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者效應:這38人眼睜睜看著鄰居被殺

旁觀者效應:這38人眼睜睜看著鄰居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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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吉諾維斯凶殺案發生於甘迺迪總統被刺案的幾個月後,似乎是某種社會啟示錄的訊號,全美各地城市的犯罪事件激增,似乎無人能夠阻止這種趨勢。

文:史帝文・李維特(Steven D. Levitt)、史帝芬・杜伯納(Stephen J. Dubner)

人是冷漠或利他的動物?

一九六四年三月,一個又濕又冷的週四深夜,紐約市發生了一樁可怕事件,這事件顯示,人類是這地球上最殘忍自私的動物。

一位名叫凱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的二十八歲女子下班開車回家,如往常般把車停在長島鐵路站旁的停車場。她住在皇后區基伍花園社區的一棟公寓(Kew Gardens),從曼哈頓搭火車約二十分鐘路程,那裡是個不錯的街坊,有整潔的住家、幾棟公寓建築,以及一個小小的商業區。

吉諾維斯住在面向奧斯汀街(Austin Street)的一排商店樓上,她的公寓入口在後方。她下了車,把車鎖好,才開始步向回家的路,就有一名男子追上她,從背後用刀子刺殺她。吉諾維斯高聲尖叫,襲擊就發生在奧斯汀街商店前的人行道上,對街有一棟十層樓的公寓建築,名為「摩布瑞」(Mowbray)。

襲擊者溫斯頓.摩斯里(Winston Moseley)退回自己車上,那是一輛白色考威爾(Covair)車款,逆向停放在約六十碼外的人行道邊,他倒車開離那個街區。

在此同時,吉諾維斯蹣跚地拖著腳步,朝她居住的公寓後方走去,但摩斯里在很短時間內返回,再度瘋狂地刺殺她至死,然後開車回家。摩斯里跟吉諾維斯一樣年輕,只有二十九歲,也住在皇后區,他的妻子是註冊護士,有兩個小孩。在開車回家的路上,摩斯里注意到另一輛車停在紅燈前,車上的駕駛俯在方向盤上睡著了,摩斯里走出車外,前去叫醒那男人,但並未傷害或搶劫他。第二天早上,摩斯里照常去上班。

三十八人眼睜睜看吉諾維斯小姐被殺

這案件很快地變成轟動事件,但並非因為摩斯里是精神病患者,這位表面上看起來正常、有家室的男人,儘管沒有犯罪紀錄,但事後發現,他有怪異的性暴力史。案件的轟動也不是因為吉諾維斯本身的一些特性,她是酒吧經理,是個女同性戀者,曾經因為賭博被捕。吉諾維斯是白人,摩斯里是黑人,但這也不是使得此案演變成轟動事件的原因。凱蒂.吉諾維斯被殺案之所以變成知名事件,係因為《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的一篇報導,這篇報導一開頭寫道:

在長達半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內,皇后區三十八位正派、守法的市民眼睜睜地看著一名兇手在基伍花園社區三度攻擊追殺一名女子……。在整個攻擊過程中,沒有一個人打電話報警,一名目擊者在該名女子死後才報警。

從開始到結束,凶殺過程持續了三十五分鐘,「當她第一次遭到攻擊時,若有人報警,她現在或許還活著,」一名警員說。

凶殺案次日早上,警方訪談吉諾維斯的鄰居,《紐約時報》記者再度訪談其中一些人,在被問到為何他們沒有伸出援手或至少報警時,他們提出種種藉口:

「我們以為是情侶吵架。」

「我們走到窗邊探頭看看發生什麼事,但從我們的臥室望出去,燈光太暗了,看不清楚街上的情況。」

「我很累了,便上床睡了。」

《紐約時報》的那篇報導並不很長,只有一千四百字,卻產生立即、爆炸性的影響。社會似乎普遍認為,基伍花園社區的那三十八名目擊者,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新卑劣;政治人物、神學家、報紙社論主筆嚴厲譴責這些鄰居的冷漠,甚至有人要求公布這些鄰居的住址,讓社會對他們施以公義制裁。

在接下來二十年,這事件深切震撼美國,引發更多學者捨棄研究納粹大屠殺,改而研究旁觀者的冷漠。

事件發生的三十週年,柯林頓總統造訪紐約市時談到這樁凶殺案:「它讓我們寒心地認知到當時社會的情況,顯示我們每一個人不僅身處危險之中,而且根本是孤伶伶地。」

三十五年後,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探討社會行為的暢銷著作《引爆趨勢》(The Tipping Point)中引用這樁令人髮指的事件作為「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的例子,說明悲劇事件中若有多名目擊者,可能反而沒有人干預伸援。

事件發生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最暢銷的十大社會心理學大學教科書中全都探討吉諾維斯事件,其中一本書寫道:「那些目擊者在他們的窗邊,津津有味地看著攻擊者三度瘋狂凶殘地刺殺她。」

那三十八人怎麼會袖手旁觀地看著,他們的鄰居被如此凶殘地刺殺呢?沒錯,經濟學家總是談到人們如何的自私自利,但是,這個自私案例不是太違反常理了嗎?我們的冷漠真的如此強烈深沉嗎?

是這樣的鄰居才讓犯罪率飆高?

吉諾維斯凶殺案發生於甘迺迪總統被刺案的幾個月後,似乎是某種社會啟示錄的訊號,全美各地城市的犯罪事件激增,似乎無人能夠阻止這種趨勢。

在此之前的數十年,美國的暴力和財產犯罪率一直相當低且穩定,但自一九五○年代起,犯罪率開始上升;到了一九六○年,犯罪率已經比一九五○年高出五○%;到了一九七○年,犯罪率已經提高到四倍。

為什麼?

很難論斷原因。一九六○年代的美國社會,同時出現了許多變化,人口爆炸性成長,反權威意識高漲,民權擴張,大眾文化大規模地改變。因此,很難獨立出導致犯罪率升高的因素。

舉例而言,設若你想知道把更多人關進牢裡,是否有助於降低犯罪率,這個問題可不是表面上看起來地那般簡單明顯。也許,投入捕捉罪犯入獄的那些資源,原可以更有建設性地運用;也許,每抓一個壞蛋入獄,就有另一名罪犯取而代之。

想要以某種科學確定程度地回答這個問題,你必須進行一項實驗:假裝你可以隨機挑選幾個州,下令每州釋放一萬名囚犯;在此同時,你可以隨機挑選不同的幾州,要求他們分別把一萬名罪行較輕、原本無須入獄的罪犯關進牢裡。接著,等上幾年,衡量這兩組州的犯罪率。瞧!你所做的是隨機抽樣的控制實驗,可以讓你研判變數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