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再認識(一):中日在歷史上是仇敵嗎?

中日關係再認識(一):中日在歷史上是仇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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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日本給隋朝的信函中,日本自稱「日出處天子」,而把隋煬帝稱為「日沒處天子」,這就已經說明日本要求和中國平起平坐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傳媒對中日關係的評價搖擺在兩極:一時是「一衣帶水」的好鄰居,一時是不同戴天的仇敵。這當然都是中共的宣傳需要。但總體而言,經過長期的國恥教育及民族主義宣傳,中國人普遍對日本印象負面。在很多中國人的眼裡,日本「自古以來」只幹三件事:不是臣服中國;就是與中國作對「侵略中國」;就是從中國「偷師」,學習中國文化。這種刻板的論述是否合適?

筆者認為,如何看待「中日關係的歷史」,與如何看待「中日歷史問題」(即主要牽涉雙方如何認識二戰歷史)一樣,構成雙方人民互知互信的障礙。筆者在「中日歷史問題再認識」系列中已經分析過後者。本系列的文章將對前者作出一個系統性的反思。

中日在歷史上是仇敵嗎?

為了論證中日歷史關係,首先要回顧中日關係的歷史。

中日兩國的歷史都源遠流長。中國在西元前16世紀就開始形成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國家——商朝。此後兩千年中經歷周朝、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在六世紀末,中國在長期動蕩之後由隋朝統一成大帝國。隋朝是一個短暫的皇朝,僅僅幾十年之後就被唐朝所取代。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黃金時代。唐太宗被各周邊國家尊稱為天可汗。正是從唐朝開始,中國成為了東亞地區的中心。

日本的歷史較中國短。在前三世紀到三世紀,日本進入了彌生時代,開始形成國家。傳說中,中國術士徐福帶領三百童男童女以為秦始皇煉丹為名東渡到日本。此事從來沒有得到證實。在二世紀末,日本出現了衆多的小國,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是邪馬台國。在中國《後漢書》中,首次有了「倭國」的記錄。57年和107年,分別有兩個倭國部落使者來訪中國,建立了中日之間最早的關係(註1)。

239年,邪馬台國派使者訪問中國,這時中國魏朝皇帝魏明帝曹叡冊封邪馬台國女王為「親魏倭王」。第二年,魏朝派使者梯俊造訪倭王,兩國實現了互訪(註2)。這些就是中日之間最早的接觸。之後70年間,有四位倭使出訪魏朝,一位出訪(西)晉朝。413年,倭國在中止了兩國來往近百年後,再次派出使團出訪(東)晉朝。此後六十多年間,倭國使者十次出訪(劉)宋朝,一次出訪(南)齊朝,一次出訪梁朝。以當時的交通情況來說,可謂非常頻密。(註3)

四世紀到六世紀是日本的大和時代。這時日本還在諸國林立中,大和國是各國的盟主。到了六世紀末開始的飛鳥時代(592-710),大和國實現對日本的統一,日本第一次進入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時代。

大和國的君主叫天皇,在傳說中,他是太陽神天照大神的後裔;同樣在傳說中,前660年就出現了第一位天皇。在大和國統一日本之後,天皇也成為了日本的君主。在日本歷史上,天皇是萬世一系,日本歷史從來沒有像中國一樣出現過朝代的更迭。天皇同時也是日本傳統宗教神道教的領袖。

在592年日本首位女天皇推古天皇登基,她重用聖德太子,推行一系列改革,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聖德太子和推古天皇去世後,權臣蘇我氏逐漸獨攬大權。到了645年,皇族發動乙巳之變,讓政權再次回到天皇手中。隨後,日本開始向中國皇帝體制學習,廢除豪強的勢力,集中皇權,同事效法中國進行經濟制度改革。該年的年號為大化,因此這一系列的改革被稱為大化革新(又稱為大化改新)。

在飛鳥時代和其後的奈良時代(710-794)和平安時代(794-1184),日本都積極推進和中國的關係,開始了中日友好交往的新篇章。600年,日本派出了第一次遣隋使訪問中國,607、608、614和618年再四次派遣隋使訪問。在隋朝滅亡後,日本自630年開始繼續派使者出使中國,這時改稱為遣唐使。終唐一代,日本總共派出了約20次遣唐使,直到唐朝覆沒前夕才告一段落。

在這幾個世紀的交往中,中國都是日本的學習對象。日本從中國輸入了大量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字、佛教和文學。這為日本文化的迅速發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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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真和尚第六次東渡中國圖。|Photo Credit:社会历史博物馆@Wiki Public Domain

在回顧漢唐時期的中日關係時,有一點是需要重點提及的。在隋之前,日本或有接受中國「冊封」之舉,但從六世紀接受中國文化開始,日本就自視為一個中心,而非中國的藩國。在日本給隋朝的信函中,日本自稱「日出處天子」,而把隋煬帝稱為「日沒處天子」,這就已經說明日本要求和中國平起平坐的態度。(註4)這點和朝鮮以及後來的越南和琉球都不同。關於這點的詳細論述,可以參考王貞平的《漢唐中日關係論》。(註5)我這裡引述一下相關的內容。

