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美中貿易戰比為鴉片戰爭,這樣的「民族情感」恐怕扭曲了歷史

將美中貿易戰比為鴉片戰爭,這樣的「民族情感」恐怕扭曲了歷史
Photo Credit: William Daniell @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一切複雜的問題,都被簡化成是一場民族大義的對外戰爭,這反而顯示了當代中國恐怕跟1901年的滿清相差無幾,仍然是一個自滿於封閉的自我意識,希望藉著「民氣可用」來面對全球化衝擊的顢頇帝國。

在5月19號美中發表聯合聲明之後,劍拔弩張的美中貿易戰看似告一段落。但在中國代表團赴美磋商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插曲。在中國的網路社群新浪微博上,出現一張大量被轉發的圖片。這張圖片由兩張照片合成。上面一張是這次中國代表團與美國國會議員會晤的照片,照片的左邊是由劉鶴領軍的中國貿易代表團,右邊則是美國的國會議員。下面一張則是1901年「辛丑條約」簽約時,滿清官員與西方外交人員的合照,照片中滿清官員坐在右邊,西方的外交人員坐在左邊。

這張圖片被大量轉發,甚至一度連共青團的官方微博也加入(後來遭到刪除)。有趣的是,轉發這張圖片的中國網友,賦予了這張圖片兩種完全不同的詮釋。第一種詮釋是將兩張照片對比,指出一百年前滿清官員的老弱不堪,對照今日劉鶴率領中國的青壯官員與美國白髮蒼蒼的國會議員會晤。從這裡引申出今日中國已非垂垂老矣的滿清,而是正在崛起的新興霸權;藉此也暗諷百年前的西方歐美列強,到了今日也已經開始走向下坡。而第二種詮釋就沒那麼樂觀了。在這樣的詮釋裡,劉鶴率領的代表團仍像百年前跟列強磋商辛丑條約的滿清代表團一樣,被西方強國逼迫簽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先不論上述哪一種詮釋,更符合今日美中貿易戰實際的情況。這兩種詮釋都反映了在中國人心中,仍然無法忘卻百年前滿清面對西方列強所留下來的傷痕。這樣的傷痕形塑了當代中國所謂的「民族情感」。只要在國際上中國出了什麼好事,往往就會被當成洗刷了過往百年屈辱的象徵;相反的,只要中國在國際間出了什麼壞事或是遭遇了什麼挫折,往往又會拿來跟百年前的「喪權辱國」相比附。

《辛丑条约》签字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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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醜條約》簽字時的照片,在最近又被拿出來跟中國代表團拜會美國參議院的照片比較

建立在列強欺壓中國下的「民族情感」

在中國過去百年來,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歷史敘事中,這樣的傷痕來自於一個歷史想像:古老又富強的中國被西方船堅砲利的列強打壓,最後在列強有意的瓜分之下成為了衰弱不堪的半殖民地。

更具體來說,雖然各個版本的想像故事在細節上略有不同,但共通的過程大約是:

過去的滿清是個能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古老帝國。而地理大發現後的西方發現了這個物產豐饒的國家後,十分渴望跟滿清展開貿易。在乾隆和嘉慶年間,英國派出了馬戛爾尼、阿美士德等使節團期望跟滿清通商卻遭到拒絕。到了道光年間,英國決定利用鴉片打開中國市場,在遭遇林則徐的抵抗後,不惜發動鴉片戰爭,以武力敲開中國的大門。戰後中國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跟英國進口鴉片。鴉片的流入造成了中國白銀的大量流出。各國商人也趁機從通商口岸湧向內陸,在漢奸的幫助下魚肉鄉民,掠取經濟資源,造就了滿清末年和近代中國的「積弱不振」。

這類歷史想像不僅在民間流傳,甚至被編入教科書之中,被當成官方認定的歷史事實教授給下一代。在這樣的教育之下,不只對岸的中國,甚至連台灣都有許多人認同這種由歷史想像建構出來的「民族情感」。

現在我們之所以敢宣稱這樣的歷史敘事是一種「想像」,原因是出在隨著近幾十年世界歷史學界研究的進步,加上對「全球化」以及世界經濟更深入的了解。當我們回過頭去看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會發現引發滿清在經濟與政治上崩潰的實際成因,遠比中國近代知識菁英所瞭解的還要更複雜。因此過往這些知識菁英所認定的「事實」,到了現代已經被台灣、西方,甚至是中國歷史學者的研究證明為只是一種「想像」。

