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連爺爺說起的那些歷史故事──天殺的原來我也是個「皇民後裔」

聽連爺爺說起的那些歷史故事──天殺的原來我也是個「皇民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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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改姓名運動是過去臺灣真實歷史的一部份,與其去聽那些游談無根、結論老早確定的政治言語,倒不如認真地讀一讀活在那段歷史裡頭的人和故事。

一、

闊別政壇許久的連戰爺爺,最近又出來和大家說話了。這次是為了拉抬連家公子不甚樂觀的選情,而必須幫忙在媒體鏡頭前搖唇鼓舌,甚至還得重提老國民黨時代跟日本鬼子的仇恨,來鼓動特定選民族群的反日情緒。都這把年紀了,竟然還要把自己擺在這種格局的講台上,連爺爺這回,也當真是辛苦了啊。

連家爺爺最近鬧得比較大條的新聞,是在一場所謂的「中國人反獨護國動員大會」裡頭,刻意把連家公子的對手、臺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先生的名字,給叫成了「青山文哲」。連爺爺的用意,顯然是要強調柯家祖父曾經在日治時代改換日本姓氏的事實,好讓臺下的一眾「中國人」同仇敵愾地來反對柯文哲這個「皇民後裔」(這是連爺爺的潛台詞,但另一位也很辛苦的郝柏村郝伯伯倒是老實不客氣地幫他講出了這四個字)。

而大概是怕不夠露骨,連爺爺接下來還補開了好幾鎗,說這柯家祖父曾是「日本官」,柯文哲於是順理成章地被罵成了「混帳官三代」。就在他罵完以後,群眾裡頭竟也跟著響起了「漢奸」、「走狗」的應和聲──看著這場面一度讓我有點精神錯亂,好似半世紀前的八年抗戰還沒打完,倭寇狗崽子們還盤踞著神州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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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說柯家祖父究竟在日治時代當過什麼「官」,或者連爺爺的爺爺才真的在日治時代裡頭幹過什麼壞事──改姓這件事情,倒有點意思,值得我們把三流政客的拙劣表演丟到一旁,然後回身走進歷史裡頭,說點別的故事。

姓氏,對於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社會來說,意義通常很是重大。華人重視家族的香火綿延與血脈傳承,改了姓氏,等於是昭示自己斷絕了與父系家族之間的連繫關係,自然是頗為忌諱的。而就生活的實際需要來說,早期的農村社會遵守同姓不婚的大原則,這是因為同宗族的人口通常聚居一處,人們在日常生活當中交通流動的地域範圍也不可能很廣,於是隔壁兩、三個村子的同姓者,家族血緣關係很有可能十分相近。為了避免近親通婚造成的種種麻煩,姓氏因此成了分別彼此關係親疏遠近的重要標誌,不能亂改的。

不過,很多時候,人們也會碰到比保存原姓還要來得更重要的事。比方說吧,某人給朝廷立了功,中國的皇帝老爺們一高興,偶爾就會來個「賜姓」。鄭成功就曾經被唐王給賜下了明朝皇室的朱姓,所謂「國姓爺」也就這麼來的。這樣的改姓是歡天喜地的事情──跟皇帝老子同姓啊!就算是本名叫陳學高的人以後要改姓朱,或者是某個叫王叔雷的傢伙要被改成愛新覺羅叔雷,應該都會覺得很開心吧!(以上當然都是虛構的例子,請勿深究)

有人興高采烈的改姓,當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清王朝被革命了以後,一大票前清皇族要在新時代裡頭活下去,扛著「愛新覺羅」的招牌,總是扎人眼目;而旗人子弟在革命反滿的風潮底下,也不好再亮出「蘇察哈爾」之類的滿族姓氏,只好改成許許多多不同的漢姓。這類改姓的滿族後人,隨著國民黨搬到臺灣來的,也有許多。前些年出道的歌手白安,據說就有滿人血統。而若循著她的「白」姓與父系籍貫,大概也就可以找到一些家族淵源的線索了。

另一些歷史的情況底下,統治者為了促成民族同化,也會頒布改易姓氏的政策。這種命令有時是強制的,有時比較像是鼓勵性質。前者像是中學生考到快爛掉的北魏孝文帝下詔改姓,而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日治臺灣皇民化時期的改姓名運動,則屬於鼓勵性質比較高的那一種。

