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那個革命與嬉皮並存的年代——1968五月學運

走過那個革命與嬉皮並存的年代——1968五月學運
Photo Credit: Derek Redmond @wikipedia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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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從不是進行階級鬥爭的「主體」,雖然學運能使國家與社會陷入癱瘓與停擺,揭露社會穩定下的矛盾與假象,但這樣的一個全面性事件,最後卻輕易被戴高樂政權所瓦解。這又說明了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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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場社會運動,都有其宏觀的歷史脈絡與政經背景,因此人的行動不可能在真空的條件下進行,即便行動者擁有強烈的個人特質與訴求。1968年的五月學運的爆發,正是整個六零時代價值的體現。

六零年代,猶如感染了後現代主義氣氛的繽紛五彩萬花筒,顛覆許多傳統的既定價值與時空的觀念,同時也消融了我們對事物客觀直線性的理解。在許多零散獨立的碎片中,卻又能在其中震撼、錯愕地不斷重組、拼湊出一個新的意義世界。

這是一個反叛的革命年代。毛澤東在中國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進行之際,切・格瓦拉(Che Guevara)正著浪漫的情緒在玻利維亞進行游擊戰,全球學運正受到3M(馬克思、毛澤東、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思想的影響,四處掀起去中心與反體制的社會運動。這也一個政治混亂的危機年代。古巴危機曾讓世界陷入熱核戰的毀滅邊緣中,第三世界的反殖民戰爭宣告帝國主義年代的終結,美國歷經越戰與三場重大的暗殺事件後,「那個美好的年代」似乎已經不在復返。

這是一個理想自由的年代。甘迺迪(J. F. Kennedy)成為美國總統的同時,披頭四(Beatles)的搖滾與Bob Dylan的〈Blowing in the Wind〉音樂也開啟了心靈的另一種聲音,1969年紐約舉辦的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 3 Days of Peace & Music)所崇尚的「自由」與「和平和諧」更成為時代象徵。這也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多元年代:由於實證精神與科學主義蔚為風尚,因此是行為科學盛行的年代,但同時也圍繞著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沙特(Jean Paul Sartre)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馬克思主義(Marxism)等激進的人文主義的學說;哲學家與社會科學者不斷在人的「主體性」與「客觀結構」的問題意識中,進行劇烈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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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 AP/達志影像

進一步觀察,錯綜複雜的時代背景與價值主張構成了1968年五月學運的行動條件,但是激發的元素則來自法國的政經與社會矛盾。

在阿爾及利亞危機中,重新將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拉進現代史的舞台,法國自此步入第五共和的新時期;戴高樂的使命是恢復法蘭西的大國地位與光榮傳統,因此在外交政策與國防科技政策上頗有建樹,不論是調整對蘇政策、北約一體化的排除、改善與西歐國家的關係、強化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整合,乃至於核武的發展,正可驗證這樣的前提;但是為了達成上述的政策目標,戴高樂需要一個穩定而且強大的行政權作為後盾。

也因此,相較於第四共和的憲法,第五共和賦予了總統極為優勢與集中的權力,形塑了一個權威化的政治體制。然而,戴高樂卻屢屢透過憲法賦予自身的權力進行「加冕」或是「錦上添花式」的個人公投,在個人權威與權力擴充的效應下,法國社會也開始出現質變。

而在此同時,法國亦進入所謂「後工業社會」、「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個新型態的社會中,政府與國家的職能已有很大的調整。它強調政治民主的參與、社會結構的多元分化、文化教育的普及與社會福利的落實。也使得階級鬥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這些古典分析概念頓時面臨修正的挑戰,社會學者愕然發現這樣的社會與馬克思所描述與痛恨的那個充滿剝削、欠缺公平正義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了本質上的修正與補充。西方社會所享受的正是一種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富裕與繁榮,已經不存在所謂絕對的經濟貧窮,劇烈的階級鬥爭似乎已成絕響。這種繁榮的假象卻也正是馬庫色所批評的「單向度的人」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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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ipa via AP Images/達志影像

諷刺的是,文革爆發之際,正值西方學生運動的浪潮,在後現代、解構主義與新左派等思想的影響下,西方輿論或左派媒體多以理想浪漫的角度,將自身的社會結構的時空氛圍與中國所爆發的文革進行了某種嫁接或思想投射。有些人認為毛正在中國進行一場葛蘭西式的文化霸權運動,因為追求的正是一種「新人新社會」的政治情境;有人認為毛呼籲奪權是一種群眾性民主,而且落實了「解構-去中心」的後現代革命,特別對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的學生確有啟發。

在他們眼中,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所提到的「砲打司令部」,彷彿等於「攻佔巴士底」的象徵意義,對於法國教育體制的批判,隱含了對法國權力體制、戴高樂個人權威以及日漸階層化走向民主集中制的法國共產黨(PCF)。

這個事件說明了在一個看似發達繁榮的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內,何以會由傳統以來被視為最馴服的學生扮演「觸媒」的角色,就傳統馬克思的觀點,學生從不是進行階級鬥爭的「主體」)。學運使得國家與社會陷入癱瘓與停擺,同時更揭露了這個社會穩定下的矛盾與假象;但是同樣令人疑惑的是,這樣一個全面性的事件,夾著狂風暴雨而來,但最後卻輕易地被戴高樂政權所瓦解。這又說明了什麼意義?究竟是國家鎮壓能力過於強大;學生並不擁有強烈的「階級意識」因此不是革命的「歷史階級」;還是資本主義已經將所有的反抗意志、思想馴服成為現狀犬儒論(Cyn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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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在歷史汪洋中,我們往往只看見新來的洶湧巨濤吞沒了即將退去的浪潮,卻沒有發現被吞沒的浪潮不僅不曾消失,反而已在那些新來的巨濤中匯集成一股新的暗流,鼓舞著更新更壯闊的巨流。走過那個激進與革命的歲月與五月學潮歷史,重新回顧佔領華爾街與太陽花後,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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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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