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論曹:魯迅說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郭沫若說是「民族英雄」

近人論曹:魯迅說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郭沫若說是「民族英雄」
Photo Credit: 《三國志曹操傳Online》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文化大革命後期有所謂「評法批儒」運動,曹操被推崇為大法家、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和徹底反對儒家思想的鬥士。一時間,光環四射。但好景不永,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硬加在曹操身上的光彩也自然褪去了。

文:張作耀

元、明、清時期,曹操的「奸雄」藝術形象定型化

一、藝術化了的曹操逐步取代了歷史上的曹操

據學者們考證,敘說三國故事的話本在宋元時代已經有了。如元初至元年間《三分事略》話本。我們現在看到的三國故事的最早寫定本是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的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國志平話》,長達八萬多字,三國故事的始末已粗具規模。金院本、元雜劇中存留至今的三國故事劇目也有四十多種,劇本一、二十種。學界共認,羅貫中《三國演義》就是參照史籍、採摘傳說,並在這諸多已流傳頗廣的平話、雜劇的基礎上寫成的。因此,《三國演義》的思想傾向,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思想。

《三國演義》是以什麼指導思想對待曹操的,已是人所共知,勿須多說,撮其要:一是以「篡逆」視操,把曹魏排除在正統之外;二是以「譎詐」繪操,巧演歷史,充分揭露、渲染曹操詭譎奸詐、殘忍少信及其無君之心的一面。

《三國演義》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傑出的文藝作品之一。書中曹操、劉備、諸葛亮等諸多歷史人物的事功及其形象,雖然大都本於事實或取自傳說,但通過作者的藝術加工,或奸,或忠,都被典型化了。經過藝術加工過的曹操已不完全是原來意義上的曹操。詭譎奸詐的作為及其齷齪的心理狀態突出了。因而造成了歷史上的曹操與《三國演義》以及金、元以後的戲劇中的曹操有著很大的差距。

無疑,這種差距是應該允許的。因為,第一,《三國演義》等是文藝作品,是歷史小說,而不是歷史書;第二,《三國演義》的寫作基本符合歷史小說的寫作要求,它在貫徹其尊劉抑曹的思想時,主要是通過鋪陳細節、重組或調整事件的前後關係、刻畫人物內心活動等手法完成的;書中重要事件本身的具體描寫很少空穴來風、無中生有;第三,作品帶著明顯的時代烙印,反映著作者的思想意識和歷史觀。這是不能強求作者的。

這裡,順便就《三國演義》的歷史作用說幾句話。在諸多評論中,對於《三國演義》的歷史作用,或謂宣傳了英雄史觀,或謂傳播了錯誤的歷史知識,或謂歪曲了曹操的形象。諸此,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我們必須歷史地看待這些問題。事實上,包括所有歷史典籍和歷史小說在內無不體現著英雄造時勢的觀點,並非是《三國演義》的獨有特點,時代使然,不必過責。在傳播歷史知識方面,《三國演義》雖然有一些不正確的東西,或給歷史滲進了水分,摻入了雜質,但更主要地是通過藝術的手段使廣大民眾得到了漢末、三國的歷史知識。直到今天,人們為什麼對三國歷史故事知道得較其他朝代多?《三國演義》在普及歷史知識方面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關於曹操的形象,人民群眾的確是通過《三國演義》以及據此編成的各種戲劇的熏陶,將其視為詭譎、奸詐、篡盜的化身的。所以,對此《三國演義》難辭其咎。但是,《三國演義》所塑造的這個反面形象,卻始終起著正面的思想教育作用。這就是鞭撻奸詐,褒獎忠信,非議權術,提倡誠直。這正是我們的道德教育所需要的。因而,《三國演義》在這方面的積極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

應該指出,在學人著作中的曹操,依然是個兩面形象的人物。很多個人的學術著述承繼了唐宋以來對於曹操的評價,即肯定其才能,非難其為人。如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題辭》中說,曹操「樂府稱絕」、「文章瑰瑋」、「多才多藝」、「漢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呂布,孟德實兼其長」;但當講到為人時,便謂曹操「志窺漢鼎」、「稱王謀逆」、「甘心作賊」。

