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渴望從馬可波羅口中,聽到有個充滿財富的中國

歐洲人渴望從馬可波羅口中,聽到有個充滿財富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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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馬可波羅的遊記中充滿了商業資訊和地理資訊,這種類型的資訊正是貪婪的威尼斯商人感興趣的——他自己也是個典型的威尼斯人。

文:安德魯・馬爾(Andrew Marr)

在許多方面,忽必烈比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更令人關注,因為他放棄了遊牧民族的政治傳統和軍事傳統,轉而接受更加先進的中國統治方式。與成吉思汗相似,忽必烈在宗教問題上也非常開明。他對外部世界的興趣遠遠超過之後那些自滿的中國統治者。

在哈拉和林,他的身邊有來自波斯的穆斯林、基督教聶斯脫利派的牧師、天主教的牧師、一位希臘醫生、一名法國婦女、一個巴黎金匠和一個名叫巴西爾的英國男子等。在上都和北京,他使用的工匠和顧問中既有穆斯林,又有漢族人。不久之後,北京甚至出現了一座天主教教堂。

當忽必烈的軍隊向南推進,發動滅亡南宋的戰爭時,他確實使用了一些外國人設計、操作的攻城武器和巨大的彈弩——馬可波羅聲稱,他自己就是忽必烈手下的一名軍事顧問,但這種說法遭到了廣泛的質疑,至少時間不符。忽必烈對投誠的人和戰俘採取了寬容態度,這對他滅亡南宋也很有幫助。

據說,忽必烈對外國宗教非常感興趣,他希望馬可羅的父親和叔叔能給教皇帶一封信,信上要求教皇向蒙古宮廷派100名學識淵博的基督教徒,讓他們幫助當地人皈依基督教。此外,他希望得到一些來自耶路撒冷的聖膏。這兩名商人得到了幾塊金牌,這些金牌是蒙古帝國的通行證,因此他們可以一路平安地返回歐洲。

經過三年的旅程,他們到達地中海。但他們發現,教皇的位子正空缺。克雷芒四世剛剛去世,若干年後的1271年,格里高利十世才當選為新一任教皇。馬可波羅的父親返回威尼斯,見到了當時大約17歲的馬可波羅。最後,他們父子倆啟程前往中國,他們沒有帶去100名神學家,而是帶去了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美好祝願和禮物。

馬可波羅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個世紀。按照他的記述,在經歷了一段離奇的旅行之後,他住進了忽必烈的宮廷,成了大汗身邊一個頗受器重的顧問。他代表這位蒙古皇帝遊歷了中國和中國之外的地區。後來,馬可波羅借由負責將一位公主護送到一名蒙古地方統治者那裡,通過海路返回歐洲。他隨同一支船隊返回西方,這支船隊由一種中國大船組成。馬可波羅還為歐洲帶回了許多其他消息,例如他首次提到了日本的財富,還提到了佛陀,他或許將佛陀當成了一位印度的偉大的基督教聖人。

馬可波羅回到義大利後不久,威尼斯共和國和主要競爭對手——熱那亞共和國——之間爆發了戰爭。在一場海戰中,馬可波羅被俘。與他一同坐牢的還有一位名叫魯斯蒂謙・達・皮薩的作家。他將自己的離奇故事告訴了這位作家。魯斯蒂謙將這些故事記錄下來,至於其餘部份嘛——怎麼說呢,儘管不完全是歷史,但卻是本很好的讀物。這本書翻譯得比較早,又翻譯得比較亂,還有誤譯的情況。於是,在接下來的兩個多世紀中,《馬可波羅遊記》出現了143個版本。

這本遊記產生了巨大影響,成了前印刷時代的暢銷書。當時的歐洲充滿大大小小的王朝戰爭,遍地都在修建大教堂,感覺自己處於其他文明之外,但這本書卻為歐洲開啟了一扇大門。通過這扇門,歐洲可以走向一個不同的未來。

與此同時,人們在不厭其煩地問一個問題:馬可波羅究竟到沒到過中國?很多學者認為他沒有到過中國。然而,如果他沒有到過中國,那麼這24年他待在哪裡呢?他如何才能積累這麼多資訊呢?而且其中部份資訊還是真實的。他或許是從旅行者那裡聽來了故事,或者是讀到了幾本由穆斯林商人寫成的書,只不過這些書現在已經失傳了。另一方面,或許未來的歷史學家能發現一些被我們忽視的重要資訊。我們的記憶正在消退。我們會潤色各種各樣的故事,直到有一天我們也記不清那些內容是真實的,哪些內容是虛構的。

馬可波羅的遊記中充滿了商業資訊和地理資訊,這種類型的資訊正是貪婪的威尼斯商人感興趣的——他自己也是個典型的威尼斯人。開始的時候,威尼斯只是一些泥濘島嶼的鬆散集合。在羅馬帝國後期的戰爭中,那裡成了難民的避難所。後來,威尼斯發展成一個充滿活力且侵略性很強的共和國。威尼斯的大木船和帆船將這座城市和由穆斯林主導的貿易網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它在基督教王國和伊斯蘭教哈里發國家之間販運著香料、奴隸、食鹽、毛皮和木材。馬可波羅來自一個商人家庭。在國內,商人們會利用投資者的樂觀和輕信。

因此,「馬可百萬」喜歡誇大自己的重要性,喜歡自吹自擂,這點並不令人驚訝。他會漏掉一些使後世社會歷史學家感興趣的東西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事實上,他帶回來的資訊非常簡單:在歐洲之外,有一個充滿財富和機會的世界,只要足夠勇敢,你就能抓住這個世界。這就是歐洲人渴望得到的資訊。

現在,通過閱讀各種語言和版本的《馬可波羅遊記》,他們真的得到了這樣的資訊。遊記問世後,又出現了其他旅行者講述的故事。同樣,這些故事也是將現實和虛構融合在了一起。克里斯多夫・哥倫布航行到了美洲,這段史詩般的航行幾乎就是馬可波羅故事的翻版:到達日本後的情形令哥倫布心馳神往。

然而,馬可波羅所處的時間點最終成了一個莫大的諷刺。在他的敘述中,中國富有、發達,有漂亮的城市(當時,中國有人口超過六百萬的城市,這遠遠領先於歐洲),有許多發明創造和奢侈品,有嚴密的組織。但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落。宋朝取得了許多成就,但這個王朝已經被一系列戰爭摧毀了,戰爭中出現了可怕的大屠殺和嚴重的破壞。而發動這些戰爭的,正是波羅家族十分欽佩的忽必烈。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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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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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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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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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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