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深刻地思考當下的台灣

「政治，是一種並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說來不錯，一切歷史經驗也證明了，若非再接再厲地追求在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無法達成。但要作到這一點，一個人必須是一個領袖，同時除了是領袖之外，更必須是平常意義下所謂的英雄。

即使這兩者都稱不上的人，也仍然必須強迫自己的心腸堅靭，使自己能泰然面對一切希望的破滅；這一點，在此刻就必須作到──不然的話，連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沒有機會去完成。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潰，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說：『即使如此，沒關係！』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

1919年，韋伯（Max Weber）在慕尼黑大學發表了這篇名為〈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上、下）的演講（錢永祥先生的編譯）。如果有什麼文字可以幫助我們冷靜地、深刻地思考當下的台灣，或許就是這篇將近一百年前演講稿了。

韋伯寫著：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最主要的，是可以讓人獲得權力感。即使身居正式說來不是很高的位置，那種對人有影響力的感覺、插手在控制人的權力中的感覺、尤其是親手覺觸到歷史性重大事件之脈動的感覺，在在都使得志業政治家覺得自己擺脫了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

但是，他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憑什麼個人的性質，他才能不負這種權力（不論在個別當事人的情況來說，這權力多麼有限），以及這權力帶給他的責任？在這裡，我們開始進入倫理問題的領域了；因為「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把手放到歷史舵輪的握柄上」這個問題，乃是一個倫理性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責任感、判斷力。所謂熱情，我指的是『切事』（Sachlichkeit）的熱情、一種對一件『踏實的理想』的熱情獻身、對掌管這理想的善神或魔神的熱情歸依。……政治家不在於熱情本身，而是要在用熱情來追求某一項『踏實的理想』之同時，引對這個目標的責任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標。

這就需要政治家具備最重要的心理特質：判斷力。這是一種心沉氣靜去如實地面對現實的能力；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種對人和事的距離。『沒有距離』，純粹就其本身而言，是政治家致命的大罪之一；也是我們新起一代的知識份子，一旦養成便會註定他們在政治上無能的性質之一。因此，問題是熾烈的熱情和冷靜的判斷力，怎樣才能在同一個人身上調和起來。政治靠的是頭腦，不是靠身體或心靈的其他部位。

政治要不淪為輕浮的理知遊戲，而是一種真實的人性活動，對政治的獻身就必須起自熱情、養於熱情。但是熱情的政治家的特色，正在於其精神的強韌自制；使政治家和只是陶醉於『沒有結果的亢奮』中的政治玩票人物有別的，也正是這種堅毅的自我克制。要想臻於這種境界，唯一的途徑，便是養成習慣，保持一切意義下的距離。政治『人格』的『強韌』，首要便在於擁有這些性質。」

「準此，政治家必須時時刻刻克服自己身上一種全然平常、全然屬於人之常情的敵人：虛榮。……『權力本能』──如人常說的，乃是政治家正常性質的一個部分。不過，一旦政治家對權力的欲求不再『切事』，變成純粹個人自我陶醉的對象，而不再全然為了某項『踏實的理想』服務，他就冒瀆了他的職業的守護神。

因為在政治的領域中，最嚴重的罪惡，歸根究底來說只有二：不切事和沒有責任感（這兩者常常──但不是始終──是同一回事）。而虛榮──盡可能讓自己站在台前受人矚目的需要──在最強烈的時候，會引誘政治家犯下這兩項罪惡之一、甚至兩者皆犯。」

「政治行動的最終結果，往往──甚至經常──和其原先的意圖處在一種完全不配當的關係中；有時候，這種關係甚至是完全弔詭難解的。這完全是事實，甚至是整個歷史的一項基本事態。不過，在此我們不擬去證明這一點。可是，正是由於這個事態，政治行動若要有其內在的支撐定力，就必須要有追求一個理想的意圖。

為了這樣一個理想，政治家追求權力，使用權力；但是這樣的一個理想究竟以什麼形式出現，乃是一個由信仰來決定的問題。他追求的理想可以是關於一個民族的、或全人類的，可以是社會和倫理性的、或著文化性的，也可以是屬於此世的或者宗教性的。

他可以完全投入他對『進步』（不論在哪一種意義之下）的強烈信仰，也可以冷靜地否定這種信仰。他可以堅持應該為了某一『理想』服務，也可以在原則上否定這類要求，致力於日常生活的具體目標。總而言之，一定要有某些信念。不然的話，毫無疑問地，即使是在外觀上看來最偉大的政治成就，也必然要承受一切世上受造物都無所逃的那種歸於空幻的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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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任何倫理，都不能迴避一個事實：『善』的目的，往往必須藉助於在道德上成問題的、或至少是有道德上可虞之險的手段，冒著產生罪惡的副效果的可能性甚至於機率，才能達成。……連古代的基督徒也很清楚，這個世界是魔神所統治的，知道捲入政治的人──就是取權力和武力為手段的人──和魔鬼的力量締結了協定，知道就這類人的行動而言，『善因必有善果，惡因必有惡果』絕對不是實情；反之，情況往往正好相反。不了解這一點的人，在政治上實際是個幼童。 」

「任何人，不論其目的為何，一旦同意採用（每個政治人物都採用）武力這種手段，就必須聽任它的特定後果的擺佈。……任何人，想要從事一般政治工作，特別是想取政治為使命所在的志業，都必須先意識到這些倫理上的弔詭，意識到在這些弔詭的壓力之下，他自己內在所可能發生的改變，是要由他自己來負責任的。讓我們再重覆一次：在武力之中，盤踞著魔鬼的力量，從事政治的人，因此是在撩撥魔鬼的力量。」

「不錯，政治確實要靠頭腦，但絕對不是僅以頭腦為已足。在今天這個亢奮的時刻裡──照諸君的看法，這種亢奮，是一次不會『沒有結果』的亢奮（亢奮和真正的熱情，畢竟是會有不同的兩回事）……。在這個時刻，我公開說，我們首先要問，在這種心志倫理的背後，有多大的內在力量。我的印象是，我碰到的十中有九，都是大言炎炎之輩；他們並沒有真正認識到，他們想承擔的事是什麼樣一回事，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動之中。

就人性方面而言，我對這種東西缺乏興趣，更毫無使我感動之處。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這才是人性的極致表現，使人為之動容。

只要我們的心尚未死，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會在某時某刻，處身在這種情況中。在這個意義上，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兩極相對立，而是互補相成：這兩種倫理合起來，構成了道地的人、一個能夠有『從事政治之使命』的人。」

「讓我們約定，十年之後再來討論這個問題。很遺憾，我不能不擔心，到了那個時候，由於一系列的原因，反動的時期早已開始，你們之中許多人以及──我坦然承認──我自己都在盼望、期待的東西，竟幾乎無所實現──也許不能說毫無所成，但至少看起來是太少的成果；

到了那一天，如果實情恐怕很難免地真是如此，我個人是不會喪志崩潰的；但不容諱言，意識到這種可能性，也是心中一大負擔。到了那一天，我非常希望能夠再見到你們，看看諸君當中在今天覺得自己是真誠的『心志政治家』、投身在這次不啻一場狂醉的革命中的人，有什麼在內在方面的『變化』。」

本文獲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授權刊登，原文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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