「日本中心論」是「中國中心論」的一個模仿。在日本史料中,「華」、「華夏」、「華土」和「中國」,都不是指中國(中原),而是指日本朝廷直接控制,律令能夠通行的地區。這當然也和「中國」一詞在當時並不是專指「中國」這個國家,而是指一個國家的中心有關。

因此,日本史料中的「華」和「中國」,都是指本州西南部山陽道和山陰道16府之地。而「夷」是指日本西南列島、本州北部邊遠地區、北海道蝦夷及隼人居住的九州南部。他們由於沒有開化之故,沒有做藩屬的資格(不足稱蕃),也在以後成為日本的教化對象。而日本史料中的「蕃」,又分為外蕃和遠蕃,外蕃是指高句麗、新羅和百濟,而遠蕃指中國(唐)。

「日本中心論」把朝鮮半島諸國和中國也視為蕃國。這在接待來使的禮儀和國書等禮節方面顯露無遺。朝鮮半島諸國及後來的渤海國,在國書上把日本君主稱為天皇或皇帝,肯定了它們臣屬國的地位。但是和中國的外交則遇到了困難。因為中國絕對不肯成為日本的藩屬,相反卻要求日本承認中國的中心地位。

這種矛盾始終並沒有得到本質上的解決,相反,雙方都是在一些文字上玩弄「一種文字,兩種解讀」的文字遊戲以各自得到面子。他們雖然同用漢字,但是在各自語言中有不同的細微差別,這在日文中稱為「一字多訓」和「異字同訓」,雙方就在這些細微的差別中各自找到有利於自己的解釋。

但不論如何,這表明中國對日本的獨立和要求相稱的地位是清楚的。在《隋書》中對日本的描述為「新羅百濟皆以倭為大國」。這裡的大國,在隋唐之際是指中心大國而言,中國的四鄰須謙稱自己為「微國」。(註6)因此,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日本和中國的對等地位。這種意識上的對等地位對以後歷史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成為中日之間爭奪「華」體系中心的理論基礎。

在這幾個世紀中,中日處於長期友好的關係。唯一一次衝突發生於660年,戰場在朝鮮半島。六世紀後期,朝鮮半島上有三國,即北部的高句麗、西南部的百濟和東南部的新羅。此外,在朝鮮半島南端還有一塊日本領土,即「任那日本府」,其設立尚在新羅興起之前。(註7)百濟與日本友好,並向日本朝貢,高句麗最為反日,而新羅則對日時親時反。但新羅興起後,在562年搶佔了日本的任那日本府。於是日本自此和新羅交惡,而更加強化了和百濟的聯盟關係。(註8)

中國自隋朝以來就對朝鮮半島懷有野心。隋朝時曾經三征高麗(高句麗)卻無功而返。唐朝繼續推行對高句麗的征服政策,但在唐太宗時期卻仍然遭到失敗。於是在唐高宗時期,唐朝採取了聯合新羅的策略對朝鮮半島進行征服,也助長了新羅的野心。660年,唐朝派出蘇定方從海上出征登陸百濟,並聯合新羅對百濟進行滅國性的攻擊。百濟不敵,而日本因準備未足而無法救援,百濟於是被滅國,而日本使者津守連吉祥也被俘虜到唐朝。

百濟滅亡後,其餘兵還據守周留城,並趁唐軍北上侵略高句麗之際舉起復國大旗。這時日本為了幫助百濟復國,遂出兵朝鮮半島和唐新聯軍作戰。這就是歷史上第一中日之間的戰爭。663年,日本和百濟流亡政府聯軍和唐新聯軍在白江口發生海戰,最後日本戰敗退出朝鮮,百濟的復國願望也宣告破滅。(註9)唐新聯軍隨後在668年征服高句麗。唐朝原先想獨佔高句麗和百濟,可是和新羅的利益發生衝突,結果在短短幾年之後,新羅就把唐朝勢力趕出大同江以南。唐朝最終僅僅佔有朝鮮半島北方的一小部分領土。

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中國主動攻擊並滅亡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是屬於不義的一方,而日本為了維護盟國利益渡海和中國作戰,是正義的一方。但戰爭的結果並不在於正義與否。最後日本沒能挽救百濟,並長期失去了在朝鮮半島上的盟友。日本勢力從此長期退出朝鮮半島,但中國也沒有能力跨海進攻日本。

儘管中國和日本在朝鮮半島上有過如此不快的衝突,但是這個衝突畢竟只是為第三國,而不是與中日直接相關,故此它並沒有阻礙中日之間的交流。日本在此後反而加快了向唐朝學習的腳步。在以後長達幾百年的歷史中,中國和日本都處於和平狀態。


註1、2、3:王貞平《漢唐中日關係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2-3頁。
註4:余又蓀《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64,8頁。
註5、6:王貞平《漢唐中日關係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70-99、227頁。
註7、8、9:余又蓀《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64,108、113-130頁。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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