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工廠 日本》:壓榨外國實習生當「現代奴工」的金字塔結構

《絕望工廠 日本》:壓榨外國實習生當「現代奴工」的金字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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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外籍的實習生和日籍員工的工作內容相同,薪水卻只有對方的一半。儘管實習生的薪水很低,公司僱用實習生的成本其實和日籍員工相差無幾。既然成本相同,為什麼實習生實際領到的薪水卻這麼少呢?這是因為其中存在許多「壓榨」制度。

文:出井康博(Yasuhiro Idei)

實習生與日裔人士的薪資差距

建築業是目前人手不足最為嚴重的行業。在東京經營鋼筋工公司的山本淳二先生(假名,四十多歲)決定僱用來自東南亞的實習生,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

「由於建設東京奧運場地和築地市場遷移等工程,目前東京都內掀起了一股工程潮。可是在徵人雜誌上刊登廣告也僱不到日本人,難得有日本人來應徵又做不到一個月。我們這行上工時間早,又很耗體力。」

鋼筋工負責在建設大樓等工程時搬運鋼筋。重的鋼筋一支就重達二十公斤以上,有時還必須把鋼筋搬上高處。菜鳥搬一搬,肩膀便會腫起來。因此這行不適合女性和中高齡人士從事,人手比起其他行業格外不足。

山本先生的公司員工約二十人,將近一半以上是日裔菲籍的年輕人。日籍員工多半超過四十歲,少數的二十多歲員工都是女兒的朋友。山本先生非常煩惱公司缺乏二、三十歲的壯年日籍員工。這應該是建築相關企業老闆共通的煩惱,不僅限於鋼筋業。

山本先生僱用的日裔菲律賓人是透過人力派遣公司介紹。然而日裔人士在日本工作不受限制,可以自行選擇職場和行業。因此山本先生非常擔心這些日裔菲籍員工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便會一起辭去現在的工作。

相較於日裔員工,日本政府規定實習生來日本的三年之間不得轉行。如果每年錄取三名實習生(規定上限為三人),三年之後就有九名無法隨意離職的員工。

另一方面,山本先生也很擔心錄取實習生後會出現所謂的「薪資差距」。日裔菲籍員工儘管沒有經驗,薪水卻和同年紀的日本人一樣,月領二十五萬日圓(約新台幣六萬七千五百元)。但是實習生的薪水扣除所有稅金之後,卻僅剩十萬日圓(約新台幣二萬七千元)左右。

「如果錄用菲籍實習生,可以請語言相通的日裔菲籍員工直接指導實習生。但是實習生要是發現大家工作內容一樣,薪水卻差這麼多,不知道會怎麼想⋯⋯」

實習制度規定實習生的薪水必須「與日本人相同或多於日本人」。然而他們實際收到的薪水卻和同公司的日本人不一樣,所謂的「薪水與日本人相同或多於日本人」指的是「最低工資或以上」,因此僱用實習生的企業僅需支付實習生最低工資。

以東京都為例,一天工作八小時,一個月工作二十二天,以最低工資計算,月薪是十六萬日圓(約新台幣四萬三千二百元)。扣除勞健保與公司提供的宿舍費用,實習生實際只領得到十萬日圓(約新台幣二萬七千元)左右。

工作內容相同,薪水卻只有對方的一半。實習生要是發現這件事情,自然會感到不滿,甚至逃離職場,走上非法外勞之路。日本到處人手不足,就算是非法外勞也有許多工作機會。

「壓榨」的金字塔結構

儘管實習生的薪水很低,公司僱用實習生的成本其實和日裔人士、日籍員工相差無幾。換句話說,實習生之於企業而言,並非「廉價員工」。

既然成本相同,為什麼實習生實際領到的薪水卻這麼少呢?這是因為企業發出的薪水抵達實習生手上的過程中,存在許多「壓榨」制度。

首先企業想僱用實習生,必須透過名為「監理團體」的仲介組織介紹。僱用實習生的企業,必須支付仲介費給監理團體。以山本先生為例,一名實習生必須支付約五十萬日圓(約新台幣十三萬五千元)的仲介費。對於中小企業而言,這絕對不是一筆小錢。

民間的人力派遣公司不能參與實習制度。因此監理團體表面上算是「公家機關」,僅能從事仲介實習生的工作。然而這個規定早已淪為形式。

這些監理團體的名稱聽起來都很正經,例如「××合作社」或「××合夥企業」,專門負責仲介實習生,實際負責的業務和一般人力派遣公司卻沒兩樣。這類企業多半是由業界人脈廣的相關人士成立,熟悉公家機關的前國會議員通常會參與經營。這是因為發生問題時,必須和政府機關交涉。簡而言之,這些「監理團體」其實是掮客,背後有政客撐腰,也是壓榨實習生的共犯之一。

山本先生支付給監理團體的「五十萬介紹費」,包括仲介費、支付給政府機關的手續費、事前的日語研習費等等。所謂的日語研習費不過是個名目,來到日本的實習生其實並未接受日語教育。他們從事的多半是單純的體力勞動,不會說日文也能完成工作。

