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形監獄」作為當代權力機制:有效地鑄造人成為「柔順的身體」

「圓形監獄」作為當代權力機制:有效地鑄造人成為「柔順的身體」
古巴青年島特區新赫羅納監獄內部|Photo Credit: Friman CC By SA 3.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傅柯認為我們已經進入「無限審查,強迫客體化的時代」。現在的社會是常規化的社會,其中評估取代刑罰,而且滲透司法,進行社會控制——控制身體、群體以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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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大衛・艾普斯頓(David Epston)

【圓形監獄】
結構

圓形監獄是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社會改革者邊沁所發展出來的建築。邊沁認為這種建築是在空間當中組織或編制人們的「理想」模式,可以有效地「鑄造」人成為「柔順的身體」——易於轉變和利用的身體。他認為,這種建築的理想性,在於它把人的效率推到最高、把管理所需的成本降到最低。所以,在這樣的憧憬之中,圓形監獄是一種非常經濟的權力形式。

然而,圓形監獄並不是一種全然創新的權力技術。它承繼、改良的控制技巧來自局部層次,例如軍隊、修道院、學校等等發展出來的制度。圓形監獄是一座環形建築,中間是一座塔樓。圓形監獄可能有好幾層,每一層只有一個房間的深度,並分割成許多小房間。每個房間都有一扇後窗讓自然光照進來,前面有一個很大的前窗面對中庭。房間之間沒有窗戶,住在裡面的人無法彼此直接接觸。這種房間,依照組織的性質或目的,可以作為「牢房」、「工作間」等用途。

凝視

每個房間都面對中庭中央的監視塔。監視塔駐有警衛,層數和圓形建築的層數相當。警衛從監視塔監視每個房間的活動,視線完全沒有阻礙。在背光的照射下,房間裡人的活動會變成剪影,變成鮮明的浮雕。房間裡任何活動都逃不過警衛的監視,房間裡的人永遠成為被監管的對象。這種空間是「……小劇場,每個演員都是孤獨的,全然地個別化,也永遠可見。」(Foucault, 1979, p.200)

然而,房間裡的人永遠可見,監視塔的警衛卻永遠不可見。監視塔的設計是,透過精心設置的門、窗,使房間裡的人看不到監視塔內部。房間裡的人永遠不知道塔裡什麼時候有人在監視他。如此一來,人們別無選擇,永遠只能假設警衛正在注視他。所以他們體驗到的自己是永遠被監視的對象。因此,這種權力機制就會「誘導」人在行動時,認為隨時有人在監視自己。

這種監視系統不但有效,而且經濟。用相對少數警衛,在各扇窗口梭巡,就可以達到監視作用。

因為永遠有人看著你, 因為永遠被人看著, 所以能夠使人保持紀律, 永遠順服。(Foucault, 1979, p.187)

生活的評估與定型

圓形監獄在空間上對人的配置會製造一種情境,透過組織建制的規範,對人進行分類、認證、評量、比較、分化和判斷。這又使得人被孤立分化。除此之外,這空間配置還提供理想的條件,可以依照組織的準則,對人進行訓練和矯正。

因此,住在個別空間的人體驗到永遠的凝視,其實是「常規化的凝視」(normalizing gaze)。這些人體驗到,永遠有人依據組織建制的規範或標準在對他進行評價。這種常規化的凝視會使人永遠受到「所有時間、活動、行為、講話、身體、性慾上的小懲罰。」(Foucault, 1979, p.178)

檔案發明以後,隨時可以記錄人的生活,又強化了對人施行常規化與個別化的做法。如此一來,人們就被「掌握並固定在文字當中」,便於收集統計數字,設計定型化規範——也就是建構關於人們一體、全面的知識。根據傅柯的觀點,這種對人的描述,「將真實生活轉變為文字」,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控制手段。

以前是宗教要求人犧牲身體,現在卻是知識要求我們拿自己做實驗,要我們犧牲知識的主體。(1984c, p.96)

檔案可用以紀錄,把人「客體化、主體化」,所以在「個人的格式化」過程當中十分重要。

常規化的判斷

圓形監獄的設計目的是完完全全壓制人。每個人隨時覺得自己在組織規範和準則的監管之下,而在這種監管下,在這種「常規化的判斷」下,人是完全孤立的。由於人在自己的空間不能和其他人直接接觸,所以也無從比對彼此的經驗、生產不同的知識、建立同盟、反抗壓制。在這個嚴格階層劃分的觀察體制,在這個「個別化的金字塔」當中,不可能發生「多元化」常有的掙扎與反抗。對權力的反抗就這樣有效地中和掉了。

