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員在逃》導論:乾淨的人與骯髒的人

《全員在逃》導論:乾淨的人與骯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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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警力如天羅地網,使街區居民隨時處於監禁的威脅,而黑人社區內長期的社會分歧,也因法律的議題而更加惡化。任何生活在第六街的人,很重要的是這個人是否會引起警察注意:他是否可以通過臨檢或能從法院審理庭安然返家,或是在緩刑報到時通過「小便測試」。

文:愛麗絲・高夫曼(Alice Goffman)

導論

一九六○、七○年代,美國黑人取得幾世紀以來老是被排除在外的各種公民權。不過當他們成功捍衛投票權、遷徙的自由、大學入學與落實職業選擇的同時,美國也開始建構一套前所未有、開啟國際先例的刑法體系。

一九七○年代中期,聯邦與州政府開始頒布一系列法律,加強對持有、購買與販售毒品的處罰;針對暴力犯罪制訂更嚴峻的制裁;見警率與逮捕件數都大幅提高。一九六○、一九七○年代都市地區街頭犯罪的數量急遽上升,分屬兩個陣營的政治人物都將嚴厲打擊毒品與暴力視為政治與實務上的解決之道。到了八○年代,快克古柯鹼引發貧窮少數族裔社區的犯罪風潮,進一步帶動從前幾年開始的嚴刑峻罰政策(punitive crime policies)。

一九九○年代,美國的犯罪與暴力開始下滑,但嚴刑峻罰依舊。一九九四年《暴力犯罪控制與執行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投入數十億美元的聯邦預算到全國的都市警察機構,並創立五十條全新的聯邦罪行。布希總統的第二任任期(二○○四至二○○八),由於警方與公民領袖幾乎一致推崇打擊犯罪政策,聯邦與各州警察機構、特勤單位與部門也就如雨後春筍般成立。這些政策不但加強對暴力犯罪的處罰,也增加賣淫、遊蕩、賭博與持有毒品的刑責。

這段嚴懲犯罪的時期深深影響並改變了美國管理國內各城市貧民窟的方式。整個二十世紀大部分的時間裡,警方完全忽視貧窮與隔離的黑人街區,例如第六街。一九三○到一九八○年代間,美國人目睹了黑人大遷移(Great Migration)、限制種族住宅契約、美國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失業率上升、社會服務削減、毒品交易擴張,以及許多黑人中產階級遠離主要城市的貧窮與隔離區,根據觀察者第一手的報導,在隔離的黑人街區中,警察不是無心戀棧、不見人影,不然就是貪汙腐敗。

情況在一九六○年代開始有所轉變,當時大城市的暴動以及暴力和吸毒事件激增,引起全國各地對犯罪(尤其是都會地區犯罪)的關注。全美各城市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警員人均數量顯著增加。從一九六○年到二○○○年間,費城警察數量增加了六九%,從每千個市民二.七六位警察提高到四.六六位。一九八○年代則有更強的禁毒法律與嚴峻刑罰。一九九○年代,打擊犯罪運動持續進行,全國各城市的警察部門採取所謂的「零容忍」(zero-tolerance)治安政策,然後用警政管理(CompStat)系統追蹤進度。

數十年來,費城警方基本上對於貧窮黑人社區的賣淫、毒品交易與賭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在一九八○年代後期,他們與其他城市的警力開始拒絕收受賄賂與回扣。事實上,貪汙似乎已大幅減少、不再常見,至少就底層在毒品交易時,賄賂警方圖清靜的做法不再常見。也是在這段期間內,許多人因使用或持有毒品而被逮捕、送入拘留所或監獄。

打擊黑人貧窮社區毒品買賣的時間,正好也是社會福利改革削減貧窮家庭補助與補助期的時刻。隨著福利支援的蒸發,反毒戰爭大規模逮捕這些試圖透過毒品交易謀生的人。

到了二○○○年,美國坐牢人數相較於一九七○年代初期已經膨脹了五倍。進監獄的絕大部分是窮人,而且不成比例的都是黑人。目前,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黑人,有三○%在三十五歲前都曾入獄。一九九○年代出生的黑人小孩,有四分之一在他/她十四歲前,父親都曾遭囚禁。

社會學家加蘭(David Garland)將此現象稱為「大規模監禁」(mass imprisonment):監禁的程度明顯超越歷史相對正常值之上,並且集中在特定的人群,這「不再是關押個別的犯罪者,而是對整個群體有系統的監禁」。社會學家華康德(Loïc Wacquant)和法律學者蜜雪兒.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認為,這種針對性的監禁,目前程度已經譜出美國種族壓迫的新章。