二、

鼓勵而非強制,似乎意味著人們擁有某種程度的選擇自由,但若能細察歷史,我們便會發現,每個人所面臨的實際情況,並不一定相同。

例如林獻堂這樣在中學歷史課本上常被黑體字加粗的大人物,就曾受到警察大人敦促改姓的壓力;與林獻堂交好的銀行家陳炘、楊肇嘉等臺籍士紳,也都曾說到他們被日本政府官員三番兩次勸說改姓的事情。這些當時候的社會賢達,若能配合日本政府的政策改姓,自然可以對普羅大眾起到示範作用。1940年代,總督府的一名日籍官員,在遊說臺籍律師陳逸松改姓的時候,就曾告訴他:「你一個人改姓名,比一百個普通人改姓名,還要有作用,還要有意義。」可見這些臺籍菁英對當時社會的影響力。

不過,上面所提到的一眾歷史人物,都沒有屈從於殖民政府的壓力,一直到後來臺灣的政權易主以前,他們都未曾改換日本姓氏。這些人能夠堅持下來,固然有很大一部份,要歸因於他們擁有強烈的我族認同與主體意識。但現實一點來看,要抵抗統治者的壓力,每個人所擁有的背景條件與資源,也都是不太一樣的。

比方說吧,大名鼎鼎的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在日治後期,已是備受各方敬重的知名國際學者,同時也是受日本政府聘用的大學教授。在改姓名的問題上頭,總督府自不敢對這樣一號人物施予太大的壓力。另外,像是楊肇嘉這樣成功的商人,則有經濟能力舉家搬遷到上海,好讓他不用再「受那套『改名換姓』的囉唆。」在那樣一個時代,屬於不同社會階層的臺灣人,能夠動用的資源與人脈關係也互異。而相較於普通民眾,臺籍的仕紳、菁英在面對改姓政令的時候,或也因此擁有更好的抵抗條件。

條件不這麼好的人,若是他們的抵抗惹惱了統治者,或許得付出一些代價。有些案例是說:人們在拒絕了官憲改姓的勸說以後,沒多久就收到了當局的徵調命令,被徵召到太平洋戰爭的南洋前線。據陳逸松律師的回憶,他的堂兄、前宜蘭縣長陳進東先生,便因此而被抓到菲律賓去擔任軍醫。

臺籍仕紳要面對統治者連番的改姓勸說,而那些不屬於頂端菁英階層的臺灣人,在改姓名運動推行期間,也可能碰到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就拿柯家祖父的例子來說,藉由改姓而讓子女獲得更好的教育條件,這樣的考量,在當時候是很真確的事情。根據出身宜蘭的林平泉先生回憶:他的父親在日治後期擔任地方警防團的幹部,在改姓名的政策發布以後,他便一直受到警防團長的勸說壓力。然而最後,促使林父改姓的動機,正是為了林平泉的教育問題:

「我要報考宜蘭中學的時候,小學校的老師請我爸爸到學校一趟。老師跟我爸爸說,我的成績要進入中學沒問題,但在申請書方面可能就無法通過。我爸爸一聽,頭都大起來了,因為其它的四位本島人同學,已經都改姓名了,只剩下我還沒有。由於這個緣故,所以我爸爸才決定改姓名。我爸爸不希望因為這個原因,讓我無法讀中學。 」

吳濁流名著《亞細亞的孤兒》裡頭,有個保正的角色,也是這樣說的:「孩子到了進中學的階段,就面臨切實的問題了。不管任何保守的人,都會感到改姓的必要。」

「其餘的可以忍受,若關乎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就不行」,放在現代來說,這樣的想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時候的富貴人家,可以選擇送孩子到海外去念書,但家境一般的臺人,就沒有這種選項了。日治時代曾擔任過臺灣文化協會理事、同樣被認為「民族意識強烈」的陳金波醫師,也是為了子女的教育問題,而被迫更改姓名。看來,柯家爺爺在日治後期的處境並不孤獨,實際上在那個時代,有許多人都面臨了和他相類似的選擇題。

其他還有各種各樣的情況,也會造成改姓名的壓力。最容易想像的是任何形式的同儕團體──若是一夥人裡面大家都這麼幹,要堅持當個異類,也是挺不容易的事情。

很快可以聯想到的是學校與軍隊。在學校裡面,沒有改日式姓名的臺籍學生,可能被棒球隊擺在冷板凳上,可能被取消演講比賽的代表資格,還可能遭到毆打。在軍隊當中,也存在強制改姓名的情況,有時是上級一聲令下,整個隊伍的臺人都得自己想個日本人的姓氏跟名號出來,不然就得讓長官來強制取名;甚至還有一些人是在入伍以前,就已經糊裡糊塗被管區巡查給取好名字了。(以上所述都找得到實例,請參考文末開列的延伸閱讀)