圓形監獄提供了一種當代權力機制。這種權力機制依賴的是「常規化的判斷」(normalizing judgment)。它所提供的社會控制系統不容許人們根據自己的價值和道德觀點判斷自己。這種社會控制不是依照人們「犯錯」的程度決定行為的後果。這種社會控制手段是依照某種規格標準判斷人的表現。瑣碎的檢查取代了道德判斷。行為後果是由一個人的表現程度而定。在此,焦點不在於「做錯事」,而是「沒有達到要求的程度,或者任務失敗」。凡是偏離組織的規範和準則,都應受懲戒。

自我壓制

這種當代權力機制不但把人和人的身體物化,而且還徵召人們積極參與自我壓制的過程,依據組織的要求或規範,塑造自己的生活。

一如之前的討論,人們若是永遠不知道何時有人在審查自己,就只能假設自己永遠是被監控的對象才會感到安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永遠警戒自己的行為,隨時依據組織設定的規範,評估自己的行動、樣態。一旦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何失常或錯亂,他們便會受到誘導,把身體當成物體對待,亦即從事規訓、矯正的運作,把自己塑造成為柔順的身體。如此一來,他們就成了自己的警衛,開始監視自己的樣態。他們成為自己審查的對象。

置身於可見領域,也知道自己置身可見領域當中的人們,就會為權力的約束負起責任。他使得這些約束恣意地在自己身上為所欲為;他自陷於這種權力關係,同時扮演兩種角色,成為壓制自己的規訓。(1979, p.202)

積極形式的權力

傅柯認為,圓形監獄的權力模型在性質和效應上是積極(positive),而非消極的。討論權力的積極性質時,他指的並不是一般意義之下的「積極」,並非指某種有利、可欲的事物。他所謂積極的權力之所以積極,指的是它建構或塑造人的生活。這種「效應積極的權力」的概念和一般的權力概念全然相反。一般的權力概念都主張權力在運作及效應上都是壓制人的,主要是進行剝奪、限制、否定、包圍,是一種負面的力量和本質。

然而傅柯認為,在西方社會,我們體驗的主要權力並非消極或壓制形式的權力效應,而是積極形式的權力效應,建構人們生活的權力所產生的效應。人透過這種權力接受常規化的「真理」,讓這種真理塑造他們的生活與關係。接著回過頭來,權力的運作又建構或生產出這些「真理」。

我們必須暫時停止使用消極的辭彙描述權力的效應,像是「排除」、「壓制」、「檢查」、「抽象」、「掩飾」、「遮蓋」。事實上權力具有生產力。它生產現實、生產客體與儀式性的真理。個人以及那些可能從他身上獲得的知識,都是這種權力的產物。(1979, p.194)

討論到「真理」,傅柯並不贊同「人的本質裡,存有客觀的或固有的事實」這種想法,而是指那些建構出來,被賦予真理地位的觀念。這些「真理」是「常規化」的——意思是它們建構出標準,然後煽動人依照這些標準塑造或建構自己的生活。所以,這些「真理」實際上是在明確指導人們的生活。

君權與當代權力

傅柯也針對造就圓形監獄的當代權力形式和早期權力形式——也就是君權,進行比較。早期的君權,其有效性主要依賴群眾看見君權的程度而定。人們透過君主的能見度體驗國家權力。為了讓百姓感受國家權力,他們利用各種機制,將「聚光燈」打在君主身上,其中包含各種儀典、場合。此種權力形式,最強盛之處是在源頭。

在君權之下,權力的主體是隱形的。那些被關入牢房、從大眾面前隱匿消失的人,對於這種權力的體驗最為深刻。「流放」的能力是衡量這種權力有效性的標準。然而就社會控制的角度而言,君權卻被證明是最昂貴但比較無效的手段。

相對於君權,以圓形監獄為代表的權力機制是否成功,主要是依靠臣民看不見權力的源頭。這種權力之下,站在聚光燈下的是臣民。橫量這種權力的有效性,尺度在於臣民永遠可見的程度。所以這種權力不是在源頭最強,而是在接觸點。這種權力提供了非常經濟而又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

