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其他領導人洞燭機先,史達林巧妙運用國安機器在黨內鬥爭勝出

比其他領導人洞燭機先,史達林巧妙運用國安機器在黨內鬥爭勝出
照片右二即為史達林|Photo Credit: Unknown@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史達林本人,他並不需要透過嚴格管控黨國機器的所有環節以鞏固自己的獨裁者地位——他只需掌握關鍵控制桿即可。其中一個就是國安機關。史達林比其他蘇聯領導人更早「洞燭機先」,理解到國安機關在黨內鬥爭和鞏固個人專制中可以發揮巨大作用。

文:奧列格.賀列夫紐克(Oleg V. Khlevniuk)

現有歷史文件無法支持「史達林是外強中乾獨裁者」的假設。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重大決定是在史達林未參與的情況下做出。他也從未失去獨裁者的權力。他的獨裁體制孕育出一套有效的控制手段,一系列操弄社會與統治機器的機制,讓他可以確保重要決策獲得執行。持續的迫害和「門戶清理」工作讓社會及組成統治機器的人員無法「鬆懈」。歷史學者可以從檔案資料得到足夠精確的數據,以理解黨國機器的暴力程度。

根據官方機密資料,一九三○到一九五二年期間,有八十萬人遭到槍決——但實際上被「消滅」的人數比這個數字高出許多。除了死於槍下的八十萬人,還有許多人是死於國安單位廣泛使用的刑求逼供及身心凌虐,而某些勞改營因為環境惡劣,實際上就是死亡集中營——就算囚犯的大規模死亡或許「不在當局計畫內」。一九三○到一九五二年期間,大約有兩千萬人被判勞改,以受刑人的身分被發放至偏遠地區或被判入獄。根據專家估計,在這段期間,有不少於六百萬人得依行政命令強制遷徙。這些被迫遷的人大多是所謂的「富農階級」(kulaks)或被迫害的民族。整體而言,在史達林統治期間,每年平均有一百萬人被槍斃、判入勞改營或流放。

當然,被槍決及判勞改的人當中,也有不少一般的刑事犯。不過,必須注意的是,由於法律過於嚴酷,且幾乎所有社會、經濟及政治生活領域都被當局高度「入罪化」,因此在所謂的「刑事犯」當中,其實有不少只是因為輕微過失,或受害於政治運動而被判刑的「一般人」。此外,在史達林統治期間,除了有兩千六百萬名蘇聯民眾被槍決、入監、流放,還有幾千萬人被強迫勞動,或被逮捕,並在未執行必要司法程序的情況下,被長時間監禁,或被迫離職,或被迫搬離住所,有時只因為他們是「人民敵人」的親屬。總而言之,在史達林二十多年的獨裁統治下,不少於六千萬人遭到或硬或軟的迫害和歧視。

此外,我們還必須將受害於饑荒及被迫挨餓的人納入考慮,而饑荒不時發生,雖然規模有異。光是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就有約五百到七百萬人死於饑餓。史達林式的「饑荒」,就如讀者接下來會看到的,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咎於政治決定。為鎮壓農民的反農業集體化行動,中央不惜以饑餓懲罰農村。為了給農民一個「深刻的教訓」,當局拒絕採取任何可能減緩嚴峻情勢的行動,包括從國外進口糧食。相反地,權力中央從饑餓的農村全力搜刮僅剩的一點存糧。

以上這些令人膽寒,卻必須面對的計算顯示,許多蘇聯民眾曾在不同時間點遭受各類軟硬兼備的迫害與歧視。由於受害民眾的數量十分龐大,我們可以說,這是「特權少數殘忍壓迫多數人」。不過,話說回來,這些優勢少數有時也成了恐怖統治的受害者。

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包括大規模迫害和從饑餓的農村擠出最後一點糧食,政權其實不見得需要一座可以精確、規律運作如時鐘的統治機器。領土龐大、中央集權程度有限——這些「弱點」,可用頻繁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加以彌補。這類運動是史達林式統治的重要基石。經過縝密研究,我們可以歸納出這些運動的共同點,及其歷經「千錘百鍊」的系統規則。