二、清高宗御定曹操「篡逆」名

清代否定曹操者多有,但以高宗乾隆皇帝最為徹底、乾脆。他的態度是從編纂《四庫全書》時對一篇宋人文章的評價表達出來的。史載,北宋皇帝宋真宗有一次經過亳州(即曹操的家鄉譙縣),見城東曹操廟已很破舊,即令曾做過參知政事、給事中、工部和刑部侍郎的時任亳州知府張知白主持重修。廟宇修繕之後,請當時著名古文家穆修寫了一篇〈亳州魏武帝帳廟記〉。大概是因為碑、誄一類文字通常是為故人頌德而少言其劣跡的緣故,穆修這篇碑記多有頌操之文。他說,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業於來世」;又說,曹操「為鄉里人所愛,後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遂傳於今不息。」這篇頌揚曹操功德的碑記,收在了穆修的《穆參軍集》內。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準備收選穆修的文章。乾隆看到這篇碑記時,不禁大怒,認為穆修「獎篡助逆」,「大乖於名教」,「豈可使之仍側簡牘,貽玷汗青」,因令「刊除此文,以彰袞鉞。」乾隆稱操為「篡」為「逆」,視操為巨奸大憝,遂成官方定評,從而成為一條無形的政治戒律,大大影響著清代後期學術,人少敢言曹操之優者。

現見清代相對客觀評操者,大都在乾隆譴操之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夫之。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人,早年參加過抗清活動,後來隱居衡陽城外石船山下,因號船山,著述甚豐,晚年著有《讀通鑑論》。在這部書中,王夫之表達了自己的歷史觀,對歷代重要事件做出了自己的評論。王夫之很推賞曹操的智能,如談到曹操表示不同意何進召董卓進京誅宦官時說:「(何)進之心膽失據,而(袁)紹無能輔也。曹操笑而袁紹憂,其智計之優劣,於斯見矣。」談到袁紹欲立劉虞為主時又說:「於是而知操之視紹,其優劣相去之遠也。」王夫之認為,「以操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後事而歸惡焉耳。」

無疑,此論是很對的。王夫之同時也指出曹操的另一面,如評何進失敗原因時說:「曹操識之明、持之定,而志懷叵測,聽王室之亂。」在談到曹操伐陶謙報私仇時說:「曹操父見殺而興兵報之,是也;坑殺男女數十萬人於泗水,遍屠城邑,則慘毒不仁,惡滔天矣。」王夫之對於曹操的所謂「任天下之智力」也有評論,認為「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術也,非道也。術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納,則天下之智力,其不為所用者多矣。」

乾隆之後情況就不同了,即使像趙翼這樣置評多稱公允的歷史學家也少稱曹操好的方面。他評論曹操用人時說,三國之主各能用人,而其用人各有不同,「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進而指出:「蓋操當初起時,方欲藉眾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楊阜所謂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勢位已定,則孔融、許攸、婁圭等,皆以嫌忌殺之,荀彧素為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甚至楊修素為操所賞拔者,以厚於陳思王而殺之,崔琰素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殺之。然後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從前之度外用人,特出於矯偽,以濟一時之用,所謂以權術相馭也。」趙翼對於曹魏代漢,尤甚詈之。他說:「曹魏假稱禪讓以移國統,猶仿唐、虞盛事,以文其奸。及此例一開,後人即以此例為例,而並忘此例之所由仿,但謂此乃權臣易代之法,益變本而加厲焉。」無疑,這樣的評論,正與官論相和。

近人論曹

清室祚盡,共和始興,一個新的時代來臨,然曹操的奸雄形象卻在一段時間內不僅沒有因此有所變化,反而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戲劇事業的繁榮而更加婦孺皆知了。一說曹操,人們自然就同奸詐聯繫起來,「曹操」的詞意不再僅僅是人名,而且賦予了奸詐、殘忍等特定的含義。此種情形,自然也就引起一些著名學者的重視。

一、胡適認為《三國演義》的謬處在「過抑曹孟德」

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同錢玄同討論《三國演義》對曹操的評價問題。胡適撰文說:「《三國演義》在世界『歷史小說』上為有數的名著。其書謬處在於過推蜀漢君臣而過抑曹孟德。然其書能使今之婦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見其魔力之大。」胡適「魔力之大」的觀點,受到錢玄同的責難。錢玄同說:「蓋曹操固然是壞人,然劉備亦何嘗是好人。論學、論才、論識,劉備遠不及曹操。論居心之不良,劉備、曹操正是半斤八兩。」「戲台上《捉放曹》、《華容道》、《黃鶴樓》等戲,必是擠眉弄眼,裝出許多醜態,仔細想想,真正可發大笑。」胡適辯解說:「吾謂此書『能使今之婦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見其魔力之大』,吾並非謂此書於曹孟德、劉備諸人褒貶得當。吾但謂以小說的魔力論,此書實具大魔力耳。」

