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害者建立日復一日的身體控制模式,成為受害者恐懼與慰藉的來源

加害者建立日復一日的身體控制模式,成為受害者恐懼與慰藉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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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緣由不明、無預警的暴力相向與反覆無常地立下瑣碎規定,都會增加恐懼感。這些技巧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受害者相信:加害者是全能的上帝,反抗是無用的;想要活下去,就得求取加害者的寬大垂憐,所以她得絕對順從。

文: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

心理上的支配

使他人成為奴隸的許多手段,彼此間有明顯的一致性。世界各個角落的人質、政治犯、集中營倖存者如此描述,即可印證其中不可思議的同質性。國際特赦組織於一九七三年收集了來自世界各個不同文化區域之政治囚犯的證詞,並印製成「高壓統治表」,詳盡描述這些手段。在專制政治體系中,我們有時能夠循線找出這些高壓手段的散布過程,比如從某個祕密警察組織或恐怖團體向外流傳。

在妓院、色情行業和家庭中,施暴者也是用同樣的手段讓女人屈服。在有組織的犯罪活動中,皮條客和色情業者有時會互換心得,討論如何使用這些高壓手段,系統化地使用高壓技巧逼良為娼,稱之為「調教訓練」。就連在家庭環境中,施暴者既不屬於任何大型犯罪組織,也不曾受過此類技巧的正式訓練,卻能不斷自己應用創新。心理學家渥克研究受虐婦女時,觀察施虐者所使用的高壓技巧,「雖然每個人皆有獨特之處,但仍有驚人的相似性。」

高壓手段要能成功控制他人,基本作法就是系統性地重複施加心理傷害,技巧性地分階段解除受害者的權益和人際連結。心理控制就是專門用來灌輸恐怖和無助感,摧毀受害者人際關係中的自我感。

雖然暴力是造成恐懼的普遍方法,但加害者不會經常使用暴力,而是當成最後的法寶。要讓受害者持續生活在恐懼狀態中,不需要常常祭出暴力手段。比起真的訴諸暴力,殺人或重傷害的威脅還比較常見。而且,威脅傷害其他人,效果不下於直接威脅受害者。受虐女性在報告中提到,施虐者總是威脅說,膽敢逃走的話,就要殺害她們的小孩、父母或任何提供庇護的朋友。

緣由不明、無預警的暴力相向與反覆無常地立下瑣碎規定,都會增加恐懼感。這些技巧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受害者相信:加害者是全能的上帝,反抗是無用的;想要活下去,就得求取加害者的寬大垂憐,所以她得絕對順從。加害者的目的就要在受害者心裡植入死亡的恐懼,還要令她深信,自己還活著全要感謝他。家庭或政治的受難者常常提到,當時以為自己會被殺害,卻在最後一刻被赦免了。經歷多次這種死裡逃生的戲碼後,受害者反而弔詭地開始視加害者為救世主。

除了製造恐懼感,加害者還會想辦法破壞受害者的自主性。為了達成這目標,他會仔細檢查和控制受害者的身體與生理功能。他會監視受害者,看她吃什麼,何時睡覺、上廁所,都穿什麼衣服。食物、睡眠和行動受到剝奪,如此的控制手段,會導致受害者身體羸弱不堪。但就算受害者的基本生理需求尚能滿足,身體自主性被侵害,等於是羞辱她,令她欲振乏力。政治犯愛琳娜.拉圖辛史卡亞如此描述加害者使用的方法:

人從嬰兒期就被反覆教導的行為常規,受到蓄意且有系統的破壞。喜歡乾淨應該很正常吧……你卻在這兒感染疥瘡和皮癬,住的地方汙穢不堪、聞到的是餿水桶的惡臭。然後你會開始後悔當初為何要犯下輕罪!女人應會比較害羞吧?那更有理由在搜查時把她們脫光光……正常人對粗暴行為和謊言很反感吧?兩者你都會遇上一堆,得用盡所有精神氣力才能努力記住……另一個真實世界……只有發揮最大的意志力,才能保存你之前所擁有、正常尺度的價值觀。