一般來說,這類政治運動由中央(再次強調是「中央」,且通常就是史達林)發起,宣告行動目標,並分派具體任務。接著,黨國機器被動員以非常手段完成任務,以致「過激」現象處處可見。「過激」的政治運動持續激化到某個高點時,當局為避免情勢失控,開始退讓,並依現況決定如何壓制「過激」、壓制到哪個程度。於是,針對「運動」而起的「反運動」開始了。「反運動」方便前一波恐怖統治退場,消滅了被當作「代罪羔羊」的部分執行者,提出了「重建法紀」的口號,發揮「維穩」的作用,讓運動得以「功德圓滿」。這樣的鐘擺式運動——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造成大量的物質和生命損失。然而,從史達林統治體系的角度看來,這樣的政治擺盪卻有利形成動員式的中央集權體制。

至於史達林本人,他並不需要透過嚴格管控黨國機器的所有環節以鞏固自己的獨裁者地位——他只需掌握關鍵控制桿即可。其中一個就是國安機關。史達林比其他蘇聯領導人更早「洞燭機先」,理解到國安機關在黨內鬥爭和鞏固個人專制中可以發揮巨大作用。史達林之所以能在黨內鬥爭中勝出,巧妙運用國安/懲治機器是其致勝關鍵之一。自此以後,他不對這架好用的機器鬆手。

本書將證明,史達林花很多時間在國安體系的直接領導工作上,而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大恐怖」期間,更是將大部分精力投注於此。他——不是別人——是主要的幾場迫害運動的發起人,他親自打造迫害計畫,更鉅細靡遺地監督計畫的執行狀況。史達林親自主導捏造大量的政治審理程序及「案件」;在某些情況下,他更親自操刀,編寫迫害劇本。他熱愛閱讀訊問紀錄,也樂於接收源源不絕的這類閱讀材料。由他在相關文件上所做的註記,我們可以推斷,他的閱讀非常仔細、深入。史達林不時在這類文件上加註評語,更會進一步下令,必須逮捕更多人或運用刑求手段,以利「真相大白」。許多槍決令也是史達林親自核准的——被他送上黃泉路的包括他認識及不認識的人。

除了以上的「常態性」功能,特務人員還為史達林提供較為特殊、「敏感」的服務。

一九四○年五月五日,一個國安特務小組綁架了蘇聯國防副部長庫利克元帥的妻子。事發當時,她正準備從家裡外出。她被祕密送到監獄,審問了許久,然後被祕密地槍斃了。這次行動由史達林授意執行。庫利克當時的妻子——奇拉.庫利克-西蒙妮區——出身沙皇政府高階官員家庭,在此之前,她的許多親戚已被槍決,其他人則幸運得以避居海外。而她在與庫利克元帥結為連理前,曾與其中一任丈夫在流放地待過一段時間——這位丈夫的罪名是非法買賣外幣。特務人員向史達林報告上述不利西蒙妮區的「黑材料」,也「順便」替她羅織了其他罪名,包括與外國人有不當來往。史達林因此建議元帥離婚,元帥卻不領情。由於元帥堅持己見,史達林只好對特務下令,盡可能不聲張地「解決」西蒙妮區。發現妻子不見的庫利克元帥先是打電話給內務部長貝利亞探問實情,貝利亞否認所轄單位與這件事有關,但庫利克不相信,開始追討真相。黨中央委員會因此把他找來,問話問了大約三個小時,更警告他不許再「誣蔑」國安單位。此外,庫利克也被「告知」,他太太有可能是間諜,為避免被揭發而潛逃。元帥投降了。

這類基於政治考量不得不避免公開的逮捕與入罪,並非少數特例——雖然史達林不一定喜歡自己像這樣「被迫低調」。庫利克元帥的妻子被殺前一年,一九三九年七月,蘇聯駐中國大使及其妻子也在史達林授意下被「處理」掉了。經過挑選的特務人員先是用鐵鎚打破他倆的頭,再製造出一場假車禍。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方及蘇聯皆受推崇的知名猶太裔導演米霍耶爾斯也被以類似手法殺害。國家安全部幹員先開貨車壓過米霍耶爾斯,再宣告這是一場不幸的意外。現存的歷史資料可以充分證明,這場「意外」也是由史達林親自授意的。類似這種針對特定個人而施行的恐怖措施,繁不勝數。除了國內的任務型殺戮,史達林也策畫了一系列在國外執行的恐怖行動——其中最有名的一起就是一九四○年在墨西哥暗殺托洛茨基。