從一九八○年代以來,打擊犯罪與反毒戰爭已將數以百萬計的年輕黑人帶離學校、工作與家庭生活,將他們送入拘留所與監獄,並讓他們背負著重罪前科回到社會。把生命耗在拘留所與監獄意味著更低的薪資與就業上的鴻溝。當其他年輕人正忙著完成學業與成婚,他們卻在監獄中度過生命中的黃金歲月。許多州的法律褫奪這些有重罪前科之人擁有投票權與參加公職競選的權利,也一樣不能擔任公職、取得公共住宅或其他福利。有犯罪前科的黑人求職時受到相當嚴重的歧視,即使他們可以合法申請的工作同樣也很難取得。這些限制與劣勢不只影響進出監獄的人,也影響了他們的家庭與社區。這麼多黑人入獄並帶著重罪前科回家,使得監獄成為美國社會眼下製造團體間不平等的重要角色,黑人在美國民權運動期間爭來的公民權與社會經濟地位,全都倒退了一大步。


第六街是一條廣闊的商業大道,這個小社區因南方連著五個住宅區,因此得名。第六街在一九五○與六○年代一直是中產階級猶太區,到了七○年代初期才對黑人居民開放。

二○○二年年初,我初到此街區,當時九三%的居民都是黑人。男人和男孩站在街區的交通要道,兜售盜版的CD和DVD、贓物與食物給駕駛或路人。主要的市區有家設有防彈玻璃的華人雜貨店,裡頭賣炸雞翅、散裝香菸(loosies)、保險套、嬰兒食品,還有吸食古柯鹼的玻璃紙。這條街還有一間可兌換支票的舖子、一家美髮沙龍、一間合法的發薪日貸款高利貸(payday loan store)、一間皇冠炸雞店和一間當鋪。鄰近的一條街,有一間由波多黎各家庭所經營的街角雜貨店。這個街區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住戶接受住宅補貼,除了兩戶之外,每個家庭或多或少都接受政府補助。

第六街並不是費城整個大黑人區中最貧窮或最危險的街區,它是其中的一部分,但離最糟的還有一大段距離。我在訪問過警察後發現第六街並不是警方最頭痛的地方,他們也不認為這個街區特別危險或犯罪叢生。鄰近地區的居民認為第六街安靜祥和,如果口袋夠深,他們很樂於搬到這個街區來住。

儘管如此,第六街並未免於三十年來的嚴懲性毒品與犯罪政策。二○○二年,警方已在這個區域實施十八歲以下的少年宵禁,也在主要街道架設警方錄影機。我來到這個街區的前一年半,每天至少目擊一次警察攔下路人或車上的人、搜身、比對通緝名單,訊問他們或逮捕。在這一年半期間,我親眼目睹警察破門而入、搜索房子與訊問、逮捕,或穿越民宅追逐五十二次。警用直昇機在上空盤旋,用探照燈照射當地的街道九次。我注意到警察為了蒐證用塑膠繩封鎖街道或管制交通──或用警方的說法:確保犯罪現場──有十七次。在我前一年半近乎每日的觀察中,有十四次看見警察揍、掐住、踢、踩或用他們的警棍毆打年輕人。

毒品與槍枝暴力在第六街社區是真實的問題,來到這個街區的警察試圖用他們所獲得的僅有權力,即嚇阻與逮捕,解決這些問題。他們的努力似乎未能阻止像邁克和查克這樣的年輕人設法從販毒中賺錢,或使他們遠離暴力衝突;至於警察是否有助於降低整體的犯罪率,已超過本研究的範圍。

不論他們對犯罪有何影響,貧窮黑人地區的警政與監禁範圍,深深並持續改變社區的生活,不僅改變他們所針對的年輕人,也改變他們的家人、同伴與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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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與骯髒的人

由於體面、待遇優渥的工作一直供不應求,黑人社區長期以來分成兩群人,一群能獲得一份高貴的職業,另一群則必須透過危險、低俗的工作來餬口。一八九○年代,杜波依斯(W. E. B. DuBois)稱後面這群人為「社會的最低層」(submerged tenth)。一九四○年代,芝加哥社會學家崔克(St. Clair Drake)與克雷頓(Horace Clayton)則把這些群體稱為有頭有臉(the repectables)與見不得光(the shadies)。社會學家安德森(Elijah Anderson)根據這幾個黑人社區中常用的字彙,把兩者間的差異區分為體面(decent)與街頭(street)。雖然學術圈早已認可和詳述了體面與街頭間的差別,但這樣的區隔卻第一次從庶民領域而來,是黑人街區的居民習於在內部進行的劃分。