在邪教團體中,成員的飲食與服裝有嚴格的戒律,還會被疲勞轟炸,不斷質問是否有破戒。同樣地,性和家庭囚犯經常描述,自己不斷地遭到鉅細靡遺的盤問,以致睡眠遭長期剝奪,衣著、外表、體重和飲食也受到嚴密監控。幾乎對所有的女性囚犯而言,無論是政治的或家庭的,身體受到控制也包括性威脅與侵犯。有位受虐婦女描述她的婚姻強暴經驗:「那是個很殘暴的婚姻。他非常大男人主義,他覺得我和孩子都歸他所有,意即我是他的財產。在我們剛結婚的最初三個星期,他就告訴我要尊他如上帝,他的話就是聖旨。他想做愛,就一定要完成,反正我的意願不重要。有一次……我不想做愛,為此我們吵翻天。他怒氣沖天,我居然敢拒絕。我不斷反抗和懇求,但他說我是他的妻子,所以無權拒絕他。當時我們在床上,因此他能夠用身體壓住我,他的體型比我大得多,將我壓得動彈不得,就這樣強暴了我。」

一旦加害者成功建立日復一日的身體控制模式,就會成為受害者恐懼和羞辱的源頭,卻也是慰藉的來源。有飯吃、能洗澡、聽到一點親切的話,或其他一些人類基本生活品質的小小滿足,對長期被剝奪需求的人來說,變得有強大的吸引力。加害者也會進一步給予毒品或酒精等上癮物,讓受害者更無反抗能力。透過這種喜怒無常的小恩小惠,就能破壞受害者的抵抗意志,效果遠比不斷剝奪和恐嚇大得多。派翠西亞.赫斯特曾被恐怖分子抓去當人質,被監禁時,她因為順從而得到獎賞,生活品質小小改善:「我開始同情他們的理念與作為,因此愈來愈常被放出衣櫃外。有時他們會讓我和他們一起吃飯。當他們在開會或有讀書會時,偶爾會讓我矇著眼坐著和他們一起待到很晚。晚上被鎖在衣櫃中時,他們允許我把眼罩拿掉,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有些政治犯會意識到這種高壓控制手法,因此會特別保持警覺,以維持自主感。反抗方式之一,就是拒絕服從瑣碎的要求或接受小惠。絕食抗議是最終極的反抗表達方式,搶在獄方的意志前,囚犯就自我剝奪最大的權益,以此宣示他的完整自我和自我控制權。心理學家喬爾.丁斯戴爾提到,有位納粹集中營裡的女性囚犯,選擇在猶太教贖罪日禁食,以證明關押者無法打敗她。政治犯納坦.夏仁斯基如此描述主動反抗的心理效果:「只要宣布開始絕食抗議,我就不再有絕望和無助的感覺,也紓解了心中的屈辱感,否則一直被迫忍受格別烏(KGB)特務的虐待……過去九個月來我以苦痛、悲憤打造的意志退下了,心中只有一股奇妙的輕鬆感。最終,我總算有效地保衛了我自己和我的世界。」

加害者偶爾略施小惠以縛住受害者,這種技巧在家庭凌虐的環境發揮到極致。家中無實體的障礙以防止逃跑,所以受害者受到一次暴力傷害就會想離開。不過,她卻經常被說服而打消念頭,不是因為受到更大的威脅,而是因為施暴者向她表達歉意、說多麼愛她、承諾一定會改、喚起她的忠誠和憐憫。有段時間,兩人的權力關係似乎逆轉了,此時施暴者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盡其所能贏回受害者的心。其實他占有欲的強度並未改變,只是表現方式有戲劇性的轉變。他堅稱自己的跋扈行為正好證明他是多麼愛她和需要她,至少他自己相信是如此。甚且,他辯稱他的命運完全操在她手上,她完全有能力終止家庭暴力,只要她能做得更多以證明她對他的愛。渥克觀察到,這個「和解階段」非常關鍵,受虐婦女很容易瓦解心防。有位最終成功逃離受虐關係的婦女,如此描述施虐者如何間歇施予小惠將她綁住:「那真的是不斷輪迴……最奇怪的是,在『好日子』期間,我幾乎不記得有過壞日子。彷彿有兩個我在過截然不同的兩種生活。」

然而,要達到完全支配,通常需要更多的方法配合。只要受害者仍保有其他人際關係,加害者的掌控力就會受到限制。就因為這個原因,加害者一般都會想方設法防止受害者從其他的管道取得任何資訊、物質上的幫助或情感上的支持。政治犯的故事中充滿這類情節。關押者企圖防止他們與外界聯繫,並努力使他們相信,連最親近的同志都已經忘記或背叛他們了。在家庭暴力的檔案中,受害者都有提到,施暴者總是疑神疑鬼監視她的一舉一動,包括跟蹤、偷聽、截取信件、截聽電話等,如此即可將受虐婦女孤立限制在家中。施暴者還會不停指控受害者不貞,要求對方以行動證明她的忠實,像是放棄工作,放棄經濟獨立的收入來源,斷絕與朋友、甚至與原生家庭的關係。