大量檔案資料都印證了史達林統治的恐怖、懲罰及報復性質。這些資料足以讓人有如下的強烈感覺——史達林親自組織恐怖行動,不僅是因為「公務需要」。顯而易見,權力的黑暗與血腥面十分吸引他,他從中得到不少樂趣,甚至心靈上的滿足。他沉浸在暴力、挑釁與殺戮的世界,病態的多疑性格也因為這血腥的「滋養」而愈發強化。由於堅信敵人無所不在,史達林可以輕易發動大規模暴行。無庸置疑,上述史達林的個人特質是一九二○到一九五○年代恐怖政治的重要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史達林雖然十分倚重國安及懲治機器,卻沒讓自己成為它的人質。他授意國安單位執行各種骯髒的任務,與此同時卻也十分清楚,自己操的是把「革命雙面刃」——他有可能被反砍一刀。為有效牽制特務人員,史達林採取的主要手段是不定期施行「人員淘洗」,並在特務圈內搞(相互)迫害。在這方面,史達林甚至有一套自己的理論。某次,在與國家安全部部長伊格納切夫談話時,史達林突然一時衝動,坦誠了起來:「特務人員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不升官,要不進牢。」在實務層面,這道原則體現在許多案例上:一九三○到一九五○年代,特務單位多次被「血洗」,劊子手們透過殘殺、施虐相互「汰舊換新」。

事實上,類似的故事並非歷史特例。布爾什維克革命變質為殘酷的政權,摧毀了部分催生革命的英雄和領袖。然而,正是革命為恐怖統治鋪路——革命自恃有特權,而這特權凌駕於所有其他權力/權利之上;革命也為殘忍的行為背書,在「偉大使命」的號召下,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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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奧列格.賀列夫紐克(Oleg V. Khlevniuk)
譯者:陳韻聿

他是如何從一個革命青年,成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獨裁者?

獨裁,是一種結合了歷史、政治,以及人格特質的綜合產物,往往牽連甚廣,小至團體、大至國家,甚至半個世界。了解20世紀歷史,「獨裁者」是個不可缺少的角度,而史達林無疑是20世紀重要的獨裁者之一,自1929到1953年去世前一刻,始終手握蘇聯政府最高領導權。他的所作所為徹底改變、甚至糟蹋了數百萬人的命運。根據本書作者的估算,在他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掌權期間,每年至少有上百萬蘇聯人民被監禁或遭到處決;因史達林錯誤政策所導致的大饑荒,更直接造成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死亡。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史達林成為一個如此殘酷冷血的獨裁者?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以蘇聯解體後開放的大量檔案資料,全新的視角,為讀者細細勾勒出史達林其人,及身為極權者的人物肖像。本書拉出兩條敘事軸線,在每個章節交錯呈現——主線是這位獨裁者的生命史,從史達林的成長、爭權、獨裁和死亡,敘述了帝俄晚期革命運動一直到蘇聯「前半生」的故事。穿插其中的副線,則是以史達林生命盡頭的最後幾日為引,延伸出一系列主題性的短章,由不同的角度切入,生動描繪史達林的「個人特質與權力體系」,呈現了相對於大敘事的另一個蘇聯歷史。

書中沒有將史達林神格化、塑造其為仁者或是惡魔,反將此極權者一生中諸多的爭議事件一一解碼;並藉由蒐羅彙整無數從未面世的史達林私人信函、備忘記事、報告及私人日記,描繪出史達林的個性、偏好、意識形態信仰、權力鬥爭的邏輯、與政敵和手下的互動等,一窺這位左右世界歷史的獨裁者人生的全貌。

本書不僅是一本獨裁者的傳記,更是一部史達林體制的歷史;提供了我們對這位獨裁者,以及其時代的全新想像。21世紀的俄羅斯會重蹈20世紀的覆轍嗎?這是作者在書裡的最後一句。他指的是俄羅斯,但或許,全世界都可引以為戒。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
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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