各種與日本人有密切關係的職業,也很容易面臨到改姓名的壓力,例如公務員、做政府生意的大小商人、或者像柯家祖父一樣的教職員。在許多情況底下,改名換姓也就只是為了保住飯碗,不得不然。而就算只是在街上開店做小生意,要是不幸因為改姓名的問題被官憲盯上,也是挺麻煩的。於是改姓在這種時候,首先意味著生計問題,其後才是認同問題。

再一種直接的壓力也關乎生計──改姓名運動剛推行的時候,正值太平洋戰爭時期,不多久,糧食就變成了統一配給制。而改了姓名的家庭,便有可能在配給制當中,獲得比較優厚的待遇。長榮集團的總裁張榮發先生就曾說,他小的時候全家改姓「長島」,便是為了爭取較好的政府配給。作家陳芳明的父親改姓「田中」,也是為了同樣的理由,但他們家並未因此得到足夠的配給,於是在一切資源匱乏的情況底下,他們只好遷居到臺南的鄉下去。如同陳的母親所言:在戰爭期間只要能夠活下去,什麼方式都願意嘗試。而改換姓名,或許就是所有這些為了生存所做的掙扎當中,成本相對低廉的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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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然,也不是所有參與到改姓名運動裡面的臺灣人,都是迫於無奈的(這個問題還可以換成另外一種思路──什麼樣的處境才算是「無奈」呢?我們很難比較每個為了配給而改換姓名的臺人家庭,其境遇究竟是好或者壞,判準又是誰說了算呢)。實際上在1940年代之前,就已經有一些臺灣人改換了日本姓名(顯著的例子是《賽德克‧巴萊》裡的花岡一郎與花崗二郎),同時也存在著許多臺人為新生兒取日式名字的現象。

像這樣的事例,或者是真正積極地在追求「成為皇民」,或者更多的出於一種功效主義的考量。就後者而言,改姓名的意義,或許就像是換去一件外衣。我們看同時代有個叫山口淑子的日本人,取了個中文名字叫「李香蘭」;更早以前還有個中國史上的大人物,取了個日本名字叫「中山樵」。如果一個人在面對姓名問題的時候,並不迷惑於「自己是誰」的認同問題,那麼對他們而言,名字的工具效益,有時或許比起它所承載的其他意義,還來得更為重要。

不過,也有許多人面臨改姓名的抉擇時,會在功效與認同的問題之間拉扯。改了姓名,有利於在這個時代的生存,卻也受困於原本的自我文化意識(再次強調,這種意識絕不是每個人都一樣的)與認同,這種時候該怎麼辦呢?

妥協的辦法是在新的日本姓名上做文章。例如原本姓陳的人,可能會把他的日本姓氏取作「潁川」,這是因為陳這個姓,通常被認為淵源於中國的河南潁川地方(不過殖民政府後來明令禁止了這種連結姓名與原鄉籍貫的做法)。姓胡的臺灣人,則可能會把原姓拆成兩半,於是他的日本姓氏就成了「古月」。類似這樣在新的日姓與原有姓氏之間設計連結關係的辦法,都是希望在改名之餘,也能向外人表白自己未曾忘本的心志。李喬小說《寒夜》第三部裡,蘇阿華的父親改姓為「永田」,象徵蘇家世代耕田的祖傳家業,也是基於同一種思路,以表達他「多多少少還算沒有完全丟掉原有的東西」。

另外有個流傳很廣的故事,說是臺灣新民報裡一個名叫黃周的記者,在改姓名運動展開以後,給自己取名叫「吾黃周也」──意即「我是黃周」。這故事雖然很有意思,不過黃周先生大概很難真的拿這個名字去跟日本政府申請登記。比較可能是在日常生活中以此自號,或者跟人家抬槓的時候引為談資吧。

另外還存在著一些比較取巧的辦法,來規避改姓名的問題。例如「林」或「柳」這類的姓氏,在臺灣與日本社會裡面都有,於是姓林、姓柳的臺灣人,便能主張他們擁有的也是日本姓,只需在唸法上改成日文發音即可,沒有再改姓氏的必要,據說林獻堂當初向日本警察推託改姓之事的時候,就用上了這樣的藉口。

運氣不好的話,改了日本姓氏的臺灣人,也會面對到各種被異樣眼光看待的處境。這些人在改名之後,可能會發現自己無法被看作是真正的日本人,卻也不歸屬於臺灣人,甚至還可能同時遭到兩邊的歧視。一邊罵作是「清國奴」,一邊又罵作是非人非畜的「三腳仔」,這些言詞上的羞辱,也是一些改姓臺人曾共同面對的難過經驗。

