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變奏曲》:一九八○年代至今,我們開心地摧毀我們的文化

《中國變奏曲》:一九八○年代至今,我們開心地摧毀我們的文化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梁思成將中國建築分成豪勁時期、醇和時期和羈直時期。我納悶他會如何歸類現代。「疏離異化,」他的兒子梁從誡答道。而他更悲嘆,公眾在形塑城市上無從發表意見。「都市計畫嚴格受政府控管,因為這裡是首都,操縱權實際上在中央政府手中。」

文:梅英東(Michael Meyer)

一九三五年,作家林語堂曾問:誰將會詮釋中國?「但中國人就瞭解自己嗎?」他繼續說道,「他們會是中國的最佳詮釋者嗎?⋯⋯(中國人的)胸懷裡隱藏著一種可怕的掙扎,或說數種掙扎。他的靈魂在分屬於兩極的忠誠間掙扎、撕扯和衝突,它們是對古老中國那種半浪漫半自私的忠誠,和對眼界大開的智慧的忠誠,後者渴望改變和無情地掃除所有陳舊腐敗、乾涸卑劣之物。有時候,那是一種在恥辱和驕傲之間翻騰的更基本衝突。要逃離這種心境的確是個需要小心處理的工作。」

林語堂說,書寫自己的文化就像在整理家族寶藏:「甚至連行家的法眼有時都會被欺瞞,他的手指有時會遲疑。」

這個段落讓我想到現代作家馮驥才,他曾寫道:「描述一個地方時,敘述者的最佳位置是從門檻,一腳踏入,一腳仍舊在外。如果兩隻腳都在外頭,你只是在閒扯八卦而已。如果兩隻腳都在門內,你可能看不到大局。用更現代的措辭來說,我會說一個人在描述一個地方時,必須有『距離感』。」

在內江,我曾與他交流過文革口述歷史《一百個人的十年》的某些片段。孩提時,馮驥才想當畫家,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這門學科,因此他轉而投入寫作。就他自己的估算,馮驥才在那十年內寫了一百萬字,全寫在洋蔥紙上,而那些紙不是藏在腳踏車胎裡,就是貼在他公寓房間的報紙壁紙後方。

《一百個人的十年》沒有責怪領導們該為毀滅負起責任,馮驥才反而是記錄了個人的罪惡感,以及他們想為自己行為負責的渴望。如果那是本小說,那本書會被分類到中國浩瀚的「傷痕文學」裡,但我的學生從未讀過以這種方式寫作的當代中國史。馮驥才以不同的角度詮釋中國。

他去年企圖拯救一條有六百年歷史的街道,使它免於在天津家鄉遭到摧毀的命運。天津離北京東南有一千一百公里遠。二○○三年年尾,法蘭西絲打電話給他,他邀請我們過去拜訪。

法蘭西絲和我走出天津火車站,穿越有鐵格子棚的河橋,徘徊在綠樹成蔭的街道上,而那些街道在十九世紀屬於外國使館:大法國路、維多利亞道、營盤小馬路、威廉街。較新的街道標誌上寫著更改過的名字,包括人民、解放和紅旗路。歐式建築得到保存:雙重斜坡的四邊形屋頂、金銀絲細工露台、科林斯式柱廊。在這些殖民宅邸後方,可以窺見遭到忽視的中國人建造的房舍,腐爛的木頭框低低垂掛。

「我想讓人民知道這些不只是老房子,」馮驥才告訴一份當地報紙,「它們代表傳統文化。如果你認為城市有種精神,你就會尊重它,保護它,珍惜它。但倘若你只是把城市看成物質,你就會濫用它,隨意改變它,毫無悔意地傷害它。」

在和他見面前,法蘭西絲和我走去位於天津老城心臟地帶的估衣街,看看他的大力遊說設法保存了什麼東西。路人告訴我們照著新的地標走:在麥當勞轉左,在肯德基轉右。窄窄的馬路只剩一小段。

「我們當然想保存整條街,但完全無計可施,」那裡的化妝店女老闆說,「那不關我們的事,我們不能干涉政府事務。甚至連作家馮驥才都一籌莫展,他真的試過了。看看現在的新街道有多醜。」

只有一棟歷史建築仍舊屹立在那:一間老絲綢店現在翻修成茶館。那天早上,法蘭西絲和我是唯二的顧客。一位女服務生說,「我真希望馮驥才拯救了這條街上的所有建築,而不只是這一棟。」

我知道馮驥才年輕時曾在天津市隊打過籃球,但我在見到那位身體硬朗、活力十足、還能在籃球場上使出肘擊的六十一歲長者時,仍舊很吃驚。他懂英文,一九八○年代他曾花一學期在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研習,他在那寫了《三寸金蓮》。但在他位於天津的辦公室裡,我們則說著中文。

「在一九六○和七○年代,我們憤怒地摧毀我們的文化,」他說。「但從一九八○年代至今,我們則是開心地摧毀我們的文化。」

他說,六個世紀以來,天津的估衣街以賣壽衣而聞名。「突然,某天,他們宣布這地方會被拆毀,只有二十天期限。這裡的每樣東西都在和時間賽跑。」

馮驥才組織了一團攝影師志工,告訴他們:「為每個細節拍下照片:門口、臉孔、街燈、雕刻,所有細節。」那個團隊也採訪了居民,他們的記憶後來被拿來做照片的標題,馮驥才自掏腰包將照片印成明信片。

接著,他在當地郵局召開記者會,主辦「估衣街珍存」,販賣明信片,並在上面簽名。警察強制關閉了這個活動。馮驥才的下一步是自行印製了這些照片和採訪,他將那一大本平裝書的書名取做《舊城遺韻》。馮驥才將書寄給每位公民領袖,題的字是「你心愛的城市天津」。

「最後,官員承諾他們會保留估衣街西邊的六棟舊建築。然後我離開中國去巴黎兩個月,他們就說,『馮驥才不在,我們可以趁現在趕快拆。』」他返國時,整條街都被夷為平地,除了老絲綢店,就是法蘭西絲和我喝茶的地方。

我納悶,為何長久以來,中國老舊和新穎之間的緊張關係需要以如此殘酷和決然的鐵腕手段解決。政府為何准許剷平整個社區,而不是選擇性地拆除無可挽救的建築?

「都是時間和速度在作怪。」馮驥才回答。「對負責此方面的官員來說,他們毀壞舊建築、展開新計畫的速度越快,就能越快地告訴上級,『你瞧,我有很多政績。』而『你瞧,我保存了多少東西』無法讓官員官運亨通,因為中國專注在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