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隔離但平等」:原住民族消失的普選權

荒唐的「隔離但平等」:原住民族消失的普選權
Photo Credit: 總統府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2016年選舉不分區門檻至少需609,506人,原住民族選舉人人數387,105人,不但投票率低,又被隔離在原住民選區內,就算一人兩票都不可能跨越政黨選制所設計的「不可達門檻」,猶如從一開始就排除原住民政黨存在的可能,無結社自由。 

文:那莫諾虎(Pangcah阿美族守護聯盟召集人)

一、消失的普選權

1965年美國以「隔離但平等」原則作政治甚至空間的隔離施政措施,當時仍有數個州排除黑人參政的投票權,在金恩等黑人民權人士積極號召動員抗爭,以投票創造改變(Voting for Change)發起爭取普選運動,才迫使美國政府於1965年《投票權法案》加強了美國憲法第15修正案,並規定,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種族和膚色而被剝奪投票權。

儘管宣稱為「保障」的權利,中華民國卻在選制上巧妙的利用保障名義作參政隔離,將原住民族隔離在以身份作為分別的選區內,並不得獲得一般的普選權利。尤其政治現狀國會仍依循「多數決」原則來議決法案,這所謂保障席次6席僅佔5.3%的立委是原住民立委,但實際上是107:6,算上這屆不分區的原住民立委,那就是105:8,的漢原懸殊比例(包正豪,2016.9),不僅未達任何不平等調整,還因(選制)制度性的取消既有權利,剝除了「普選權」。

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所說:「作為人類,他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而原住民族作為人類,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正「因其族群身份」。但原住民族從未擁過完整的參政權利,若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種族和膚色而被剝奪投票權,那假性保障選制其實就是隔離選制,不僅迫使原住民族必須進行不公平的參政競爭,非得靠攏主流族群的政黨,同時「在地住民」的投票也權利默默的被剝除;我們原住民族也正因此失去自己的可決定命運。

原住民 蔡英文
Photo Credit: 總統府 @ Flickr CC By NC ND 2.0

二、保留席次是基於「平等權」與「補償權」的特殊措施

首先,若在政治上民族對等的條件下,原住民族當不需要任何現行選舉體制的權利補償,這是在民族對等的條件下。(2005年原住民族修憲小組提出過相關專章內容[1])但台灣原住民族在受限人口與政治劣勢的狀態下,成為政治參與的不平等族群,「保障席次」(保留席次[2])則是當不平等狀態使得群體成員在政治系統處於一個劣勢地位,因此需要給予特殊權力,作為不平等狀態的調整,打破支配狀態的方式。

採取特殊措施的目的並非如通常所認為的;為少數群體提供特殊地位,反而是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國際上針對原住民族選舉制度多數也採「保留席次」制度,依照Dr. Oleh Protsyk所作的「全球少數族群與原住民族選制的調查[3]」,超過半數是採用保留席次,佔全球統計的63%。亦如《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複數選區的保留席選制是促進代表性的常見機制,台灣並非保留席次國內法制定的先進立法。

而之所以必須於選制給予特殊措施,則是依隨著台灣原住民族過往歷史侵害的不正義延續與社經地位不平等現狀矯正修復,因此牽涉到幾個層次的建構特殊措施的基礎,其一為「補償權」,以及「平等權」。

從補償權的概念來看,故因,原住民族鑒於歷史上外來者的侵害,原本擁有控制自己土地與家園的權利,但既有權力被外來者從他那片土地上奪走,本文不贅述脈絡。原住民族則基於歷史侵權行為,利用補償權利克服歷史上不公正而留下的影響,所以相關的特殊措施的根據,是在於過去所受到不公待遇與侵害的程度,逕行回復。

至於平等權,便就內政部統計的調查資料,只佔台灣人口2.3%的原住民族,據內政部2014年簡易生命表的統計,台灣地區人民的平均壽命為79.82歲,但原住民族則為71.6歲,與整體平均相差8.2歲。除區域資源不均外,原住民族在台灣社會不利的社經處境,亦影響其醫療資源的近用。(劉千嘉,2016)職業別不只偏於單一,並高達50%從事體力工等勞力密集工作,與一般大眾各占三成均等就業發展狀態,原住民族的底層勞動幾是世襲。

781111273553
Photo Credit: 台中市政府

原漢貧富差距更顯巨大,原住民與全體可支配所得相差6.19倍,且高低所得與全體統計更相差到26倍,有超過總戶數六成11萬戶低於貧窮線,超過總人口數的一半,每兩人就一個。當我們認為相對於國際台灣不是個貧窮的地區時,但環顧整個原住民族經濟環境完全低於國際貧窮線,面對世界台灣仍舊存有世界黑暗之處的貧窮民族「台灣原住民族」。階級只在強勢的非原族群流動。

相對與於職業集中、普遍底層、高勞動的原住民族勞工,這種結構加劇原漢的經濟落差,讓整體原住民族政經弱勢,難以翻身。

另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明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4],並具體列舉事項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增修條文強調「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也就被視為在國內法下的特殊措施的憲法價值理念的依據。實際上,少數群體往往在票數上處於不利地位,無法獲得與其人數相當的代表權,因此沒有機會在國家的公共和政治生活中有效地表達意見。

在「補償權」與「平等權」涵義下進行修正,促使更公平地分配資源加入治理,所以採取特殊措施是確保少數群體對公共機構的參與,理由是少數群體因人口較少而難以在當代所謂民主政治「多數決民主」下左右結果,甚至對其生存造成影響。

三、選制特殊措施的錯誤列舉

前文已敘述,特殊措施(如保留席次)實施的因果脈絡,但反對者仍把保障選制以資源平等論證成:人口與政治比例上的「過度代表」(over representation)或國家介入過當,國家權力違反平等原則,侵犯國民投票權使選舉票票不等值,作為反駁。其實是不合理的,作為不平等處境的調整,打破支配狀態。「它是一種補償權;是外加權利,作用於不平等調整。」


猜你喜歡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02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FireShot_Capture_3744_-_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
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shutterstock_1931787956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國科會科技辦公室 廣告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