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身不娶的「修士精神」,正是牛津劍橋成為頂尖大學的原因

終身不娶的「修士精神」,正是牛津劍橋成為頂尖大學的原因
Photo Credit:Romanempire @Wiki CC BY 2.5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為了吸引更多的頂尖畢業生留在學院服務,各學院先後取消院士終生不娶這條古老規定,容許各院士娶妻生子,但結婚後必須搬到學院以外居住。如此這般,修士就還俗了!

文:黃宇和

筆者的母校牛津,一千多年前就建校了。最初,是一群基督宗教修士,來到當時荒蕪的牛津,建立一所學院(college,非修道院monastery),進行苦修。之所以選擇這個津道縱橫交錯、只適合牛群吃草的地方來定居,正是愛其潮濕逼人,寒冷難耐。如此,修士們的肉體將受盡折磨,便利其更專一地追求精神生活。鑑於「飽暖思淫慾」之俗諺,這種選擇既合邏輯也甚理智。在超塵脫俗的生活中,修士們除了種菜、修廬等力求自給自足外,每天當然是專心致意地研讀神學,探索人生哲理,鑽研物理及其他自然科學。一句話,發掘新知(push back the frontier of knowledge)。

基督宗教的其他修士群體接踵而來,建立起一座又一座的學院,讓牛津慢慢熱騰起來。名字也響亮了—它是一個有文化的地方。當時的英國,哪怕是貴族皆文盲;修士是全國最有文化的人了。王親國戚不願意兒子也文盲,就把兒子送到牛津各學院讀書、寄宿。牛津接受學生並給予教育的最早紀錄,是在1096年。到了1167年,英王亨利二世(Henry II,1133-1189)禁止英國學生前往巴黎大學求學,牛津的學生人數馬上激增,名字更為響亮。

1209年,牛津發生暴動,有些修士逃難般連群結隊東徙,終於走到一個環境酷似牛津—既潮濕又寒冷—的地方,另起爐灶,並命名為劍橋。從此,英國就有了兩所高等學府。

在此後的幾百年,基督宗教教會在演變,牛津、劍橋各學院也在演變。但萬變不離其宗,直到19世紀為止,各學院一代又一代的院士皆基督宗教教會的修士,發誓終身不娶,把全部精力用於忘我地追求學問,一生貢獻給上天與人群。這種「為人」而求知的目標,與中國兩千多年以來「學而優則仕」那種「為己」的求知目標,深遠地影響著中西文化的價值觀及其各自的發展路徑。不但如此,英國大學求知的方法是發掘新知。中國傳統文人的求知方法是研閱舊聞,職是中山先生發出上述的哀鳴:「世界上考究萬事萬物,在中國是專靠讀書」!

當前中國的大學,無論花多大氣力改革以求趕上西方的一流大學,若求知目標依然只是「為己」而不是「為人」,求知方法仍然侷限於「炒陳」而不是「創新」,則恐怕終將徒勞無功。

諺云「溫故而知新」,其實是自欺欺人。至於引進一批又一批的國際一流大師,發表一批又一批的SCI學術論文,以期追趕牛津、劍橋、哈佛、耶魯的評價指數,如若教學無法因此而受惠,只會日趨形式化。清華的有識之士已認識到:要成為一流,必須是由清華畢業的學生能夠被國際一流的學府、企業聘用,這是唯一的指標。信焉!

要培育出世界一流的學生,大學本身必須具備世界一流的教員大軍,而不是專靠發表所謂的學術論文。怎樣才算是世界一流的教員大軍?且看教員如何教人。

牛津、劍橋的學者,不但在他們自己求知的時候注重創新,在他們教育下一代時,最高目標同樣是創新:從精神上銳其心智(sharpen one’s mind),培養創造性的想像力,為了創新;在物質上與同學們一道發掘新知,同樣是為了創新。教育方法是言傳身教:就是在上課的時候,由一位老師單獨教導一名學生。這種教學方式名為tutorial,可謂精英教育當中的精英教育。

試想,由一位終身追求學問的學院院士,逐一指導學生閱讀,單獨地與他討論他的作業,因材施教地銳其心智,效果可知。後來由於學生人數太多,改為在上課的時候,由一位老師教導兩名學生,迄今如此。

上課時,學生必須像老師一樣,穿上黑袍,以示莊重。過去還規定,入夜後學生在大學範圍內行走,必須穿上黑袍,以別於普羅大眾。蓋牛津、劍橋,沒用高牆自封,故「大學城」內不乏芸芸大眾。黑袍促使學生的言行舉止,必須時刻保持莊重;防止惡作劇的學生假裝普羅大眾,藉黑夜行凶。蓋在town and gown的身分之間,黑袍可以撥開疑雲重重。師生集體晚膳,同樣全體穿上黑袍,培養氣質莊重。