遺憾的是,這樣的想像塑造了中國當前主流的「民族情感」,甚至進一步決定了當代中國的政策方向。在中國的網路上,就出現一些拿鴉片戰爭來比擬美中貿易戰的文章。接下來我們就從當代世界歷史學的研究成果,去談造成滿清「積弱不振」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再來對照今日美中貿易戰下中國的政策方向是否正確。

中國人服食鴉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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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西方眼中的中國市場

前面談到對於滿清末年的歷史想像,其中第一個錯誤,就是把造成滿清積弱不振的經濟原因,算在外國人在鴉片戰爭後在大小「漢奸」的幫助下對內陸進行的經濟掠奪。事實上,對西方國家的商人來說,19世紀的中國其實是一個經商條件非常惡劣的經濟體。牛津大學的歷史學者John Darwin在《帖木兒之後》一書中描述了當時西方商人眼中的中國市場:

商業失敗的風險,幾乎無一處不高。極端氣候、不可靠的情報、易波動的貨幣、海難或政治動亂,皆加劇長距離貿易原本就有的一般風險,因此印度、中國境內歐洲商行的「陣亡率」甚高。

因此歐洲商人根本無法、也無意深入內陸,只能待在沿海港市專注進行大宗貨物的進出口貿易,跟內陸的貿易只能依賴跟中國本土商人交易,又因為中國本土的商人不願意直接跟外國人打交道,因此外商只能依賴被稱作「買辦」的當地中間人。在現代影視作品中只能靠著外國人狐假虎威、可憐兮兮的漢奸,在真實歷史中才是主導外商在中國經濟活動的重要角色。就算依靠中間人的幫助,外商在中國的陣亡率仍是高得嚇人。到1870年代,早期進入中國的外商在高風險的經營環境下倒到只剩下兩家:

在競爭激烈又充滿變數的市場裡,獲利不易。企業淘汰、更替速度極快。到了1870年代,除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太古洋行(Butterfield Swire)這兩個最大的外商之外,其他企業都已垮台,或者讓位給新進來的企業。

John Darwin認為相較於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內部凝聚力非常強的共同體,加上滿清整體國力雖然弱於西方國家,但整體資源仍足以自保。因此站在西方視角,外國勢力在19世紀並沒有成功的打進中國市場,中國成功防禦了來自西方的經濟掠奪。

英國鴉片傾銷中國導致了白銀外流?

第二個錯誤,是想像鴉片進口導致白銀外流,讓滿清陷入經濟困境。會出現這種想像源自於19世紀中國發生了名為「銀貴錢賤」的通貨緊縮現象。這個現象讓本土的金融機構錢莊、票號大規模破產,連帶造成景氣蕭條,衝擊城市的商業與農村經濟。間接導致諸如太平天國、捻匪等變亂發生。

傳統上認為是因為鴉片導致白銀外流,才造成通貨緊縮的現象。但在中國媒體鳳凰網的歷史專題報導「重讀林則徐」中,有許多中國學者提出了相當激進的翻案論點。例如河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宏斌寫作的〈林則徐不明白在鴉片戰爭後中國出現「銀貴錢賤」現象〉,或是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系的教授賀力平寫作的〈1840年中國只有銀貴錢賤問題,並無白銀外流問題〉。這些文章都指出了鴉片進口並沒有替中國製造顯著的貿易逆差。

英國在印度的鴉片儲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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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在印度的鴉片儲存庫

賀立平重新評估了當時滿清對外貿易的數字,認為「在1838~1839年以前的22年中,中國對外貨物貿易逆差或白銀外流累計總額為4,084萬兩,年平均186萬銀兩。」跟傳統估計當時中國一年流出千萬兩白銀的論點相較,賀立平認為過去鴉片造成白銀外流的數字之所以會被高估,來自於三個問題:

  1. 他們使用鴉片的國內銷售價作為進口鴉片的到岸價;
  2. 他們沒有聯繫正常貨物貿易的平衡來對中國對外貨物貿易的總體平衡情況進行估計;
  3. 他們對當時中國正常貨物貿易的順差情況估計不足。

賀立平認為修正後的白銀外流數字,也只是反映了與歐美貿易的狀況。如果再考慮中國當時對歐洲以外市場輸出商品所造成的順差,可以斷定當時根本沒有白銀外流的問題。更重要的證據,來自於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全面開放鴉片合法進口,照理來說應該更加劇白銀外流。但統計數字顯示了1840年到1850年間,白銀外流的數字逐漸趨緩,到了1850年後,滿清對外貿易反而又轉回順差。