胡適同時為《三國演義》作如下辯白:「平心而論,《三國演義》之褒劉而貶曹,不過是承習鑿齒、朱熹的議論,替他推波助瀾,並非獨抒己見。況此書於曹孟德,亦非一味醜詆。如《白門樓》殺呂布一段,寫曹操人品實高於劉備百倍。此書寫曹操用人之明,御將之能,皆遠過於劉備、諸葛亮。無奈中國人早中了朱熹一流的毒,所以一味痛罵曹操。戲台上所演《三國演義》的戲,不是『逼宮』,便是《戰宛城》,凡是曹操的好處,一概不編成戲。此則由於編戲者之不會讀書,而《三國演義》之罪不如是之甚也。」由上可見,胡適、錢玄同,特別是胡適,對於歷史上包括習鑿齒、朱熹、羅貫中等在內以及諸多戲劇「過抑曹操」表示了頗不贊同的意見。

二、章太炎盛譽曹操「信智計之絕人,故雖譎而近正」

章太炎是近代第一個試圖為曹操「翻案」的人物。他有〈魏武帝頌〉一文,全面而很有深度地論述了曹操的事功。其要點略為:

第一,高讚曹操的武功,因謂「宣哲維武,民之司命。禁暴止戈,威謀靡競。夫其經緯萬端,神謨天挺,出車而獫狁襄,戎衣而關、洛定。」

第二,稱讚曹操禮賢下士,廣羅人才,「登黎獻乎衽席,折旄倪乎隍阱。」「黎獻」指庶民百姓中的賢者;「旄倪」指老人和兒童。

第三,欣賞曹操的儉樸、倡廉精神,「加之以恭儉,申之以廉靖。廷有壺飧之清,家有繡衣之儆。布貞士於周行,遏苞苴於邪徑。」苞苴,指以財物行賄或行賄的財物。

第四,肯定曹操重視農桑及其恤民政策,「務稼穡故民孳殖,煩師旅而人不病。」

第五,一反常人多非曹操詭譎之行,而給予新的解釋,說曹操「信智計之絕人,故雖譎而近正。」「智計絕人」,就是讚其才能非凡,同曹操部屬稱操「略不世出」是相同的意思;「雖譎而近正」,意謂行為或手段雖然不無欺詐,但目的是無可非議的,所以這種欺騙是可以用的。

章太炎為曹操的詭譎之行辯護,從而全面肯定了曹操。

三、魯迅說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

章太炎全面肯定曹操,沒有得到學界和庶民百姓的認同。這是很自然的。因為這也不符合歷史的事實。而魯迅在給曹操以肯定評價時,留下了餘地,所以甚得人們心服。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說:「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

現在我們再看歷史,在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至少是一個英雄」,實際就是肯定了曹操是「英雄」;「非常佩服他」,佩服什麼?當然是佩服曹操的才智與事功。魯迅認為,曹操尚刑名是形勢使然:「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魯迅認為,曹操的文章寫得好,寫得清峻、通脫,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當然,魯迅並不全面肯定曹操,特別是對其動輒殺人,給予了批判。如說:「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

魯迅評曹,自覺地將文藝作品中的曹操與歷史實際中的曹操區別開來,不因《三國演義》等誇大曹操的譎思詭行而蔑曹,而重在探求歷史的實際,所以能夠做到客觀置評。

四、郭沫若「替曹操翻案」

20世紀50年代末,郭沫若先後發表了〈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等文,一改千百年來對曹操的評價,試圖重塑曹操形象。文章發表後,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反響,不數月便有數以百篇計的文章發表,諸如翦伯贊、王昆侖、吳晗、譚其驤、尚鉞、束世澄、鄭天挺、嵇文甫、唐長孺、繆鉞、周一良、吳澤、何茲全、楊寬等一大批著名學者都參加了討論。一時間形成了評操熱潮。這次討論,不僅推動了曹操的研究,而且也對繁榮學術做出了貢獻。

郭沫若認為,曹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他對於民族的貢獻應該高度評價,應該被稱為一位民族英雄。理由約為:

第一,他雖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沒有違背黃巾起義的目的,而是承繼了黃巾運動,把這一運動組織化了;

第二,他鋤豪強,抑兼併,濟貧弱,興屯田,費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經營,把漢末崩潰了的整個社會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使北部中國的農民千百年來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調劑;