撇開上述問題不說,在日治時代,確實也有很多臺灣人,會自然而然地響應皇民化──如果一個人從小就生在日語家庭,接受日本教育,並且一直也沒能在任何機緣底下,萌生殖民地人民的受暴意識,會這樣想,大概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沒能萌生「受暴意識」,有時或許就是個人的運氣壞了一點。而若換一種角度來看:在傳媒與資訊流通條件更好的現代臺灣,走了類似這樣壞運的人,或許還要更多,並且還更值得批判吧)

曾擔任過日軍志願兵的蕭金海先生就曾談到:他給自己改的名字,便是在向兩位日本歷史上的忠臣致敬,而他也坦承當時自己受日本學校教育的灌輸甚深。另外也存在著因為崇敬朝日旗、而將日本姓氏取作「東」(即朝日升起之處)的臺人改姓案例。任何一種狂熱的氛圍,都很容易影響到活在那裡面的人們。黨化教育底下所發生的領袖崇拜、文革時期大批的新生兒被取名為「衛東」、「向紅」,本質上來說,都是差不多的事。

最後,在所有那些因為形形色色的理由而改姓名的臺人當中,必定也存在著一些心態糟糕的傢伙。吳濁流的短篇小說《先生媽》裡面,描述了兩個把改姓名視作士紳階級專利的臺灣人。他們認為自己在生活與精神上都已融入日本,同時也露骨地對那些同樣改了姓名、但社會階級較低的臺人,表達出嚴重的歧視。像這樣一心只想「脫臺入日」、追求與「高貴的日本人」比肩的人物主題,是當時一些臺灣文學的共同特色。例如王昶雄《奔流》裡的伊東春生,朱點人《脫穎》裡的犬養三貴,都是時常被討論的例子。

而在吳濁流的故事裡面,這兩個人物改姓名的行為本身,倒不是值得譴責的事情。真正討人厭的是那種看不起同胞的心態,甚至是欺負人的行為。小說情節雖然是虛構的,這兩個人也可能只代表作者所設計的一種隱喻,不過,在日治時代的真實歷史裡面,我們倒是知道不少幫著統治者欺負同胞的歷史人物──要譴責日治時代的改名換姓者之前,恐怕包括連爺爺的爺爺在內,有許多人可是排在更前頭,等著挨罵呢。

四、

有關改姓名運動的故事說到這裡,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而我們其實很難估算:那個時代究竟有多少臺灣人心中,因為各種不同的理由,而曾經存在著響應要改姓名的想法。

許多文章總喜歡強調1943年的一項統計數字,宣稱那時臺人改日本姓名的比例不到2%,因此證明了當時大部分的臺灣人都「心懷祖國」云云。且不管這種論述當中的邏輯跳躍,實際上在探究日治後期改姓名運動的諸多文獻當中,很早就有一篇奠立基礎的論文曾指出:若以戰後臺北縣民眾恢復原有姓名的比例來看,該縣至少有7%的人口曾在日治後期改過姓名。

另外,還需考量的是改姓名運動在早期設有比較嚴苛的條件限制。若不是講日語的「國語常用家庭」(應注意的是:這與所謂的「國語家庭」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應混淆),還沒有辦法通過官廳的審核,順利地改名換姓。以一本英文文法書聞名全臺的柯旗化先生,就曾在他的回憶錄裡談到,他的父母因為不會講日語,「即使想改姓名也沒有資格」。不過,這種限制到了戰爭後期,為了鼓勵大批臺籍志願兵改姓名以增強他們對日本帝國的向心力,就被大幅放寬了。

另一方面,可以想見的是: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發展,民生物資的配給也日益緊縮。越到日治後期,改姓名運動對於一般小老百姓的誘因,應該也會隨著升高吧。無論如何,迄今我們似仍未能找到1943年之後的統計資料,因而也無法估算:到日治結束以前,究竟曾有多少臺灣人改過日本姓名。

當然,我們說改姓名的臺人在整個日治末期為數不止2%,也並不是說當時響應這一運動的群眾就有多麼踴躍(雖然老有些人覺得答案只能是「當時的臺灣人都很想/很不想改姓」,而根本忽略掉歷史情境不斷在變動,所謂「臺灣人」也是由形形色色不同的人所組成的)。