另一位學者王宏斌進一步提出,19世紀滿清發生的「銀貴錢賤」現象並非跟白銀在市場上的多寡有關,而是源自於名為「杰科布定律」的經濟現象。簡單來說,就是因為19世紀諸如捻亂、太平天國等民變與頻繁的水旱災,讓能夠保值的貴金屬貨幣價格大幅攀升。因此這些中國學者認為,滿清官員與當時的知識份子把「銀貴錢賤」的現象歸咎在鴉片進口所造成的白銀外流,是錯誤的將當時的經濟現象混淆所造成的偏見。

造成清朝19世紀白銀外流的恐怕是全球化

相對於中國學者認為19世紀根本沒有白銀外流問題的激進觀點,台灣學者在這個問題上就顯得比較保守,認為當時確實有白銀外流的問題。但台灣方面的研究同樣顯示了白銀外流的原因並非是因為鴉片貿易,而是受到了全球化的影響。這也牽涉到第三個對清末歷史的錯誤想像,那就是把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想像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是因為鴉片戰爭戰敗,才向國際市場開放。

我們過去已經談過,對於世界第一波全球化的研究,證明了早在明代中國的經濟就受到全球化貿易的影響。明朝中後期雖然政治腐敗國家陷於空轉,但受惠於太平洋貿易帶來的大量美洲白銀,經濟反而出現了爆炸性的繁榮。

而清朝其實也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的鴉片戰爭之前,就已經捲入世界金融的漩渦中。貨幣研究家張惠信在《中國貨幣傳奇》一書中,就談到在鴉片戰爭前的道光九年(1829),兩廣總督李鴻賓在奏章中提到外國的商人透過沿海的走私貿易,將銀幣流入滿清的市場。當時外國銀幣相較於清朝所通行的銀兩還有銅錢,具有相對強勢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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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兩「揚州元寶」

原因在於中國慣用的銀兩,含銀量在每個地區、每個時期都不固定。雖然在有些地方銀兩的含銀量比等重的外國銀幣更高,但由於不是固定值,因此在流通上都要透過驗「成色」(含銀量)這道手續再將重量按照含銀比例打折使用,加上中國的銀兩鎔鑄沒有固定的形狀、又常常為了找零被鑿成輕重不一的小塊。銀兩的這些性質讓交易雙方在每次交易時,都要經過許多比今日外幣匯兌更麻煩的手續,等於變相增加使用銀兩的交易成本。

相對之下,外國傳來的銀幣雖然含銀量不比中國某些地區的銀兩高,但含銀量固定、重量固定,這讓銀幣不需要經過秤重、驗成色折算等麻煩的手續,就能照枚數交易。於是外國銀幣方便流通、減低交易成本等競爭力高於中國銀兩之下,逐漸取代銀兩成為東南各省的流通貨幣。道光十五年(1835)兩廣總督盧坤就上奏:

洋銀一項,來自夷船,內地因其計枚定價,既不必較銀色之高低又無需秤分兩之輕重,遠行服賈,便於攜帶,是以東南沿海各省市廛通行,而粵東為夷人貿易之所用尤廣。大商小販無不以洋銀交易,海口出入向不查禁。

這樣的狀況不只讓滿清的國內金融跟國際掛鉤,更間接造成了白銀外流。因為使用上的便利,使得民間更樂意使用外國銀幣而非傳統的銀兩。這種心態使得外國銀幣的交易價格高於他實際的含銀量,於是滿清國內大量成色較高的白銀,被拿去換成外國含銀量較低的銀幣。當時的滿清官員已經注意到這個現象,但無法阻止。道光十三年(1833)閩浙總督程祖洛就上奏:

閩省市間所用洋錢,每一元作庫平紋銀七錢二分,而鎔淨除耗實不足七錢二分之數。以內地足色之紋銀,易外夷低色之洋錢,實非民間之利。而民間習焉不察,通用已久,今若驟行禁止,於民諸多不便,於勢亦有不能。

台灣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林滿紅在《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一書中,認為從1814到1850年之間,清朝確實出現了白銀外流的問題。從1775年開始,因為種種原因,中國停止了從亞洲其他國家輸入白銀,開始單獨依靠南美洲作為唯一的白銀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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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斐迪南七世時的西班牙銀圓,在中國被稱為「佛頭」

到了1808年左右,由於西班牙捲入了拿破崙戰爭,遭到法國入侵。因此原屬西班牙殖民地的南美各國,紛紛開始了獨立運動。戰爭與政治動盪造成了南美洲白銀的供應出現波動,自然也使得滿清的白銀輸入出現問題。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陳國棟提到,到了1820年左右,英國開始採用金本位制,放棄以白銀作為主要通貨。1857年美國也通過《鑄幣法案》(Coinage Act of 1857)禁止外國銀元在本國流通。在全球市場上白銀又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因此到了1850年間過剩的白銀又重新湧入中國,於是滿清銀貴錢賤的問題得到解決。