第三,他平息了北方邊患;

第四,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國文學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學的高潮;

第五,關於曹操「殺人問題」,應該根據事實重新考慮。郭沫若激憤地說:「然而自宋以來所謂『正統』觀念確定了以後,這位傑出的歷史人物卻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國演義》風行以後,更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一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歷史上的一大歪曲。」

郭沫若論出,翦伯贊即予響應,發表了〈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認為:「曹操不僅是三國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並且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有數的傑出人物」;曹操結束了漢末以來豪族混戰局面,排除了游牧民族的威脅,恢復了黃河南北的封建秩序,替後來的西晉統一,鋪平了道路。

郭沫若、翦伯贊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引發了關於歷史上的曹操和《三國演義》、戲劇中的曹操,以及曹操的諸多事功和他在歷史上的作用、個人品德等的大討論。有的學者進一步深化了郭沫若的觀點;更有不少學者對郭沫若的觀點提出了不同意見。大家比較一致地認為,歷史上的曹操和文藝作品中的曹操應該區別開來,白臉曹操的戲可以照演,但歷史上的曹操應該復其歷史的真實。有人主張,不妨編一些新的歷史劇,正面塑造曹操的形象。至於具體事功的論評,意見分歧很大。

譚其驤認為,對於曹操不存在翻案問題,因為古來對他的評價並不特別壞,不論是古代、近代,不論是唐前、宋後,都是有毀有譽。他說,曹操有四大功勞:一是結束了漢末豪族軍閥間的混戰,統一了北方;二是征服了烏桓和鮮卑,保障了邊境的安寧;三是打擊了名門豪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併,澄清了吏治;四是恢復了生產,在一定程度上還發展了生產。曹操的罪過也有四項:一是打了農民軍;二是戰爭中殺人太多;三是所行屯田是一種高度剝削的制度;四是道德品質方面忌刻殘忍。因此,譚其驤不贊成郭沫若過譽曹操,不贊成「翻案」之說,更不贊成因功而諱其罪,語謂:「曹操是一個有優點、有缺點,功勞很大,罪孽也不小的歷史人物。」

討論中,大多數人不同意「曹操打了黃巾,但沒有違背黃巾目的」的意見;也有不少人不同意曹操是「民族英雄」的提法;甚或有的人從根本上否定曹操,認為人們唾棄曹操,絕非僅僅是受了小說戲曲的影響,也絕非是封建主義正統觀念所致,根本原因是他對人民犯下了極大的罪行。

五○年代末關於曹操的討論大有裨益,儘管最終並未取得一致的意見,但一個對於中國社會既有功勞也有過失的人物形象得到了普遍的認同。

在此,附帶說一下「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曹操的評價。文化大革命後期有所謂「評法批儒」運動,曹操被推崇為大法家、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和徹底反對儒家思想的鬥士。一時間,光環四射。但好景不永,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硬加在曹操身上的光彩也自然褪去了。曹操還是那個曹操,事功未聞增加一點,譎詐何曾稍減半分。文化大革命時期,學者屬文,或為奉命之作,或形勢使然,很難說就是作者的真實觀點,因此不作具論。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曹操傳》,臺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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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作耀

  • 本書取材豐富,重現東漢末年的歷史風雲,全面論述曹操的一生,對於其事功及諸多重要思想進行有系統地梳理和研究,肯定他對中國歷史的頁獻及歷史地位。
  • 重新認識曹操,一個真實的、完全不同於《三國演義》或《三國志》的形象。
  • 第一部有分量地全面再現其生平的傳記,並對其功過給予適度的評價

亂世之奸雄,抑或治世之能臣?
曹操在魯迅心中就是一個英雄!

魯迅曾說:「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東漢末年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三國中曹魏政權的締造者,以漢天子的名義征討四方,對內消滅二袁、呂布、劉表、韓遂等割據勢力,對外降服南匈奴、烏桓、鮮卑等,統一中國北方,並實行一系列政策恢復經濟生產和社會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國的基礎。曹操在世時,擔任東漢丞相,後為魏王,去世後諡號為武王。其子曹丕稱帝後,追尊為武皇帝,廟號太祖。

本書為其作傳,對曹操的事功進行全面總結,對其諸多重要思想及其實踐,以及中國歷史上對曹操的諸多評議都作了評述。讀者將在書中看到一個真實的完全不同於演義作品的曹操形象。

張作耀 曹操傳(二版)
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羅元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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