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擊民主:從歐美大選干預疑雲,看「數位原民」的網路政治學

狙擊民主:從歐美大選干預疑雲,看「數位原民」的網路政治學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重點根本不在哪個黨有能力成立網軍,而是在網路環境下「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越重視威權、強調保守主義、仰賴政治宣傳的政黨自然會莫名感受到整個網路環境的不友善。

文:蔡榮峰(澳洲國立大學戰略及外交雙碩士)

從2016年美國大選開始,西方多國陸續舉行重要選舉,然而俄羅斯企圖透過網路干預各國選舉的指控,不絕於耳,層出不窮。老牌民主國家選舉產生的政府,統治正當性遭到削弱,即使如美國這種強國也落入兩黨內耗的窘境,一路延燒到2018。如今,從美洲到歐洲,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利用網路資訊,影響他國內政的輿論戰可能成為未來的新常態。

想了解這種以資訊為核心的新型態「準戰爭」,究竟是如何進行的,就得先了解逐漸成為各國人口中堅的「數位原民」世代,以及目前網路活動對現實政治參與的影響程度。

政治是另一種生活,網路是另一個現實

2001年,美國學者Marc Prensky基於對於網路世代的觀察,發表一篇著名的文章,從傳播學角度將現代人劃分成「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s)與「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兩者之間的差異重點不在於「能否」使用網路,而是「如何」使用網路。

數位原民是指伴隨著網路成長的世代,他們的思維方式與網路的本質融合,這個群體的訊息傳播具有「多元」、「雙向」、「即時」、「去中心化」這四個特性,透過各種資訊比對來認識世界。在他們的認知裡,真相通常是相對的。

數位移民則是出社會工作後,才碰到全球網路普及化的前幾個世代,慣於使用「單向」傳播工具,如電視、報紙、廣播。這個族群大多有「確認訊息傳播者」的天性,透過自己認同、習慣的管道或是親身體驗來建構世界觀。在他們的認知裡,真相往往是絕對的。

數位移民,傾向把網路當作另一種單向傳播工具,知識流動因此有了上下位階的特性,數位移民眼中的權威,通常與社經地位有正向關聯。相較之下,數位原民則是把網路提升到和學校、家庭、工作一樣的地位,同樣具有資訊流通與社交互動的價值;因此資訊來源是扁平的,任何權威「都是可質疑的」。

不過,以網路進入人生的階段作為劃分兩者,並不完全精確,數位原民與數位移民之間真正的差異,在於是否能認知到,網路代表的是一種「世界觀」。

其實,創造出另一個虛擬世界觀並不是網路世代的專利,諸如「共產國際」、「自由陣營」、「朝貢體系」、「大英國協」、「基督宗教」等,也都是肉眼看不見的概念,人們一樣相信這些抽象性的存在,也會為了這些摸不到的概念自我犧牲,與數位原民對資訊符碼的重視並無二致。數位原民的「網路」新型世界觀,自然也對原生社會的政治活動帶來衝擊,最顯著的差異就表現在「生活政治」與「政治消費主義」這兩種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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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avid Kohl / AP Photo / 達志影像

數位原民的政治參與模式

「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1]由當代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提出,帶有後現代性的概念,主要著眼於透過政治參與去重新檢視,特定群體如何對另一群體,實行非正當性的支配,強調從個人層次的角度出發,關心政治對每個人生活自主性的影響。簡言之,「生活政治」是種由下而上、推己及人的政治活動,一種透過對個體生活的想像,來決定的政治參與。

法國諷刺雜誌《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因其爭議性內容,2015年1月7號遭到槍手恐怖襲擊,造成12死11傷。法國數位原民世代隨即發起「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活動,迅速蔓延全球,支持者希望向兇手與潛在仇恨者表達:在捍衛言論自由這一點上,人人都是查理;這種從個體出發、人溺己溺的「共感」參與模式就是典型的例子。

「政治消費主義」(Political Consumerism)則是指將消費行為政治化。訊息傳播者針對受眾在政治層面的一連串傾向上,創造選擇性,如種族、政治冷感程度、經濟偏好等,透過不斷闡述在特定議題上,採取何種立場,來告訴受眾「選擇我,因為我有你相信的價值」,而受眾也會認為自己應該用實際消費行為,來表態支持某種價值。這種資本市場競爭機制的內化,早在網路普及之前,就存在許久,例如,偏好報社立場而選擇購買特定報紙;在數位移民身上,常常能看到清楚的楚河漢界,一翻兩瞪眼。

然而,穿梭於不同網路社交平台的數位原民,政治傾向碎片化,「同溫層」的形成,常以議題而非政治團體作為分野,導致傳統政治光譜容易失靈。例如,對數位原民來說,一位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民眾,可能因為支持合法擁槍,而把票投給了代表共和黨的川普,這並非什麼難以理解的事。

「生活政治」和「政治消費主義」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本質,搭配當代網路環境,造就出了今日我們所見到的數位原民世代:偏好高度客製化、尊重個體差異、質疑權威、強調資訊公開透明。

網路上的政治參與,依照對現實政治影響程度由高而低可分成四種型式:[2]

  1. 數位政黨活動(E-party):簡言之就是將政黨活動如政黨主導的請願、連署、入黨等傳統政治行為電子化。
  2. 數位議題行動(E-targeted):針對某種特定議題進行募款、跟公家機關投訴、募集聯署等。
  3. 數位新聞傳播(E-news):新聞資訊的蒐集與散佈,包括懶人包或是一目了然的圖表流通。
  4. 數位言論發表(E-expressive):於部落格或社群網路上發表具政治性表態的言論。

不過,這四種類型的效力也有可能上下易位;訊息傳播者的社經地位、議題與時事的連結度都有影響。四者之間的連通性很高,一個議題也可能快速轉換到另一個類型。掌握這四個層次之間轉換的關鍵,通常就能形成「網軍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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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一項2007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的報告顯示,數位原民有下列幾種特點:[3]

  • 數位原民世代是有史以來對於社會議題歧異度容忍力最大的世代,諸如移民、同性婚姻等議題都持樂觀期成的態度。
  • 數位原民傾向支持對各種議題較開明(立場偏左派)的政黨,如民主黨,在可期的未來將影響美國政局。
  • 年輕人的政治參與程度比過去所有世代都要高。
  • 自我覺察程度提高(自我反省能力提高),80%的受訪者表示各種便利的網路工具使用是維持人際關係不可或缺的存在,但也的確容易使人變懶。
  • 鍵盤參戰的比例達歷史新高,並且有高達三成的人是經常性參與者。

這個研究的調查對象是2004年美國18-25歲的青少年,這批人也就是日後使美國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主要選民結構。青年參與政治的動力來源大多來自道德感、守護共同價值,反倒是與個人崇高的政治抱負較不相關,數位原民很少宣稱自己有什麼「當仁不讓」的政治使命感,或是搶著當政治明星,只在與自身相關議題出現時參與政治;這與過去幾個世代的政治人物出線的方式非常不同。從這幾年的社會運動與政治參與來看,同樣的現象也開始在台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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