要摧毀情感依附,不只得將受害者與外界隔絕,還要一併破壞她的回憶畫面,以免她想起與他人的連結。為達此目的,加害者通常會盡最大努力剝奪受害者各種有象徵意義的物品。有位受虐女性談到,為了斷絕原本的依附關係,男友要她進行各種犧牲儀式:「他沒有打我,卻狂怒不止。我以為那是因為他很喜歡我而在吃醋,但後來才發現那跟喜不喜歡一點關係也沒有,那是很不一樣的。他提了一大堆問題,比如認識他之前和誰一起約會過,還要我從家裡拿出一大疊信件和照片,要我站在路上排水溝口前,然後他站在我前面下令,我得一件一件地往排水溝裡丟,當然是先撕碎再丟。」

在這種關係的最初階段,受害女性還能說服自己這只是一個小小的象徵性讓步。許多受虐女性都提到,自己做過這些不情不願的犧牲,然後以緩慢不易察覺的方式腐蝕自己與他人的連結。她們事後才發現,原來自己是一步步踏入陷阱中。琳達.拉芙蕾絲是一位受壓迫的妓女,也是色情影片的演員,她描述了自己如何逐漸落入皮條客的圈套中,對方一開始即說服她斷絕與父母的關係:「我跟他跑了。現在想起來,我當時真是鬼迷心竅……沒有人押著我做什麼,當時還沒有。每件事都是溫和而漸進地,一小步,然後再一小步……它從非常細微的地方開始,直到過了很久以後,我才了解它的模式。」

最為熟知此種控制手段、也知道反抗策略為何的,莫過於良心犯了。他們普遍都知道,被孤立最危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更要保持與外界保持聯繫,絕無所謂小小讓步的可能。關押者緊迫盯人,定要破壞受害者的人際網絡,後者也毫不鬆懈地想盡辦法保持與外界的聯繫。他們刻意練習,在心中喚起關愛的人之影像,以保存與外界的連結感。他們也努力保留物品以象徵自己的忠誠,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一枚結婚戒指、一封信、一張照片,或其他有情感意義的小紀念品。對外人而言,這種冒險是英雄行徑也是愚蠢作為,其實背後有極端務實的理由。在長期隔離的情況下,囚犯需要這種「慰藉物」以保持自己與親友的連結感。他們深刻了解,若失去這些情感的象徵物,也將失去自己。

受害者被隔離時,會變得愈來愈依賴加害者,不只是為了生存和求得溫飽,還為了取得訊息,甚或情感上的支撐力量。她愈是害怕,就愈會忍不住緊抓唯一可得的關係:與加害者的關係。由於缺乏任何其他的人際連結,她會試著尋找關押者較有人性的一面。無可避免地,由於缺乏任何其他觀點,受害者將逐漸開始用加害者的角度看世界。赫斯特如此描述她與綁匪的相處情況,她原以為可以感化、智取他們,但不久之後,被同化的人卻是她:

隨著時間流逝,雖然我幾乎察覺不出來,但他們卻完全改變了我,或者說幾乎完全改變了我。我就像個戰俘,一直矇著眼關在衣櫃中兩個月,他們老是用共生解放軍那一套解釋所有事,包括人生、政治、經濟、社會現況和近來大事,不斷密集地轟炸著我。每當我被放出衣櫃,都想故作幽默地模仿他們老掉牙的口吻和說法,雖然我本身不相信那些鬼話。然後……一陣麻木感向我襲來。日復一日生活在這個新環境中,為了讓自己神智清醒且心態平衡,我已學會表現得非常機械化,像個好士兵,做好吩咐我的事並擱置內心的懷疑……他們認知的事實全然不同於從前我所知道的,而現在,他們的事實卻變成我的事實。

良心犯都很清楚,和關押他們的人建立起一般的人際關係是很危險的事。在所有被關押者中,良心犯是最有準備的一群,能挺住監禁所帶來之腐蝕性心理影響。他們選擇了這條人生道路,對可能遭遇的危險了然於胸,對自己的理念有清楚的認知,對同志也有強烈的信心。然而,即使有如此高度的自覺與動機,他們也警覺到,對關押者發展出情感依賴的風險依舊存在。保護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毫不妥協地拒絕與敵人建立任何關係,連最表面的社交關係也不要。夏仁斯基描述他如何感到有股力量將他拉往關押者那一邊:「我開始發現,在所有人性層面上,我和那些格別烏的爪牙都是一樣的。雖然這再自然不過,但也是很危險的事,愈來愈覺得與他們有共同的人性,我離投降的第一步就愈來愈近。假如我與外在接觸的唯一對象就是審訊者,我就會慢慢依賴他們,各方面尋求他們的認同。」