這個年代,警力如天羅地網,使街區居民隨時處於監禁的威脅,黑人社區內長期的社會分歧,因法律地位的議題而更加惡化。

任何生活在第六街的人,一個很重要的社會事實是他或她的法律地位;更具體地說,是這個人未來是否會引起警察注意:他是否可以通過警察臨檢、或能從法院審理庭安然返家、或是在緩刑報到時通過「小便測試」。這些沒有官司纏身,或是能成功通過警察臨檢、法庭審理、或緩刑報到的人可稱為乾淨的人(clean)。而那些可能被逮捕,被執法者攔下檢核姓名或搜查的人則稱為骯髒的人(dirty)。

這種分類完全視情況而定,有人快遇到執法人員或剛接受過臨檢,就可以聽到這樣的說法。當朋友或鄰居聽到有個年輕人被攔下,他們第一個問題通常是:「他髒嗎?」這個問題意味著他是否會被公開逮捕?如果他被送到警局是否會違反任何緩刑或假釋判決?他身上是否攜帶毒品?簡單地說,如果他遇到警察,當晚是否可以安然返家,還是會被逮捕?

然而,乾淨與骯髒的說法不僅適用於即將遭遇刑事司法體系的時刻。經過一段時日之後,上述指稱也普遍成為加諸在某些個人或地區的標籤。於是有些人大家都知道他們安分守己,而有些人被認定一遇到執法人員攔檢就可能會被逮捕。即使眼前沒有警察臨檢,這種分法還是相當重要,因為已經連結特定的行為、態度與能力。舉例來說,一個乾淨的人可以租車或投宿旅館,或在進入許多大樓時應要求出示證件。一個骯髒的人不想被通報警方的話,那他可能就得用上各種方法。

由於跟刑事司法體系糾葛不清的大多是男性,所以存在一些性別上的差異──許多伴侶中女性乾淨而男性骯髒。女性不只免於法律的糾纏,還可在正式合法的經濟部門工作或接受政府補助,而男性則必須在街頭打零工,幹些可能會讓自己被逮捕的活。這也有年齡上的區隔──受困於法律的人幾乎全是年輕人而非老人。第三,這也有階級上的區隔,那些惹惱警察與躲警察的,等緩刑結束與按時出庭的,幾乎都是失業而沒有中學文憑的年輕男性,他們必須撐過緩刑並按時出庭。

骯髒的人可能比那些乾淨的人更能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就像黑人往往比白人更會想到種族問題,或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更會思索性傾向的問題。但生活在第六街附近與周邊地區乾淨的人,太常有親戚、朋友與鄰居向他們尋求依靠,以至於不管處在乾淨或骯髒的哪一邊,這些劃分某種程度都是經常意識到的。

當地居民還會更一步區分,哪些人在警方全面掃蕩時可能會被拘禁收押,而哪些人會是當局積極搜查的對象。警方特別感興趣的人稱為「熱門人物」(hot)。有些地方也可稱為「熱區」,例如最近警察活動頻繁的區域或一位被槍殺的年輕人的告別式,這些地方警察有可能會登門尋找案件相關人士,或進行其他公開逮捕。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說不應踏入此區、涉入此事,或與此人有牽連,直到這個地方或這個人不那麼熱門為止。

雖然有關乾淨/骯髒還有熱門/冷門之間的區分,主要集中在個人被警方逮捕的風險、或某地引起警方注意的可能性之上;但居民也會根據一個人如何對待其他官司纏身的人來劃分彼此。一旦某位年輕人變成警方的通緝犯,那些還繼續和他往來、在他藏匿逃亡時保護他協助他,或在他入監時支持他的人就稱為騎士(riders),這個詞代表著勇氣與決心。一接到搜索令就乖乖把人交出來、或在夥伴及家人被送入拘留所或監獄時無法提供支持的人,就被稱為「沒有義氣的人」。至於進一步告訴警方那些違法之徒的下落與行動的人,則被稱為「告密者」或「鼠輩」。在有大量警力部署的黑人社區中,諸如乾淨的人、骯髒的人、熱門人物、告密者、騎士等稱呼,已經成為社區中年輕男性與女性基本的社會分類。

