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傷到復原》導讀：真相與正義——遺忘真的比較好？

文：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法國「分析空間」學會臨床精神分析師 ）

真相與正義：暴力創傷療癒的地平線
遺忘真的比較好？

在一次以「幸福科學」為主題的跨國跨學科前鋒科學論壇上，我試圖從人際暴力創傷的複雜主體經驗為例，從反面質問幸福的定義。一位來自歐洲，研究大腦生物化學機制的專家詰問我，臨床心理專業工作者為何總要逼迫受創者說出創傷，她認為反覆的敘說將增強創傷記憶的神經迴路，倘若能找出方法，比方藉由某種精神藥物清除此迴路，就能使受創者避免負面情緒的侵擾，幫助他們平靜下來，獲致真正的幸福或樂活（well-being）。我當場瞠目結舌，毫無辯駁能力。這位頂尖的科學家想必出自無比善意，但她應該未曾意識到，這項建議正好為世界各地不同形式的施暴者和歷史修正主義者，提供了最佳的大腦神經生物學理論基礎，鼓勵全世界受到暴力迫害的受創者，進行比遺忘或放下更徹底的歷史記憶抹除計畫。

如同絕大多數擁有多年暴力創傷臨床經驗的專業心理工作者，美國精神醫學教授、女權運動者、國際心理創傷權威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教授承認，回憶受暴創傷的漫長歷程確實是輾轉而痛苦的，但在高品質的聆聽和陪伴下，這些引發極度痛苦的創傷憶痕將逐漸失去殺傷力（引自佛洛伊德），成為建構個人生命史或集體社群史的一部分。否則，就如佛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症研究中揭示的，被意識排除的創傷憶痕將不斷自無意識復返，幻化成各種無名症狀，持續縈繞受創者。而在集體層次，難以化解的社群間衝突與仇恨，僵化意識形態所衍生的思考停滯，亦是暴力創傷症狀的一環。

《從創傷到復原》自一九九二年出版後已翻譯成十國語文。二十五年來，在心理創傷研究領域和創傷療癒實務界，維持屹立不搖的權威地位。對於相關領域學者和專業工作者而言，可說是名副其實的創傷療癒聖經，重要性遠大於收錄了創傷後壓力失調症（英文縮寫PTSD）診斷標準的《精神疾病統計暨診斷手冊》（英文簡稱DSM）本身。書的內容分成兩大部分，前半部以戰爭創傷、長期受虐、亂倫性侵、家暴等人際暴力創傷的案例為主，鉅細靡遺地討論了PTSD診斷軸度所據以建立的臨床症狀，並針對PTSD診斷的缺漏，提出新的診斷名稱「複合型創傷後壓力失調症」（Complex PTSD或CPTSD）。後半部則描繪治療與復原歷程，殷切提醒讀者，陪伴重度暴力創傷患者的重重困難及應注意事項，尤其強調臨床工作者自身支持體系的重要性。

受暴倖存者經常面臨的最大困境，是包括專業社群在內的廣大社會，傾向扁平化暴力創傷的特殊性，並且忽視否認暴力創傷真實的集體防衛機制。赫曼教授是一位入世的臨床精神醫學學者、臨床心理實務工作者及訓練者，她認為意識覺醒社會運動的參與本身也具有實徵調查研究的意涵。她的女性主義與人權關懷，不僅令她把臨床現場視為社會運動的實踐場域之一，成為北美、甚至是全世界首批揭露婦女及孩童在家內受暴真實境況的研究者，更使她觀察到創傷研究的大起大落，緊緊扣連著社會脈絡與政治氛圍。

加害者為了脫罪而否認十分容易理解，但赫曼及其同事在臨床觀察中發現，絕大部分的旁觀者，尤其是家內非受害的其他成員，亦傾向要求受害者緘默，或懷疑受害者的人格。 筆者的家內性侵、慰安婦戰爭性創傷，及白色恐怖政治暴力創傷研究，亦反覆發現同樣的現象。絕大部分的旁觀者選擇相信外表看來人格健全、品德無瑕、擁有社會資源的加害者，而看起來脆弱、無自信、不太正常、難相處的受害者，則難以取信於人，甚至經常受到汙衊。與素樸的正義直覺相反，陪伴受害者揭露真相，往往是最困難的選擇。乍看之下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否認的傾向其實完全符合佛洛伊德心理驅力理論中的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亦即，心靈裝置（psychic apparatus）以耗費最少精力，在最短時間內恢復系統內平衡狀態為目標。

這是為何赫曼教授開宗明義便指出，在壓制或揭發暴力真相的矛盾中，目擊者不可能保持中立。不選邊，就是讓不正義延續。或者應該說，不選邊，其實就是選擇加害者那一邊。

然而，治療最困難的地方在於，否認暴行和挖掘真相的對立衝突，不只發生在不同社會群體和家庭成員之間，也發生在受害者自身心靈深處。 如本書諸多臨床案例所呈現的，受創者內部的矛盾衝突，即是各種精神症狀的來源。而療癒之所向，即在透過治療關係，令被潛抑的傷痕與內在衝突的源頭為意識所接納，轉化為符合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即非純粹個人利益導向）的真實記憶。唯有如此，才可能重啓時間之流，讓創傷成為過去。

拒絕真相的無意識衝動

精神分析和暴力創傷臨床經驗讓我們看見，勿聽、勿視、勿言的排拒政策，是為了尋求自身內在安全感，因而選擇捍衛既定秩序。這樣的選擇又轉嫁到弱勢的受害者身上，對受害者產生非理性的不信任和汙衊衝動。即使是專業協助者，都很難避免受此衝動影響。書中所稱專業者必須時時警覺自省的內在「劣根性」，在心理創傷研究史上第一位留下惡名要算是精神分析創始者佛洛伊德。

在十九世紀末，歇斯底里症症狀讓神經——精神科醫師傷透腦筋，在此困境中，他首先揭露了一段段童年家內或熟識性侵創傷史，並且發現了無意識心理防衛運作模式，據此建立了精神分析後設心理學的基本理論概念。但不久之後，佛洛伊德（至少表面上）放棄了這個（性）誘惑理論，「躲進」無意識伊底帕斯欲望心理真實的探究裡。對許多像赫曼一般的女性主義學者而言，佛洛伊德為了鞏固精神分析學門的學術與社會地位，放棄了為長期受到父權壓迫的女性病人伸張正義的機會。佛洛伊德或許不需要為他放棄在十九世紀末成為捍衛性暴力受害者的女權主義運動先聲而懺悔，但他當時選擇把「性誘惑」（性侵）場景挪移至伊底帕斯無意識幻想的理論選擇，確實開啟了主流精神分析學在一九八○年代以前拒絕聆聽真實性侵創傷，甚至是其他外在真實創傷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