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基本收入會降低還是提高工作誘因?

《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基本收入會降低還是提高工作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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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基本收入的目的不是要讓人民有錢得以無所事事,而是要讓他們有機會可做自己希望做且有能力做的事。

文: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

基本收入會降低還是提高工作誘因?

在談論實驗證據以前,首先我們必須說,目前以財力調查與行為調查來決定政府津貼領取資格的作法,已製造了一種促使人民不願意接受低工資就業機會的強烈誘因。然而,宣稱基本收入將降低「工作」誘因(他們所謂的工作是指有薪的勞動)的批評者,卻鮮少承認現行種種計畫對降低工作誘因的影響。

不過,直覺上顯而易見的是,如果一個人有把握能保住收入的68%(即實施基本收入後的可能狀況),而不是只收到20%(英國目前的狀況,尤其那20%會輕易被額外成本吞噬——如通勤、子女的保母、合適的衣物等等成本),那他一定比較願意去就業。何況如果一個人是為了保住20%的工資所得而不得不工作,他應該會以敷衍或憤恨的態度來應付這個就業機會。

如果誘因很重要,基本收入當然是提高誘因的較好路線。基本收入能克服因財力調查式津貼遭到取消而可能衍生的貧窮陷阱和飄零陷阱(部分導因於擔心無法在需要時重新獲得津貼領取資格)。所以,基本收入將鼓勵技術層次較低的人民進入勞動市場,而且是合法的勞動市場,而非地下經濟體系。基本收入也讓人民無須擔憂會因接受兼差的就業機會而失去津貼,這對負擔照護責任的人或無力承擔全職工作的傷殘者來說尤其有幫助。

回頭談談實驗證據。很多批評者的論述基礎是,根據美國六個州在1968年至1980年間進行的一系列本地實驗,以及1970年代在加拿大進行的著名Mincome實驗,基本收入將降低「工作」誘因。事實上,那些實驗都是對低收入人民發放某種接近基本收入的補助金的負所得稅實驗。實驗人員只收集標準的勞動力數據,而這些數據促使蓋瑞.伯特李斯(Gary Burtless)等經濟學家認定基本收入會溫和降低工作誘因。

然而,這些數據(有非常大量的經濟分析以這些數據為主題)只和有薪就業人口或求職者有關,和很多其他形式的工作無關。如果一個人為了照顧子女或年邁的親人而在他的職業上工作較少時數,就會自動被判定為「工作」量減少。此外,誠如伯特李斯承認的,負所得稅本來就有鼓勵短報勞動與薪資所得的傾向,因為申報的薪資所得數字愈低,獲得的收入補貼就愈高。這種「不道德風險」意味一般觀感中的「勞力供給減少」可能是個假議題。

姑且不談這些分析的概念缺陷,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測出的影響很小。卡爾.維德奎斯特主筆的一篇傑出評論檢視了其中數百份研究報告,最後他歸納的結論是,對勞力供給的影響多半不具統計重要性,換言之,相關的影響小到不值得政策制訂者關切。可惜還是有非常多人執意引用那些研究來證明工作誘因的降低。

充其量來說,這些研究只能證明基本收入導致某些群體的有薪勞動量小幅降低,而那些群體主要是家裡有幼童的媽媽,還有就學中的青少年。在加拿大的Mincome實驗中,「家裡有新生兒的媽媽停止工作的原因,是想多待在家照顧嬰兒,而青少年減少工作的原因是,發放基本收入後。他們變得比較沒有撫養家庭的壓力,而這最終使更多青少年得以完成學業。」

相似地,美國的那些實驗也發現,一般人會藉此把握改善生活的機會,包括為了取得學位以及提升職場位階而繼續升學。新澤西、西雅圖和丹佛的高中畢業率呈現兩位數的成長。誠如長年倡議基本收入的麥可.霍華德(Michael Howard)所言:「一般人從勞動市場撤離,但那種勞動市場撤離是一種令人欣喜的現象。」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由勞動轉變為工作。這聽起來像是工作量減少嗎?這不僅不是一個不好的結果,甚至可說是個好結果。

當中兩個實驗的主要明顯變化是,某些人處於失業狀態的時間稍微拉長。然而,我們不該將之解讀為「懶惰」:失業時間拉長有可能會產生有利的長期影響,因為那讓他們得以找到更適合自己需求與能力的就業機會。

其他主張基本收入會降低工作誘因的人,則是純粹基於直覺和/或秉持道德觀點(即不勞而獲論述)而作此論斷。誠如其中一個評論家所言:「就經濟、社會與道德觀點而言,對某人發放某種物質報酬卻不要求他製造某種有價值的東西來交換,是一種令人質疑的作法。」不過,這樣的說法等於假設市場上只有有薪勞動是有價值的,而這明顯荒謬。所有形式的「工作」都有價值,即使某些工作的具體價值很難或根本無法以數字來評估。

有些批判者更步步進逼,主張基本收入不止可能降低勞動與工作意願。在法國天主教新保守主義者高伯瑞(Pascal-Emmanuel Gobry)的想像中,基本收入將促使數百萬人「處於對社會有害的無所事事狀態」,「而這種生產力流失的後果將影響社會的各個層面,導致經濟成長降低,就業人口也可能減少」,從而使這個世界的未來呈現出一個反烏托邦的景象。問題是,沒有證據能證明那類斷言是正確的,這樣的觀點對人類的素質是一種侮辱,因為只要有可能,每個人都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沒有人想過最低忍耐限度的生活。

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是另一個宣稱讓生活達到「舒適」水準的基本收入將導致「工作誘因降低」的人。她也主張勞力供給降低將使稅收減少,導致政府不得不提高稅率,並因此進一步壓抑從事有薪工作的意願。當然,也沒有任何證據可證明這個觀點屬實。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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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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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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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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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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