由於英國的知識精英,長期以來均來自牛津、劍橋,而這批精英又絕大部分來自貴族,加上英國的貴族在1215年已經迫使英王簽署《大憲章》(Magna Carter),奪取了參政權,並自己組成一個議政團體,是為英國國會貴族院(House of Lords)的雛形,從此牛津、劍橋又對英國政治產生無形的影響。更由於牛津、劍橋的畢業生與其老師有著密切的個人友誼,兩校的老師對英國政治可以有重大的間接影響力。

英國BBC電視臺曾拍攝過一套廣受歡迎的電視系列,名叫Yes, Minister。其中一場描述英國政府某部長,遇到非常棘手的難題無法解決。苦惱之餘,乘坐火車回到母校劍橋向其恩師請教。恩師像過去上tutorial一樣,耐心地引導他分析問題,細緻與他辯論,終於找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進而得到完滿解決。其實,不能說院士比部長高明,只緣旁觀者清。

英國大學的發展

19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業革命本身亟需大批工程師及高級管理人員。它所帶動的大量海外貿易,促使造船、運輸、金融、保險等行業蓬勃發展;轉而又需要大量的專業人員,如會計師、律師等。當然還必須擴充海軍,以保證航道暢通,及保護英商在海外的人身及財產安全。英商所到之處,總是與當地人摩擦,也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英國皇家海軍介入。征伐由此而生,日不落的大英帝國由此而建立,也由此而更加亟需大量的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士,於是英國政府大力擴充高等教育。

首當其衝者,自然是牛津、劍橋。在組織上本來非常寬鬆的兩所高等學府之上,政府出資為其各自建造起一個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正規的大學架構。即在完整保留各學院的經濟、行政、聘請院士、教學等皆完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統一全校教學、考試等事宜的架構。所需費用,全部由政府撥款支持。當然也保證其錄取自主—大學不招生—有意者到各學院報考,考試及格就由有關學院錄取。沒有學院錄取的學生,不能成為大學的學生。大學當局又鼓勵同學們組織大學學生會,並由學生會組織各項全校性的活動諸如運動比賽等,藉此強調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並重。其中國會式的辯論,對於加倍銳其心智,不容或缺。

在教學方面,各學院可以繼續進行其傳統tutorial之教學方式,由本學院院士教導本學院學生,或其他學院願意來學習某種專題的學生。大學則從各學院的院士當中,聘請博學精深,德高望重者當教授、講師,他們在原學院的院士地位不變。若大學從校外聘請教授、講師,在牛津則必需先由某學院的院士全體投票遴選其為該院院士;在劍橋則無此例。這些大學僱請的教員,就在大學新建成的大課堂授課,名為lectures。

凡是本校學生,也無論其所學專業是甚麼,皆可以前往聽課。上課時,老師、學生,全部穿起黑袍,以示莊重。1968年筆者初到牛津之時,也穿起黑袍,按照大學公布的lectures名稱,前往聽課,增廣見聞。上課期間,在不驚動其他同學們的原則下,可以自由進出。因此,若老師的課枯燥乏味,同學們可以隨時離開。當然,這種上課方式,只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的課程;理工醫等實用課程及實驗課,同學們是不敢缺席的。

當務之急,自然是增加學生人數,以應國家亟需。但增加學生人數之前,必須增加老師的人數。為了吸引更多的頂尖畢業生留在學院服務,各學院先後取消院士終生不娶這條古老規定,容許各院士娶妻生子,但結婚後必須搬到學院以外居住。學院乃清靜地,容不得小孩喧譁。如此這般,修士就還俗了!當然學院仍然為已婚的院士在學院內保留其私人套間:包括書房、睡房、衛生間,以便他在學院內安心教書、科研、著述;只是不能帶女眷入內而已。

其次,學院的工人仍然會天天為其打掃衛生,收拾床鋪,待遇與不婚的院士一樣。同時相應地設立一套退休制度,促進新陳代謝。因而也再不管院士們的生養死葬。話雖如此,遲至1974年初,當筆者的恩師Geoffrey Francis Hudson(時已退休多年)先生逝世時,全體院士還是穿起清一色的黑袍,為他舉行喪禮。由於當時筆者已博士畢業留院,因而也穿起黑袍與其他院士一道追思,場面莊嚴肅穆之處,憾人心弦。這是眾院士集體向一位終身為了追求學問—為人、創新—而獻出一切的英魂致敬!生榮死哀,莫過於此。

