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工廠 日本》:壓榨外國實習生當「現代奴工」的金字塔結構

《絕望工廠 日本》:壓榨外國實習生當「現代奴工」的金字塔結構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外籍的實習生和日籍員工的工作內容相同,薪水卻只有對方的一半。儘管實習生的薪水很低,公司僱用實習生的成本其實和日籍員工相差無幾。既然成本相同,為什麼實習生實際領到的薪水卻這麼少呢?這是因為其中存在許多「壓榨」制度。

文:出井康博(Yasuhiro Idei)

實習生與日裔人士的薪資差距

建築業是目前人手不足最為嚴重的行業。在東京經營鋼筋工公司的山本淳二先生(假名,四十多歲)決定僱用來自東南亞的實習生,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

「由於建設東京奧運場地和築地市場遷移等工程,目前東京都內掀起了一股工程潮。可是在徵人雜誌上刊登廣告也僱不到日本人,難得有日本人來應徵又做不到一個月。我們這行上工時間早,又很耗體力。」

鋼筋工負責在建設大樓等工程時搬運鋼筋。重的鋼筋一支就重達二十公斤以上,有時還必須把鋼筋搬上高處。菜鳥搬一搬,肩膀便會腫起來。因此這行不適合女性和中高齡人士從事,人手比起其他行業格外不足。

山本先生的公司員工約二十人,將近一半以上是日裔菲籍的年輕人。日籍員工多半超過四十歲,少數的二十多歲員工都是女兒的朋友。山本先生非常煩惱公司缺乏二、三十歲的壯年日籍員工。這應該是建築相關企業老闆共通的煩惱,不僅限於鋼筋業。

山本先生僱用的日裔菲律賓人是透過人力派遣公司介紹。然而日裔人士在日本工作不受限制,可以自行選擇職場和行業。因此山本先生非常擔心這些日裔菲籍員工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便會一起辭去現在的工作。

相較於日裔員工,日本政府規定實習生來日本的三年之間不得轉行。如果每年錄取三名實習生(規定上限為三人),三年之後就有九名無法隨意離職的員工。

另一方面,山本先生也很擔心錄取實習生後會出現所謂的「薪資差距」。日裔菲籍員工儘管沒有經驗,薪水卻和同年紀的日本人一樣,月領二十五萬日圓(約新台幣六萬七千五百元)。但是實習生的薪水扣除所有稅金之後,卻僅剩十萬日圓(約新台幣二萬七千元)左右。

「如果錄用菲籍實習生,可以請語言相通的日裔菲籍員工直接指導實習生。但是實習生要是發現大家工作內容一樣,薪水卻差這麼多,不知道會怎麼想⋯⋯」

實習制度規定實習生的薪水必須「與日本人相同或多於日本人」。然而他們實際收到的薪水卻和同公司的日本人不一樣,所謂的「薪水與日本人相同或多於日本人」指的是「最低工資或以上」,因此僱用實習生的企業僅需支付實習生最低工資。

以東京都為例,一天工作八小時,一個月工作二十二天,以最低工資計算,月薪是十六萬日圓(約新台幣四萬三千二百元)。扣除勞健保與公司提供的宿舍費用,實習生實際只領得到十萬日圓(約新台幣二萬七千元)左右。

工作內容相同,薪水卻只有對方的一半。實習生要是發現這件事情,自然會感到不滿,甚至逃離職場,走上非法外勞之路。日本到處人手不足,就算是非法外勞也有許多工作機會。

「壓榨」的金字塔結構

儘管實習生的薪水很低,公司僱用實習生的成本其實和日裔人士、日籍員工相差無幾。換句話說,實習生之於企業而言,並非「廉價員工」。

既然成本相同,為什麼實習生實際領到的薪水卻這麼少呢?這是因為企業發出的薪水抵達實習生手上的過程中,存在許多「壓榨」制度。

首先企業想僱用實習生,必須透過名為「監理團體」的仲介組織介紹。僱用實習生的企業,必須支付仲介費給監理團體。以山本先生為例,一名實習生必須支付約五十萬日圓(約新台幣十三萬五千元)的仲介費。對於中小企業而言,這絕對不是一筆小錢。

民間的人力派遣公司不能參與實習制度。因此監理團體表面上算是「公家機關」,僅能從事仲介實習生的工作。然而這個規定早已淪為形式。

這些監理團體的名稱聽起來都很正經,例如「××合作社」或「××合夥企業」,專門負責仲介實習生,實際負責的業務和一般人力派遣公司卻沒兩樣。這類企業多半是由業界人脈廣的相關人士成立,熟悉公家機關的前國會議員通常會參與經營。這是因為發生問題時,必須和政府機關交涉。簡而言之,這些「監理團體」其實是掮客,背後有政客撐腰,也是壓榨實習生的共犯之一。

山本先生支付給監理團體的「五十萬介紹費」,包括仲介費、支付給政府機關的手續費、事前的日語研習費等等。所謂的日語研習費不過是個名目,來到日本的實習生其實並未接受日語教育。他們從事的多半是單純的體力勞動,不會說日文也能完成工作。

至於實習生家鄉的仲介機構和日本一樣,名義上是公家機關,實際上是當地的人力派遣公司。這些人力派遣公司往往是由當地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相關人士所設立,用來賺取仲介費。

對於實習生家鄉的仲介機構而言,實習生是他們的「搖錢樹」。多送一個人去日本,每個月入帳的「管理費」就會增加。但是實習生一旦失蹤,就收不到管理費。有些組織為了避免實習生逃走,會向實習生徵收高額的「保證金」,也就是工作三年後才能領回來的「贖金」。

另一方面,實習生開始工作後,僱用實習生的企業每個月必須向日本的監理團體繳交「管理費」。這筆管理費是由日本的監理團體與實習生家鄉的仲介機構瓜分。金額隨監理團體而異,一個月多半要支付五萬日圓(約新台幣一萬三千五百元)左右。然而收取了管理費,並不表示這些監理團體會「管理」實習生。

僱用實習生的企業,每年還必須繳交十萬日圓(約新台幣二萬七千元)左右的「會員費」給監理團體。換句話說,監理團體為了讓企業掏錢,使出各種手段。

其實日本的官僚機構也是壓榨結構的共犯之一。負責整合實習制度的是公益財團法人「國際研修協力機構」(JITCO)。JITCO是在一九九一年,也就是目前的實習制度成形的兩年前成立,由法務省、外務省(類似台灣的外交部)、厚生勞動省、經濟產業省、國土交通省共五個中央政府機關負責管理;同時也是中央政府官僚退休後展開職場第二春的地方,例如理事長鈴木和宏原本隸屬法務省,專務理事新島良夫原本隸屬厚生勞動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