本書前幾章主要探討骯髒的世界:年輕人將自己十幾與二十出頭歲的花樣年華耗在躲警察、進出監獄以及努力度過緩刑與假釋。這幾章反映出我嘗試透過邁克、查克及他們朋友的觀點來理解這個世界,他們是一群每天活在被捕與監禁恐懼之下的年輕人。由於這套刑罰體系所觸及的範圍已經遠遠超過刑罰主要的對象,也就是年輕男性,因此在後面的章節中,我會提到夾在警方與身邊男性間的女友與母親,從她們的觀點來看事情;還有從鄰居在法律上的不幸找到創新賺錢手法的年輕人;最後則是瞭解設法避開這套刑罰體系與那些深陷其中的街區居民。附錄講述的是本書立基的研究資料,加上我身為一個中產階級年輕白人女性,在報導黑人貧窮男女的經驗時,個人在實務困境與倫理困境上的反思。

總之,這些章節所呈現的是歷史性的高入監率以及嚴刑峻罰與監控政策,如何一步步把貧窮的黑人社區化為一個充滿嫌疑人與逃犯的社區。日常生活中瀰漫著恐懼和猜疑的氣氛,許多居民每天所關心的是警方會不會逮捕並帶走他們。在監禁的威脅下,逐漸出現一個新的社會結構:交織在猜疑、不信任,以及保密、閃躲與難以預測的偏執行為中。

然而,即便在警方攔檢與緩刑報到之間遊走不定,當地居民仍在為自己開創有意義的生活。懲罰與監控的範圍無法阻止他們建立一個能得到尊嚴與榮譽的道德世界;年輕男女在警方的天羅地網中,掙扎著工作、家庭、愛情與友情;在監禁的威脅下,深夜襲擊或全身搜查成為他們大部分的故事。

相關書摘 ▶《全員在逃》:美國黑人解決爭端時,要避開警察與法院

延伸閱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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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愛麗絲・高夫曼(Alice Goffman)
譯者:李宗義, 許雅淑

《全員在逃》做為城市民族誌研究,描述六、七○年代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進展,如何從八○年代開始,因打擊犯罪與反毒戰爭的開展,使黑人社區落入新時代的「種族隔離」,其一是因為貧窮,其二是因這些社區淪為高犯罪區域。研究者愛麗絲.高夫曼想要問:為什麼進監獄的都是窮人?而且不成比例的都是黑人?為什麼四分之一的黑人小孩必須經歷父親身陷囹圄的童年?為什麼當其他年輕人忙著學業與成婚,卻有另一些年輕人在監獄中度過黃金歲月?而又是為什麼,黑人社區要區分出乾淨的人與骯髒的人,體面的人與街頭的人。愛麗絲.高夫曼的研究赤裸揭露這些被封閉在黑人底層社區裡的生命經歷。

愛麗絲.高夫曼的父親是曾著作《汙名》的著名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愛麗絲大學時代因在學校餐廳打工,偶然成為黑人同事蒂娜的家教,於是以蒂娜家族為核心,愛麗絲在費城黑人區開始進行六年的田野觀察。她努力克服身為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恐懼與無知,學習黑人的語言,成為第六街老大哥邁克、查克的死黨,還乾脆住進第六街,本書的方法論附錄詳細說明她偶然進入田野成為研究者的經過,甚至坦承友人查克遭槍殺身亡時,她明白了仇恨是怎麼回事,因為她一度想要去尋仇。愛麗絲高超的田野描述能力使她的研究極度吸引人,但這些故事的客觀性、真實性與是否違反研究倫理,也使愛麗絲飽受批判。

即便後續爭議不斷,本書第一手的底層研究或許仍舊對美國是否進入大規模監禁社會提出有力質疑。四十年來美國對打擊犯罪的政策日趨嚴峻,讓黑幫入獄的比例達到史上新高,也撕裂了在監獄之外人們的生活。「第六街」這個充斥逃亡的社區,就像是美國大規模監禁隱藏著的陰暗面。在反省「打擊犯罪」及「對抗毒品交易」的同時,本書點出了司法系統和嚴峻的打擊犯罪政策所無法顧及、甚至大幅損害的面向:對於人權的嚴重侵犯以及民主精神的逐步淪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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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