良心犯得喚起所有內在資源,才能避免對關押者發展出情感上的依賴,但缺乏足夠準備、政治信仰和道德感支持的人,就很容易發展出某種程度的依賴。人質和綁架者之間經常發生依附關係,絕非例外。長期遭到監禁、一直面臨死亡的恐懼、與外在世界隔絕,這個狀態確實會引發受害者對關押者產生認同連結。有一些人質被釋放後,甚至會為加害者的動機辯護、去監獄探望他們,和募款為他們打官司。

在受虐女性和施虐者之間發展出的情感連結,雖然情況與人質和綁架者之間的類似,卻有一些獨具的特質,那是基於家庭暴力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特殊的依附關係。人質被囚禁的過程都是事發突然,他一開始對綁架者毫無所知,或只是視綁架者為敵人。但在監禁期間,人質逐漸喪失之前的信念體系,到後來開始對綁架者產生移情作用,並用綁架者的觀點看世界。相對地,在家暴環境中,受害者是在對方求愛下逐漸陷入無形的牢籠。類似的情況也發生邪教團體中,他們透過「以愛轟炸」的技巧吸收信徒。

那些與施暴者涉入情愛關係的女性,起初會將對方的占有欲解釋為熱烈愛情的表現。施暴者對她生活的每個層面都感到強烈的興趣,起初她會覺得受寵若驚,還覺得很安心。對方掌控欲愈來愈強時,她也大事化小,或為他的行為找藉口,不只因為怕他,也因為在乎他。為了避免產生如人質般的情感依賴,她必須對自己的處境有新而獨立的看法,以積極抵抗施暴者的信念體系。她不只要避免對施暴者產生同情心,也要克制業已產生的感情。她一定得這麼做,縱使施暴者用任何充滿說服力的說詞要求她,只要再犧牲一次、再一次證明她愛他,就會終止暴力並拯救兩人的關係。若能保全關係,大部分女性就會感到自豪而且有自尊,因此施暴者通常能夠利用受害者最珍視的價值觀讓她自投羅網。故為何受虐婦女每次試圖逃離施暴者後,通常會被說服而再回來,也就不令人驚訝了。

相關書摘 ▶《從創傷到復原》導讀:真相與正義——遺忘真的比較好?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從創傷到復原: 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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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
譯者: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

哈佛大學退休榮譽教授 茱蒂絲.赫曼 開啟現代創傷研究的經典之作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作者范德寇讚譽:「驚人的成就……我們這一代的經典之作。」

如今我們熟知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最早源自十九世紀佛洛伊德與賈內對歇斯底里症的研究,那是學界第一次開始傾聽女性與孩童的家庭故事。過了一百多年,茱蒂絲.赫曼博士對比集中營倖存者、作戰士兵與政治犯的心理歷程與症狀,才發現,經歷家暴與性侵的受害者,其身心創傷等同於人際關係中的傷兵。1980 年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被列入正式診斷,背後的推手,正是那群被政府遺忘的越戰退伍軍人。

在創傷領域,赫曼博士有兩大重要貢獻。第一,她精確地掌握到施虐者與受虐者的情感依附關係。人一定要有互動對象,施虐者理解這一點,所以會企圖隔離受虐者、保持神祕、恩威並施,受虐者自然就在心理上產生恐懼與依賴。對受虐者而言,這些祕密公諸於世之後的汙名與社會歧視比起虐待本身更加傷人,所以往往不願意當下就揭露或擺脫受虐關係。

此外,赫曼博士最重要的創見,就是提出「復原三階段」論:建立安全感、回顧與哀悼,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重建人際連結,不論是哪種創傷的倖存者,首要任務就是在受保護的環境下恢復一般作息,接下來才可以進行煎熬的創傷回顧治療。最後,倖存者走入團體,發現自己的苦痛有人懂,自己的經歷可以啟發別人。她開始覺得自己是個普通人,能過平凡的生活,從前的苦惱只是海水裡的一顆雨滴。她總算走到復原的目的地了,接下來要面對的,就只有當下與未來的人生。

從創傷到復原
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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