律並不站在她這一邊。那次正值高二暑假,她參加閨密和其男朋友的聚會。期間,杜軍玲去了一趟洗手間,卻發現門鎖壞了,不能鎖上。在她如廁途中,一名男生突然衝進來,一下子把她推到洗手盆上,然後用手觸摸她的下體,並開始脫衣服,掏出性器官迫她撫摸。杜軍玲竭力反抗,一邊哭一邊嘗試奪門而出,惟男生用力把門壓著,她嘗試了三遍才成功。逃出時,杜軍玲還沒顧得上穿好褲子,就當著所有人面前衝了出來,哭著報警,控告男生意圖強姦。後來警察把她和該男人帶走問話,卻得不到任何結果:「警察說,沒有發生實際強姦,而且沒有證據,讓我不要多想。」勸她息事寧人。

杜軍玲在微博上看到一段性騷擾受害人分享經歷的影片,身同感受,於是在影片下留言,道出自己曾被性侵。被問及為何不向父母或朋友求助,杜軍玲認為:「說了也沒用,而且爸媽可能會覺得丟臉。」她指,周圍的人大都以「有色眼鏡」看待受害者:「他們沒經歷過這些事情,就可能不會理解,覺得有點小題大做。」這三次被性侵的記憶揮之不去,令她深感痛苦,更因而兩度自殺。

遭受非禮 報警求助反被毆打

性侵除了在熟人朋友之間發生,職場上亦有人乘機犯案,警察的處理手法更令人咋舌。現年28歲、居住在杭州的蔡瑩(化名),去年10月擔任一著名書法學者的助理時,遭受性侵。蔡瑩憶述,當日老人以去洗手間不便為由,要她攙扶。孰料老人趁機抱住她,不停撫摸她的後背,並順勢抓住她的手腕,將手伸進她的內衣裏揉捏她的胸部,言辭間更透露很喜歡她。蔡瑩嚇得慌忙逃出洗手間。

及後,她了解到老人的行為並不是孤例,先前也有其他受害者,一怒之下決定到派出所報案。蔡瑩錄畢口供後,隱約聽到同在錄口供的老人辯解中有誤導之處,隨即嚷道:「你胡說八道!老流氓!」一名警員突然把她推倒在地,用力捏著她的右手腕,把她的手腕抓破。她想打電話投訴警察的行為,但還沒接通時,另一名警員便從後方直接奪去她的手機:「當時我很詫異,還來不及回頭看,他就抓住我的頭髮,把我從大廳拉拽到調解室。」蔡瑩反抗,該名警員對她拳打腳踢,其中一拳更打到她左下腹,之後她被無理禁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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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受訪者提供
蔡瑩(化名)被公安在派出所毆打的驗傷報告。

過了一段時間,蔡瑩發現警員不在調解室門口看管,才能強撐起身子,趕緊到附近醫院就診。她激動地指:「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作為受害人,反受到警察的暴力對待!」事後她曾向杭州市紀委投訴事件,但至今還未收到書面的調查報告結果。蔡瑩亦嘗試在微博等網上平台公開經歷,卻屢遭刪帖。不少中國媒體答應報導事件,最後也不了了之。

性騷擾難以立案 受害者孤立無援

在中國關注性別議題的律師黃沙,在今年2月與一群中國律師發表了律師反性騷擾宣言。他指出,中國性騷擾的法律條文較「概念化」,只列出各部門應保護女性免受性騷擾,但缺乏具體指引或懲罰措施,即使單位不設立相關保護機制,也不會有任何後果。而且,在性騷擾的案件中大多沒確鑿證據,單靠當事人的言辭,或施暴者與受害人之間碎片化的錄音、簡訊難以入罪,受害人若要追究,更須承受精神壓力、時間成本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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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張衍禎攝
中國律師黃沙指出,受害人在中國難以透過法律行動取回公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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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性騷擾運動 阻力重重

受害人舉證困難,難以從法律途徑取回公道;同時,民間反性騷擾運動也遭到打壓。25歲的張累累(化名)於2012年開始參加女權運動。根據2015年《中國青年報》的調查,過半受訪者曾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性騷擾,張累累和身邊女性朋友也在交通工具內遇過性騷擾,因此她與廣州的女權小組在2016年3月發起眾籌,希望在廣州地鐵站刊登反性騷擾廣告。不足一個月,她們已籌到近四萬元人民幣,但廣告申請交給地鐵部門審核時卻遇到重重困難。

審核部門以「廣告引起市民恐慌」、「不能出現身體部位」為由,要求她把廣告內容一改再改,但還是不能刊登。最後,她想到將廣告牌直接掛在身上宣傳,在2017年5月發起「人肉廣告牌運動」。短短兩天,已有逾百人來自20多個城市響應行動,一起揹著廣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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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受訪者提供
張累累正扮演女廁門外標誌的動作,一身粉色的裝扮亦呼應標誌的顏色。

然而,時值廣州財富全球論壇,張累累的運動進行了不足半個月便被叫停,「國保」不斷致電騷擾她的房東,房東為免麻煩,只好向她逼遷,一年來她被趕過四、五次:「當時特別絕望,特別沒安全感。」

「一個人站出來,就有上百個人響應,也是挺讓政府恐慌的吧。」

早前高校反性騷擾聯名信,在微博上也是一直被刪帖,人們便改以製作圖片或問卷應對。張累累認為,被打壓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運動策劃和參與者的組織能力和集體性:「一個人站出來,就有上百個人響應,也是挺讓政府恐慌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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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的反性騷擾廣告設計,廣州地鐵審核部門以黑手「引起市民恐慌」為由而不通過審查。(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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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的廣告設計,因審核部門提出「廣告不可出現人體部位」,故改為卡通動物設計,但最後因「個人不可以做公益廣告」而不通過審查。(受訪者提供)

本文獲授權轉載,文章來源︰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大學線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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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歐嘉俊
核稿編輯︰王陽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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