實際上改姓名政策在1940年最初推行起來的績效並不怎麼好看,於是隔年就有了各種各樣的推廣組織與活動。除了官方策劃的一大堆懇談會、座談會、演講、政令、甚至是「改姓相談所」(一種諮商中心的概念吧)以外,在臺北,還有一些日本人聯合成立了「臺灣改姓名推進會」。這個協會出版了一些頗有意思的刊物,以擴大宣傳改姓名運動的影響範圍。

下面來看看這個「改姓推進會」的兩件出版品,其內容大致差不多,除了請來眾多名人講述改日本姓名的深刻意義以外,其他就是介紹一些關於改姓名的填表申請等技術指南。頗有趣的是,書裡面還附錄了歷代天皇的名諱,籲請所有改名的臺人務必不能選用這些字,以盡「尊皇敬神」的「臣民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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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書裡面也會提供一些常用的日本姓名參考,讓那些為發想姓名傷透腦筋的人能夠有些參考選項。而你可以看到:當時的日本女性姓名,幾乎清一色都是「○子」或「○○子」──這個現象和二十世紀的普通日本百姓剛剛獲得正式姓名的歷史有關,我們或有機會在另一篇文章裡頭,說點這方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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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整個改姓名運動的歷史過程,人們或許可以用各自不同的價值標準,去罵日本殖民政府真是壞透了,或者要指著誰的鼻子說是走狗漢奸。但令人意外的是,在這整個故事行將完結的時候,戰後的國民黨政府,也在裡頭扮演了令人討厭的壞蛋角色。

當1945年臺灣政權易主、臺人要在國民黨統治底下恢復舊姓的時候,這時的政府至少幹了兩件壞事:一個是趁著眾多臺人還沒能通過繁複手續改回原本姓名的時候,就將他們的財產視為日產並強制徵收;另一個則是強制原住民族群從日姓改為漢姓,而且完全不做(日本人至少做得相當精確的)相關家族譜系的調查,隨意給血緣相近的原住民冠上不同的姓氏,導致了日後一些亂倫悲劇的發生。

就像我所讀到的一篇論文的結論所談到的那樣:「更改姓名、回復姓名都是統治者之決定,身為當事者的臺灣人卻未能贊一詞」。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許多臺灣人,或許都曾對自我姓名的不能自主而感到困惑。藝術家謝里法是一個例子:他在日治後期出生沒多久就因為被送養而改姓,其後在皇民化運動裡面再度改姓,1945以後他又被換了姓名,於是到紐約以後,他乾脆為自己取了新的名字,並終於宣稱了他的「獨立」──最終,決定我們在生命與歷史的長河當中應當認同什麼的人,只會是我們自己。至於別人要怎麼評斷我們各自的認同,大概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吧。

五、

這篇文章是因著連爺爺的一席話而聯想到的,而這幾天已有許多針對連爺爺與郝伯伯的精闢評論猛烈砲轟,兩位老先生的邏輯不靈光已是顯而易見的事,大概也沒什麼別的話好說了。

不過,也真是多虧了兩位老先生,我才想起自己原來也是個「皇民後裔」──我還在念大學的時代,有一門課的作業,是要我們訪談家中長輩的幼時記憶。那時我還在世的外婆,就曾提到他的父親曾經在日治後期改換日本姓氏,以換取更多戰時物資配給的事。那是我第一次在書本以外的真實世界認識到皇民化時期的改姓名運動,而且與我如此接近。如果你的爺爺、奶奶都還健在的話,誠心推薦你也去訪問他們那些關於從前從前的回憶。可能你也會發現自己原來有些天殺的身世背景,或者驀然覺得,歷史離你從來不遠。

改姓名運動是過去臺灣真實歷史的一部份,與其去聽那些游談無根、結論老早確定的政治言語,倒不如認真地讀一讀活在那段歷史裡頭的人和故事。首先,這絕對會比聽那些老不讀書的政客們講故事有趣多了。其次,也唯有更多、更好地認識那些渺遠的時代與人,我們對於歷史的談論,才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值得信靠的基礎。

否則,就像連爺爺所說起的那些空泛故事:裡頭盡是些拙劣的催眠暗示,而再不能量秤到一點關乎真實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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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 吳秀環,〈日治時期臺灣皇民化政策之改姓名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收錄於李筱峰等編,《臺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6),頁176-183
  • 近藤正己撰,林果顯譯,〈「皇民化」政策的形成〉,收錄於薛化元主編,《近代化與殖民:日治臺灣社會史研究文集》(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第12章。
  • 蔡錦堂編著,《戰爭體制下的台灣》(台北:日創社,2006),第6章,〈改姓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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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