同樣也是為了增加學生人數,牛津、劍橋各學院取消了另一條古老規定,該規定禁止英國國教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簡稱Anglican Church)以外的適齡信徒入學。事緣牛津、劍橋各學院的院士,本來皆羅馬天主教教徒(Roman Catholics)。1517年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拉開序幕,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因無裔而決意離婚再娶,遭羅馬天主教教宗禁止而與教廷鬧翻,脫離天主教,另起爐灶,稱為英國國教,自任教主。又強迫牛津、劍橋各學院的院士改為信仰英國國教。更規定,只有信仰英國國教的教徒才能到牛津、劍橋讀書。這條規定,到了19世紀國家亟需人才,方予取消。

第二次世界大戰,把英國的知識精英消滅殆盡。戰後重建,人才之亟需,空前絕後。原來的大學,已經供不應求。而且,英國的領導層敏銳地意識到,戰後的世界,是靠知識精英來爭奪的世界。哪國的知識精英最茂盛、最優秀、最能創新,那國就最成功,最能影響世界。於是大力擴充高等教育,幾乎凡是稍具規模的城市,都建立大學。高等教育,不但是國家的前途,也是各市、各郡的前途。

由於英國在1950年代的建築特色是大型玻璃窗,幾乎所有新建大學都採用此建築材料,故此時期冒起來的大學,被戲稱「玻璃大學」(plain glass universities)。

鐵娘子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1980年代主政英國。她是牛津大學畢業生,本科是化學。但是牛津、劍橋教育的最高目標是銳其心智,以及培養創造性的想像力(creative thinking),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皆然。銳其心智的教育,使她敏銳地察覺到,英國各行各業都亟需大量高級管理及技術人員,以便力挽狂瀾,挽救急劇衰退的英國經濟。但霎時間,哪有龐大的資源來倍增大學的數目?創造性的想像力讓她做大膽嘗試,把所有大專院校升格為大學!這種新的辦學重點—管理、技術,直接衝擊原來的辦學理念—銳心、創新。

為了保證大學教員能順利地敏銳學生的心智,輕鬆愉快地培養創造性的想像力,他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無論是怎樣不經的言論、天馬行空的想法,都必須得到充分的發揮,而無慮受到懲罰。大學教員的終身聘用(tenure)制度,就是這種辦學理念的磨石。牛津、劍橋各學院的院士,本來就是生養死葬。改為退休制之後,終身聘用的詮釋就變成直到退休年齡為止。紅磚大學、玻璃大學等後起之秀,由於建校理念依然以傳統大學為指標,故仍極端重視終身聘用制度,以保障思想、言論自由。到了政府突然激增大學數目,又把辦學重點轉移到管理、技術,原來的大學如何應變?

另一方面,由於大學數目突然激增,政府財源乾枯;為了節省開支,政府下令取消終身聘用制。全賴政府撥款的大學,只好屈從。各大學為了生存,也千方百計,甚至用莫須有的罪名,辭掉高薪的教員。為了自保,大學教員從此謹言慎行。言論自由云云,馬上變成高不可攀的奢侈品。

牛津、劍橋的上層建築—即大學—也深受影響。因為這上層建築,全靠政府撥款僱請教員。政府下令取消終身聘用制,兩所大學只能屈從。但銳心、創新,是兩校一千多年來的核心價值,不容或缺。如何保存這核心價值?關鍵在於財源。

故仿效美國常春藤大學,全力籌款,向全球舊生募捐,成立基金,生息自養。兩校校長環球奔跑。各學院也積極配合,向各自的舊生募捐;不但書面求助,也動員本院學生逐一打洲際電話給舊生募捐。各學院所得,與大學合理分配。筆者衷心贊成母校的核心價值,除了三倍捐出定額以外,也捐出唯一的一瓶法國陳酒Jeroboamof 1973 Pichon Baron Longueville予母校拍賣籌款。此酒原擬留待筆者人生最重大的時刻來慶祝,但世上有何事能比捍衛銳心、創新這核心價值,更為重要?

相關書摘 ▶認為鴉片戰爭與鴉片無關?那是英美史學權威自己想出來的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從海角到天涯:我的研究歷程》,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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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宇和

從鴉片戰爭、林則徐、葉名琛到孫中山、太平天國研究
知名學者黃宇和的中國近現代國際關係之探索與研究歷程

英國皇家歷史學院、澳洲國家社會科學院、澳洲國家人文科學院三院院士,國際知名中國近代史學者黃宇和,在《從海角到天涯:我的研究歷程》中,回顧其50年學術生涯,苦心孤詣於葉名琛、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孫中山,以及中國近現代國際關係的探索與研究歷程。

從鑽研史料到地毯式的實地踏查,黃宇和勇於突破治學侷限,並致力把嚴謹的歷史著作,用優美的文學方式表達出來;他所展示的研究成果,已臻陳寅恪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説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
黃宇和坎坷多舛的人生經歷,反映了東方與西方「文明交戰」之縮影,把自己大半生的憂患寫出來,也以事實佐證生於憂患,終結碩果。

從海角到天涯
Photo Credit: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