簡單的說就是,以一種暗地裡將權力承受者客體化的權力,取代彰顯當權者偉大之處的權力;建立關於這些個人的身體知識,代替誇示君權的種種標記。(1979, p.220)

圓形監獄模式也是一種能夠自我維持、高度自主的權力運作機制。監獄裡的警衛本身也是這種權力的客體對象。在監視塔的訪客中,他們不知道誰是督察,所以警衛們也覺得有看不見的人隨時在評估。所以他們也會受到誘導,根據規範行事。因此,圓形監獄提供了一種機制,當中每一個人既是權力的主體,又是權力的工具,或者說,載具。

這的確是此種概念及其應用上兇殘的一面。在此,人擁有的權力並不是完整的在自己手中,不是他自己要用就用,也不只是施之於他人。這種權力是一種機器,人人深陷其中——行使權力的人和被施行權力的對象都一樣。(1980, p.156)

討論

圓形監獄這種建築形式從未曾如邊沁期望的風行起來,真正應用的範圍有限,僅限於醫院、監獄等。即使壓制人們的效應,也不如原先的預期。然而,根據傅柯的看法,透過權力匿名且自動化地運作,可能也可以達到社會控制的概念卻流傳下來、廣為人所接受。圓形監獄所示範的,將人和人的身體客體化的權力技術,事實上已經普遍施行於經濟活動當中。「在西方,經濟的起飛、資本的累積,必須仰賴累積人的管理。」(1979, p.168)這種權力技術使資本主義的興起成為可能,人文科學的規範亦然。

……科學訓練做的是標舉特性、分類、特殊化。科學訓練一直在根據規範量尺分配等級,在人與人之間區分階層;如果必要,就剝奪人的資格,宣布無效。(1979, p.223)

傅柯認為我們已經進入「無限審查,強迫客體化的時代」。現在的社會是常規化的社會,其中評估取代刑罰,而且滲透司法,進行社會控制——控制身體、群體以及知識。這是隱身於法律「底下」的權力,滲透入司法程序的權力。他說到法律的矯正效果是:「透過統計方法和判斷,評定何謂正常,而非評定對錯」、「將不正常者孤立,用矯正手段使他們正常。」(1979)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全新修訂版】》,心靈工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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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大衛・艾普斯頓(David Epston)
譯者:廖世德
審閱:吳熙琄
校訂:曾立芳

故事,一直在造就你的生活

一九八○年代,兩位年輕家族治療師麥克・懷特與大衛・艾普斯頓,嘗試以嶄新思維和手法,克服傳統心理治療的僵化侷限。兩人決定合寫一本書,整理出這名為「敘事治療」的新療法的理論基礎與實作經驗,這便是於一九九○年問世的經典之作《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

他們從法國後結構主義哲學家米歇爾・傅柯的思想與人類學等理論中汲取養分,為家族治療甚至整個心理治療界開創了一條新路。

兩位作者相信,人的問題深具社會建構面向。必須把人的困境放在文化脈絡下思考,才能從結構性的捆縛中鬆綁。

書中提出的第一個治療新觀念是「問題的外化」。只要把人和問題分開,就能釐清:是人被問題牽著鼻子走,還是人有能力想辦法解決問題?

第二個新觀念,是文字可以靈活運用在治療上。透過撰寫各種充滿創意的信件、宣言、證書,能促成具有治療潛力的「故事」。

他們把治療比喻為「說故事」與「重說故事」。透過述說、解構、再建構,寫下經過選擇的事件與意義,能激發來訪者為自己創造更有力量、更貼近渴望、更賦予未來希望的新版故事。在敘事治療的診間,來訪者不覺得自己是困在問題裡的受害者,而是有所選擇的主體。

身為人,我們不但因「說」自己的「故事」而為經驗帶來意義,也能透過對故事的全新認識,起而「實行」自己的故事。

麥克是技巧高超的衝浪者,航行在未知之海,帶著我們許多人和他一起享受「解構」世界的樂趣。————大衛.艾普斯頓

本書特色

  • 敘事治療創始人經典著作
  • 作者逝世十周年全新修訂版,全書精修,更加趨近敘事治療核心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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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心靈工坊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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