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院調查:過去六年來每年百名外籍移工遭性侵 求助困難下恐怕不只這些人

監院調查:過去六年來每年百名外籍移工遭性侵 求助困難下恐怕不只這些人
示意圖。|Photo Credit: 李季霖@Flickr CC BY-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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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台灣過去六年來,每年有超過百起的移工遭受性侵害通報,許多都是雇主對家庭看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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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女性勞工遭雇主性侵事件時有所聞,監察院監委王美玉調查統計,2012年至今年2月,有通報的外籍勞工遭受性侵害案件人數有633人,平均一年超過百人,其中7成以上屬家庭看護工。

(中央社)監察委員王美玉調查在台外籍勞工,發現過去6年,每年發生百餘起外籍勞工遭性侵案,7成以上屬於家庭看護工,促請行政院正視問題,並請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檢討改進。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表示,將請各相關部會按監察院報告內容,保護勞工與女性工作者的權益。

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監委王美玉的調查報告,針對在台女性勞工遭性侵害案件,王美玉指出諸多缺失,包括未能掌握外籍勞工遭性侵害的數據及原因、被害外籍勞工心理創傷遭到忽視、庇護安置欠缺配套措施等。王美玉指出,

在台灣的外籍勞工已逾67萬6000餘人,統計顯示自101年至107年2月通報外籍勞工遭受性侵害案件人數計633人,每年在台女性勞工發生百餘起遭性侵害的通報案件,其中7成以上屬家庭看護工通報被害,近6成屬上司與下屬關係。

王美玉說,外籍勞工入境後面對許多困境,且在權力關係的不平等之下,中途中止契約困難,致遭性侵害時,多數選擇「隱忍」或「逃逸」,實務上也發生部分女性外籍勞工為轉換雇主而「謊報」遭性侵害情事。勞動部及衛福部未能掌握究外籍勞工遭性侵害的確實數據及原因為何,衛福部、勞動部及內政部警政署也未建立有效勾稽比對機制。

王美玉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為保護性侵害被害人權益的特別法,對於女性外籍看護工遭性侵害時,依其意願多以選擇勞政機關的庇護安置處所,但勞政單位庇護安置對象不限遭性侵害被害者,且安置單位未將具心理輔導工作專業人員列為必要,應辦事項以提供諮詢及勞資爭議為服務重點,導致安置過程中這類被害外籍勞工心理創傷遭到忽視,勞動部允應會同衛福部積極研謀改善。

王美玉指出,庇護安置欠缺配套措施,且雖有相關預防機制,運作因檢查效能不足,仍無法防範於未然,預防機先;勞政人員於接獲外勞性騷擾申訴案件,往往會將該外勞申訴案件定位為勞資爭議案件而未獲正視及處理,欠缺敏感度。

王美玉說,為保障外籍家事勞工的勞動權益及人身安全的保障,並建立有效處理機制,勞動部應將人身安全保障納入《家事勞工保護法》草案。

雇主性侵家庭照護工事件頻傳

雇主性侵外勞事件頻傳,《自由時報》報導,2014年新北市陳姓男子雇用印尼籍外傭小玉(化名)照顧中風行動不便的母親,強行性侵得逞。一審合議庭判刑4年6個月,上訴後改判4年2月。

2014年花蓮縣60多歲陳男,選舉鄉民代表慶功,蓄意對鄰居20多歲的印尼籍女看護性侵,花蓮地院做出一審判決,依強制性交罪重判陳7年10月徒刑。

2017年7月高雄一對60多歲的黃姓兄弟,僱用一名印尼女看護來照顧高堂老母,先後強制性侵印尼女看護,高雄地院依利用權勢性交罪,分別判處4年6月及3年,仍可上訴。

2017年11月,一起移工性侵案的消息還傳回印尼,《自由時報》報導,台中市一名謝姓雇主多次性侵害與猥褻印尼女看護工迪妮(化名),迪妮後來用手機拍攝過程,透過同鄉傳回印尼,被印尼媒體大幅報導,下了「台灣雇主強姦印尼女人」的標題,引發印尼社會輿論激憤。

迪妮由於情緒激動,一度寫下「我要殺了那個酒鬼」,並試圖自殺輕生獲救,台中地院一審依強制性交與強制猥褻判刑9年6月,被告上訴二審並拿出賠償50萬元的和解書,台中高分院略為減刑,改判8年徒刑,可再上訴。

移工面臨文化、經濟雙重弱勢 增加求助困難

《公視新聞》報導,監院的調查也指出,女移工來台面對雇主時,雙方權力關係不平等,移工擔心中途中止契約,還得面對司法訴訟的漫長等待,以及龐大經濟壓力等難題,因此被性侵時,多半選擇隱忍或逃逸,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淳淮表示,如果遇到這類情況,應協助移工進行蒐證,那蒐證後就可以進行申訴,比較緊急的狀況當然是直接打1955,也可以直接進行安置。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表示,勞動部有很多的雇主、還有仲介的壓力,所以他們不願意把這種外籍移工的性侵案,放入所謂的人口販運的範疇,而是劃成勞資爭議。

勵馨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督導黃雅稜,今年曾投書《想想論壇》,指出因為語言限制、文化差異以及經濟上的弱勢,很多移工在面對性侵害,一方面來台工作,就是本來家庭有經濟困難,來台後又須負擔高額仲介費,面臨加害人威脅時,往往會擔心若沒有工作就無法繼續還債,或是怕未來不能繼續就業,又不知道有誰可以幫忙,因此只能被迫忍耐,一直到無法再忍受的時候,才會對外求助。

另一方面移工可能也會認為,遭受性侵害是件丟臉的事、擔心家鄉的人知道後異樣眼光看待,不敢向親友袒露、在台灣也沒有其他資源可以幫忙,甚至覺得發生性侵害是自己的錯,這些都增加了她們求助的困難度。

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應從制度面解決問題

TIWA也在去年印尼移工遭雇主性侵時錄影蒐證,並引發印尼輿論抨擊台灣時,發表文章指出,在台灣家庭看護工未受《勞基法》保障、二十四小時待在雇主家、個別聘僱制度、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缺乏社會網絡及向外求助的機會,都讓性侵問題早已不是個案。

TIWA說明,家庭看護工受《就業服務法》規範,採取「個別聘僱制」,非因法律規範之事由「不得自由轉換雇主」,意即,他們受雇於有照顧需求的個人/個別家庭,工作環境及內容則是在雇主家照顧長者、失能者,若非受照顧者逝世等特殊事由,無法自由選擇雇主。

在勞動條件上,家庭看護工也不受《勞動基準法》保障,因此許多家庭看護工「全年無休」,365天待在雇主家超時工作,若幸運遇上好雇主,每個月能獲得一至四天不等的休假,但全憑運氣,也由於未受《勞基法》保障,她們的工時並不受到規範,當她們在雇主家遇到不當對待,往往沒機會、時間能夠「走出雇主的家」向外求助,一旦擅自離開雇主家,雇主便會通報她們「逃跑」。

以上種種其實都是結構性的問題,TIWA主張政府應取消家庭看護工的「個別聘雇制度」,改由國家聘僱、長照機構管理,讓家庭看護工脫離二十四小時待在雇主家的不當勞動環境,也避免發生更多在雇主家被性騷擾、性侵的案件;並將家庭看護工納入《勞基法》,透過好的勞動條件、適當的休息時間,台灣的照顧品質才可能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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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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