至於實習生家鄉的仲介機構和日本一樣,名義上是公家機關,實際上是當地的人力派遣公司。這些人力派遣公司往往是由當地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相關人士所設立,用來賺取仲介費。

對於實習生家鄉的仲介機構而言,實習生是他們的「搖錢樹」。多送一個人去日本,每個月入帳的「管理費」就會增加。但是實習生一旦失蹤,就收不到管理費。有些組織為了避免實習生逃走,會向實習生徵收高額的「保證金」,也就是工作三年後才能領回來的「贖金」。

另一方面,實習生開始工作後,僱用實習生的企業每個月必須向日本的監理團體繳交「管理費」。這筆管理費是由日本的監理團體與實習生家鄉的仲介機構瓜分。金額隨監理團體而異,一個月多半要支付五萬日圓(約新台幣一萬三千五百元)左右。然而收取了管理費,並不表示這些監理團體會「管理」實習生。

僱用實習生的企業,每年還必須繳交十萬日圓(約新台幣二萬七千元)左右的「會員費」給監理團體。換句話說,監理團體為了讓企業掏錢,使出各種手段。

其實日本的官僚機構也是壓榨結構的共犯之一。負責整合實習制度的是公益財團法人「國際研修協力機構」(JITCO)。JITCO是在一九九一年,也就是目前的實習制度成形的兩年前成立,由法務省、外務省(類似台灣的外交部)、厚生勞動省、經濟產業省、國土交通省共五個中央政府機關負責管理;同時也是中央政府官僚退休後展開職場第二春的地方,例如理事長鈴木和宏原本隸屬法務省,專務理事新島良夫原本隸屬厚生勞動省。

JITCO向仲介實習生的監理團體和僱用實習生的企業徵收會費,每年收益高達十三億日圓(約新台幣三億五千一百萬元)。這些收入部分成為退休後再就業的官員薪水。JITCO對於僱用實習生的企業沒有實質幫助,不過是從企業身上榨取金錢的組織,因此企業對於JITCO非常不滿。

也就是說,僱用實習生的企業位於最底端,中間是監理團體和實習生家鄉的仲介機構,最上層則是整合所有組織的JITCO。部分業界相關人士與官僚組織利用這座金字塔,將開放實習生的制度化為自己賺錢的工具,背後隱含了官僚與政客的貪婪。結果造成實習生只能領取扣除大筆手續費後的過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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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愈住愈討厭日本⋯⋯

實習制度是由謊言與場面話所構成,實習生可以從事的七十種行業淨是單純的體力勞動,和「貢獻國際社會」、「技術轉移」一點關係也沒有。之所以會選擇這七十種行業,不過是因為這些行業在日本缺乏人手,工作時也不需要日語溝通能力罷了。

實習制度規定,實習生在日本從事的是在家鄉已經從事一年以上的工作,回國後可以回到原本的崗位。實際上根本沒有人遵守這項規定。沒有上一份工作的證明文件,無法取得JITCO發行的入國許可。實習生因此付錢給掮客,由掮客偽造所有需要的文件。

但是,電視媒體與報紙從未報導扭曲的實習制度真相,引人注目的報導都是:

  • 「外籍實習生之所以逃離職場,是因為僱用實習生的企業待遇過差。」
  • 「這些實習生在日本努力奮鬥,人權卻遭到侵犯,實在是太可憐了!」

媒體大概以為這種刻板的介紹方式,可以取信讀者和觀眾吧?畢竟媒體也沒深入採訪就寫了報導、製作了節目。

但是實習生失蹤的根本原因不是「人權遭到侵犯」,而是實習制度的種種謊言與場面話,以及朝野合力創造的「壓榨結構」。對於實習生而言,既然當黑工賺得比乖乖當實習生接受壓榨來得多,選擇逃走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馬沙(三十六歲)目前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近郊的日本公司工作,之前曾經在日本做了幾年非法外勞。他在二○○○年代初期以實習生的身分前來日本,在汽車產業的下包工廠工作。工作內容當然只是不斷重複簡單的體力勞動。

「我根本沒學到任何回到印尼後會有幫助的技術(苦笑)。另外,不管我多認真工作,在日本最多就只能工作三年。這點我一直無法接受。」

結果馬沙在即將屆滿三年之前逃走了。他在職場上沒有發生任何問題,人權也沒有受到侵犯,老闆其實是個「很好的人」。但是實習制度規定實習生回國之後,永遠不得再來日本工作。無論實習生多麼努力,都無法再來日本,回到印尼後也找不到工作,馬沙於是選擇當黑工。

馬沙表示,當地仲介機構播放「豐田汽車」影片給印尼朋友看,讓朋友誤以為來到日本就能學到尖端技術。結果來到日本才發現自己被分發到員工不到十個人的小小下包工廠。這類近乎詐欺的手段得以橫行,都是假借「實習」之名。