可以看到,縱使在19世紀中國是否出現白銀外流的問題,台灣與中國不同學者間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各方研究都一致同意「鴉片貿易造成白銀外流」這個在歷史課本裡行之有年的觀點並不是事實。林滿紅本人在其他媒體的專訪中,也提到1850到1887年間鴉片的進口量是1814到1850年的兩倍,但這時白銀回流中國的數量卻是之前流出量的兩倍。這點也跟前面引述中國學者的研究結果相符。

無論古今,中國積弱不振的原因都來自內部

我們前面花了很多時間重新探討清末積弱不振的真實情況,原因出在今日中國面對世界的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實被過去錯誤的歷史想像所左右。在面對西方國家時,中國習慣自居於受害者的角色,把西方想像成單方面帶有惡意的侵略者。在今日中國的政治宣傳中,仍是把西方稱為「帝國主義者」,時時刻刻當成「亡我之心不死」的敵人。

探究這樣的心理,中國對近代史的解讀或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可是當我們透過現代的歷史研究去還原當時的情況,可以發現真實的情況跟過去主流的歷史想像有相當的距離。滿清時代的積弱不振,與其說主因是受到外國勢力惡意的侵略,更不如說是中國自身的問題,讓滿清無法面對全球化帶來的衝擊。

像是當時中國相對落後的銀兩制度,讓清朝面對外國銀元的流入毫無招架之力,造成了國際白銀的波動直接重創19世紀初期的中國經濟。雖然19世紀末在張之洞等人的努力下,滿清也嘗試自鑄銀元對抗,但為時已晚。又像是中國在19世紀人口過剩造成的土地兼併加劇,以及明末蕃薯、馬鈴薯傳入後清代山坡地濫墾造成水旱災頻仍的問題,都讓國內政治動盪演變成內戰,進一步讓中國的經濟狀況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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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Thomas Peter / Reuters / 達志影像

對照今日的美中貿易戰,在中國官媒的定調之下,仍是把這場貿易衝突當成是「抵禦外侮」的戰爭。但這場貿易衝突的成因,反映的其實是智慧財產權在中國長期缺乏保障,以及中國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等種種問題。所以解決之道,也應該是中國政府建立更健全的制度去解決智財權問題以及讓經濟更進一步的自由化。

但中國的做法卻是反其道而行,把外國政府對中國制度提出的挑戰當作是對中國的攻擊,用民族主義的宣傳話術把經濟改革的問題轉化成是民族復興的問題。像是中國政府近幾年力推的「人民幣國際化」,從金融的角度來看,這一項政策確實對中國運用國際資本還有控制國際金融風險有所助益。但這項政策的成敗,取決於人民幣是否能受到國際市場的信任。

人民幣如果要取得全球市場的信任,最根本的問題應該是建立空開透明的金融體系,以及加快金融市場自由化的腳步。然而中國經濟長期以來壞帳率過高、國營企業超貸、政府過度控制金融市場等問題,都是阻礙人民幣國際化最大的原因。但在中國國內,卻將人民幣國際化當成是建立大國地位的象徵,把人民幣國際化之類的金融問題轉化為民族復興的政治問題

在這樣的氣氛下,像是宋鴻兵《貨幣戰爭》之類把世界金融當成國際陰謀的小說,反而在中國民間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將產生一種錯誤的觀念,把中國在國際上所遇到的挫折、挑戰都簡化為外國勢力的惡意打壓,而非反省並完善自身體制的契機。

但這樣的意識其實無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就像清末義和團高呼「扶清滅洋」,其實並無助於打破滿清積弱不振的局面一樣。因為中國真正的問題其實在內部而不在外部,就像解決美中貿易摩擦,中國該做的也是藉機建立完善的智財制度、整肅對企業過度干預的法規、整頓中國經濟裡的裙帶關係。

當一切複雜的問題,都被簡化成是一場民族大義的對外戰爭,這反而顯示了當代中國恐怕跟1901年的滿清相差無幾,仍然是一個自滿於封閉的自我意識,希望藉著「民氣可用」來面對全球化衝擊的顢頇帝國。今天的中國如果要避免重演過去的錯誤,恐怕還應該早點走出時時提防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受害者意識,以務實的經濟政策取代過多的民族意識形態才是上策。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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