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人口》：送子女到歐美的上層世界 vs. 活在高風險地底的「鼠族」

文：派屈克・聖保羅（Patrick Saint-Paul）

穿著俏麗小碎花洋裝的小女孩咬了口蘋果，漫不經心地四處張望。她的母親跟鞏俐有幾分像，正催促小女孩加快腳步；她精心化了妝，身上處處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標誌，諸如LV包、黑長褲、白色真絲襯衫，手機是最新款。這小女孩頂多十歲，眼看鋼琴課就快遲到了。那時是星期五晚上七點，但這孩子的一週尚未結束。每天晚上，遊戲加上晚餐的時間短短不到一小時，接著她得繼續上家教課直到十一點。因為那必要的、薄薄一層共產主義者外衣只在公開場合出現，做做表面工夫，純粹是為了避免麻煩；實際上儒家思想早已強勢回歸，重新成為中產階級依附的主流價值。

根據深植於中國文化的儒家傳統，只要努力，一切都有可能，包括命運亦能扭轉。

父母將成功的渴望灌輸給孩子，一胎化政策使他們把夢想寄託在唯一的繼承者身上，期待他將來光宗耀祖。課堂內老師的地位乃至高無上，舉手發問這種行為簡直無法想像，因為這等於是質疑他的教學不夠完美。放學以後，孩子們的週末要拿來寫功課、參加象棋聯賽、補習（科目由父母選定）、化學體驗營或是物理、書法比賽。相較之下，在我們家，只要稍微提起中國名校學生的求知慾和好勝心，便會激怒我的一雙兒女。

教育在中國是翻身的機會、通往成功之路的鑰匙，可是對被迫遷徙的「鼠族」來說，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我女兒每星期有三堂數學家教，這對於靈活思考大有幫助，」女孩的母親驕傲地說：「英文家教也是每星期三堂，讓她能與國際交流，還能瀏覽英文網站。接著，她可以出國留學。不必等到大學，等她一滿十四歲，我們準備把她送到倫敦一所高中，讓她先適應適應，之後才能進入英國最好的大學。」

英國聲譽卓著的名校水準並非北京上流社會父母的唯一驅動力。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局不利，替他們的孩子安排一條出路，方是這些中產階級的第一要務。汙染、黑心食品、貪腐的地方官、隻手遮天的共產黨、自由受限、網路監控，現代中國處處陷阱。中國作為未來的經濟第一強國，永遠需要受過國外大學西方教育薰陶的幹部；若是出了問題，這些牛津或劍橋畢業的中國人，想在國外的跨國公司覓職也非難事。

「週末她要上舞蹈課，還要參加幾場數學選拔賽。因為她正在準備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她的母親嚴肅地補充。

每一年，中國所有大城市會籌辦各式各樣的分齡競賽：象棋、羽球、化學、數學等等。待學期結束時公布全國冠軍，他們便有籌碼開展成功的人生。通常，提到中國式學習的過程與大城市教育體制的發展，我那些法國友人便免不了一番揶揄嘲諷。他們深信法國的體制相對優越，七嘴八舌指出填鴨式教育的壞處，說這種方法「必然」會導致中國學生缺乏創造力，而過度學習也會造成不良影響。這其中某些批評並非毫無道理，只是他們都忽略了重點：中國人渴望成功，且對美好未來充滿信心。

剩蘋果的滋味

這位充滿魅力的四十歲女子看了看錶。

「這次肯定會遲到，我們趕不上鋼琴課了。啊，拜拜！」她拉起女兒的手向我們道別。

她蹬著高跟鞋飛快跑了起來，扯著女兒的手臂要她跟上。小女孩一慌，手上沒咬幾口的蘋果不慎掉落。她不能回頭，更別說把它撿起來。在隔開兩排大樓之間的走道上，有兩個女人各自占據一張長椅，面對面坐著，兩人都目睹了這一幕。她們一邊盯著蘋果、一邊觀察對方，同時看了一眼那對母女。灰得發黑的天空，汙染懸浮微粒瀰漫、蚊子成群且閃電不斷，眼看就要爆出雷聲。對於北京地面上的住戶來說，這意味著天空和馬路準備接受豪雨洗禮了。至於窩在城市臟腑裡的地下居民，這是預告他們即將迎戰淹入家中那充滿汙染物質的大水。

兩位女子面色枯槁，過時但還算乾淨的衣服洩漏了她們的來歷。跟那對母女相反，這兩個女人不是任何一間地面公寓的住戶，此處是北京中產階級專屬。她們來自地底世界，是鼠族的一員。現在，上層世界的優雅身影漸遠，端看誰的手腳快。蘇瑩，其中一名地下房客，一個箭步撿起蘋果。另一位則懊惱不已，撇開頭去，假裝沒參與這場略顯丟臉的競賽。至於蘇瑩，絲毫不見半點不自在，在一口咬下前先把蘋果隨手擦了幾下。剩下這四分之三的蘋果，花了她近兩分鐘享用完畢，連果核也不放過。蘋果籽則先在齒間來回吸過一遍，才朝外一呸吐掉，待依依不捨把果核啃得乾乾淨淨後，她才把果柄扔進灌木叢。

不是人住的地方！

西壩河中里，這個資產階級社區位居北京市中心，三環路一帶。社區管委會的宣傳部根據黨中央指示，在社區牆上張貼了一張巨幅的雷鋒肖像。這款「英雄模範」，堪稱毛澤東時期樹立並全面宣傳的共產黨員典型，從一九六○年代起便是全體中國人不分年齡所「追隨的榜樣」，隨著意識形態重塑運動的需要定期出現。而在習近平影響與復興毛澤東思想價值的運動之下，雷鋒精神又再度受到推崇。回歸毛派，目的是對抗日益壯大的普遍價值。在中國第一的前提下，自由、人權、民主以及多元主義都只是西方國家用來削弱中國的武器而已。

雷鋒，這個人是否真實存在還有待商榷。據說他在一九六○年加入人民解放軍，一九六二年八月遭電線桿壓斃，死時年僅二十二歲。政府宣傳部門於是依著他們的想像，將他塑造成一名始終謙卑、「為人民服務」、無懈可擊的邊防勇士，兼打破採煤紀錄的「斯達漢諾夫式」勞動者，和半夜起床為室友洗襪子的好夥伴；最重要的，他還是「小紅書」的忠實讀者，熟記毛語錄且不斷從中得到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