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深刻地思考當下的台灣

讓我們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深刻地思考當下的台灣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CC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有什麼文字可以幫助我們冷靜地、深刻地思考當下的台灣,或許就是這篇將近一百年前演講稿了。

「政治,是一種並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說來不錯,一切歷史經驗也證明了,若非再接再厲地追求在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無法達成。但要作到這一點,一個人必須是一個領袖,同時除了是領袖之外,更必須是平常意義下所謂的英雄。

即使這兩者都稱不上的人,也仍然必須強迫自己的心腸堅靭,使自己能泰然面對一切希望的破滅;這一點,在此刻就必須作到──不然的話,連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沒有機會去完成。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潰,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說:『即使如此,沒關係!』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

1919年,韋伯(Max Weber)在慕尼黑大學發表了這篇名為〈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錢永祥先生的編譯)。如果有什麼文字可以幫助我們冷靜地、深刻地思考當下的台灣,或許就是這篇將近一百年前演講稿了。

韋伯寫著: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最主要的,是可以讓人獲得權力感。即使身居正式說來不是很高的位置,那種對人有影響力的感覺、插手在控制人的權力中的感覺、尤其是親手覺觸到歷史性重大事件之脈動的感覺,在在都使得志業政治家覺得自己擺脫了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

但是,他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憑什麼個人的性質,他才能不負這種權力(不論在個別當事人的情況來說,這權力多麼有限),以及這權力帶給他的責任?在這裡,我們開始進入倫理問題的領域了;因為「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把手放到歷史舵輪的握柄上」這個問題,乃是一個倫理性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責任感、判斷力。所謂熱情,我指的是『切事』(Sachlichkeit)的熱情、一種對一件『踏實的理想』的熱情獻身、對掌管這理想的善神或魔神的熱情歸依。……政治家不在於熱情本身,而是要在用熱情來追求某一項『踏實的理想』之同時,引對這個目標的責任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標。

這就需要政治家具備最重要的心理特質:判斷力。這是一種心沉氣靜去如實地面對現實的能力;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種對人和事的距離。『沒有距離』,純粹就其本身而言,是政治家致命的大罪之一;也是我們新起一代的知識份子,一旦養成便會註定他們在政治上無能的性質之一。因此,問題是熾烈的熱情和冷靜的判斷力,怎樣才能在同一個人身上調和起來。政治靠的是頭腦,不是靠身體或心靈的其他部位。

政治要不淪為輕浮的理知遊戲,而是一種真實的人性活動,對政治的獻身就必須起自熱情、養於熱情。但是熱情的政治家的特色,正在於其精神的強韌自制;使政治家和只是陶醉於『沒有結果的亢奮』中的政治玩票人物有別的,也正是這種堅毅的自我克制。要想臻於這種境界,唯一的途徑,便是養成習慣,保持一切意義下的距離。政治『人格』的『強韌』,首要便在於擁有這些性質。」

「準此,政治家必須時時刻刻克服自己身上一種全然平常、全然屬於人之常情的敵人:虛榮。……『權力本能』──如人常說的,乃是政治家正常性質的一個部分。不過,一旦政治家對權力的欲求不再『切事』,變成純粹個人自我陶醉的對象,而不再全然為了某項『踏實的理想』服務,他就冒瀆了他的職業的守護神。

因為在政治的領域中,最嚴重的罪惡,歸根究底來說只有二:不切事和沒有責任感(這兩者常常──但不是始終──是同一回事)。而虛榮──盡可能讓自己站在台前受人矚目的需要──在最強烈的時候,會引誘政治家犯下這兩項罪惡之一、甚至兩者皆犯。」

「政治行動的最終結果,往往──甚至經常──和其原先的意圖處在一種完全不配當的關係中;有時候,這種關係甚至是完全弔詭難解的。這完全是事實,甚至是整個歷史的一項基本事態。不過,在此我們不擬去證明這一點。可是,正是由於這個事態,政治行動若要有其內在的支撐定力,就必須要有追求一個理想的意圖。

為了這樣一個理想,政治家追求權力,使用權力;但是這樣的一個理想究竟以什麼形式出現,乃是一個由信仰來決定的問題。他追求的理想可以是關於一個民族的、或全人類的,可以是社會和倫理性的、或著文化性的,也可以是屬於此世的或者宗教性的。

他可以完全投入他對『進步』(不論在哪一種意義之下)的強烈信仰,也可以冷靜地否定這種信仰。他可以堅持應該為了某一『理想』服務,也可以在原則上否定這類要求,致力於日常生活的具體目標。總而言之,一定要有某些信念。不然的話,毫無疑問地,即使是在外觀上看來最偉大的政治成就,也必然要承受一切世上受造物都無所逃的那種歸於空幻的定命。」

Photo Credit:  MCAD Library  @ Flickr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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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任何倫理,都不能迴避一個事實:『善』的目的,往往必須藉助於在道德上成問題的、或至少是有道德上可虞之險的手段,冒著產生罪惡的副效果的可能性甚至於機率,才能達成。……連古代的基督徒也很清楚,這個世界是魔神所統治的,知道捲入政治的人──就是取權力和武力為手段的人──和魔鬼的力量締結了協定,知道就這類人的行動而言,『善因必有善果,惡因必有惡果』絕對不是實情;反之,情況往往正好相反。不了解這一點的人,在政治上實際是個幼童。 」

「任何人,不論其目的為何,一旦同意採用(每個政治人物都採用)武力這種手段,就必須聽任它的特定後果的擺佈。……任何人,想要從事一般政治工作,特別是想取政治為使命所在的志業,都必須先意識到這些倫理上的弔詭,意識到在這些弔詭的壓力之下,他自己內在所可能發生的改變,是要由他自己來負責任的。讓我們再重覆一次:在武力之中,盤踞著魔鬼的力量,從事政治的人,因此是在撩撥魔鬼的力量。」

「不錯,政治確實要靠頭腦,但絕對不是僅以頭腦為已足。在今天這個亢奮的時刻裡──照諸君的看法,這種亢奮,是一次不會『沒有結果』的亢奮(亢奮和真正的熱情,畢竟是會有不同的兩回事)……。在這個時刻,我公開說,我們首先要問,在這種心志倫理的背後,有多大的內在力量。我的印象是,我碰到的十中有九,都是大言炎炎之輩;他們並沒有真正認識到,他們想承擔的事是什麼樣一回事,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動之中。

就人性方面而言,我對這種東西缺乏興趣,更毫無使我感動之處。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這才是人性的極致表現,使人為之動容。

只要我們的心尚未死,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會在某時某刻,處身在這種情況中。在這個意義上,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兩極相對立,而是互補相成:這兩種倫理合起來,構成了道地的人、一個能夠有『從事政治之使命』的人。」

「讓我們約定,十年之後再來討論這個問題。很遺憾,我不能不擔心,到了那個時候,由於一系列的原因,反動的時期早已開始,你們之中許多人以及──我坦然承認──我自己都在盼望、期待的東西,竟幾乎無所實現──也許不能說毫無所成,但至少看起來是太少的成果;

到了那一天,如果實情恐怕很難免地真是如此,我個人是不會喪志崩潰的;但不容諱言,意識到這種可能性,也是心中一大負擔。到了那一天,我非常希望能夠再見到你們,看看諸君當中在今天覺得自己是真誠的『心志政治家』、投身在這次不啻一場狂醉的革命中的人,有什麼在內在方面的『變化』。」

本文獲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授權刊登,原文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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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