我在馬沙成為非法外勞時認識他,後來也陪著他去入國管理局自首,看著他被強行遣返回印尼。

「實習生都是因為憧憬日本而想去日本,但是在日本住久了就開始討厭日本⋯⋯我也是一樣。」

馬沙的想法和在日本當「奴工」的留學生一模一樣,「反日」心態隨著時間而滋長。

回到印尼之後,馬沙現在在日商公司擔任主任一職。目前日本企業大批進軍印尼,他的薪水年年水漲船高,目前月薪十二萬日圓(約新台幣三萬二千四百元),比實習生時代的薪水還高。長期當黑工的經驗反而提升他的日文能力,有助於目前的工作。「但我不會想再去日本工作,也不想再當實習生了。」

由於改革而擴張的「官僚利權」

實習制度需要打從根本改善,第一步是矯正現實情況與法令之間的鴻溝。然而政府的做法卻是擴大制度,而不是修正制度。

不久前實習制度的擴大法案成立。新法案的目的分為二項,其一是增加實習生可從事的行業,例如看護等等;其二是增設新的監督機關「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但強化監督並不會改善實習生逃離職場的現況,為什麼政府還要增設新的監督機關呢?

首先「促成」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成立的是各家報社與電視台。他們反覆報導僱用實習生的企業「侵犯實習生人權」和實習生失蹤的問題,因而形成「必須加強監督企業」的輿論。「侵犯人權」與「失蹤」未必是因果關係。這些大型傳播媒體卻輕易受到官僚操縱。

仔細觀察報紙的報導,可以發現資料來源多半來自政府機關的調查。例如厚生勞動省於二○一四年八月公布「僱用實習生的企業約八成違法」。聽到「八成」這個數字,大家可能以為這些企業都是「黑心企業」,其實事實並非如此。

違法的企業當中,約半數是違反「安全衛生相關法令」,和侵犯實習生人權一點關係也沒有。僱用實習生的多半是中小企業或是小型農家。嚴格執法的話,不少只僱用日籍員工的企業也都「違法」了。但是報紙並未提及這些客觀情況,也不分析政府機關的報告就直接寫成報導,不斷批判這些僱用實習生的企業。

由於報導的推波助瀾,政府因而成立了新的監督機關。負責成立監督機關的厚生勞動省和外務省,正是本次提出擴大制度法案的單位,新的監督機關當然也會成為這兩個單位的退休人員再次就業的職場。換句話說,這些政府官僚巧妙營造「實習制度的問題都起因於僱用實習生的企業和監理團體」的印象,增加自己退休後再創職場第二春的機構。在我看來,這些僱用實習生的企業再黑心也黑心不過政府官僚。

新的監督機關當然也是壓榨制度的共犯之一,其收入來源與JITCO相同,是向僱用實習生的企業和監理團體收取「會費」。原本應該付給實習生的薪水,今後得扣除更多手續費,好支付官僚退休再就業時的薪水。對於「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而言,繳交會費的企業就是付錢的大爺,根本不可能「認真」監督企業。更何況本來就已經存在JITCO這個監督機關,根本不需要成立新的監督機關。

相關書摘 ▶《絕望工廠 日本》:被仲介、學校和工廠層層剝削的越南「留學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絕望工廠 日本:外國留學生與實習生的「現代奴工」實錄》,光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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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出井康博(Yasuhiro Idei)
譯者:陳令嫻

現代版「蟹工船」──以「假留學」、「假實習」之名,行「真奴工」之實!和台灣一樣,日本社會正面臨人手不足的問題。工廠作業員、送報員、農家、鋼筋工⋯⋯這些亟需體力勞動的工作,日本年輕人也不想做。於是政府把腦筋動到開發中國家,積極放寬留學簽證、招募實習生。留學代辦中心、人力派遣機構、日語學校、技職學校、一般大學、公司行號⋯⋯紛紛看準了這個「商機」──「去日本留學可以邊打工,月入20萬~30萬日圓!」、「去日本實習,可以學到TOYOTA汽車尖端技術!」

越南、尼泊爾、緬甸、柬埔寨的人民,不惜負債,賭上一切,就是要來日本賺錢、學習專業。然而,等著他們的不是天堂,而是一座「絕望工廠」──留學生不知道,不超時工作、身兼N份打工,就繳不出學費、生活費⋯⋯實習生不知道,交到他們手上的薪水,已經被朝野合力剝了多少層,僅剩日本人的一半⋯⋯

日本舉國上下一起當「黑心企業」!這些外國留學生、實習生被吃乾抹淨,開始厭世、反日,終究淪為非法外勞、犯下偷竊罪。就像中國經濟成長,已經不再嚮往日本一樣⋯⋯當開發中國家和日本的經濟差距日漸縮小,還會有「奴工」自願來做連日本人都不屑做的工作嗎?日本還能從哪裡僱來外籍勞工呢?最後真正被拋棄的,其實不就是日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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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光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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