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葉門恢復穩定的辦法,就是國家「不要統一」

讓葉門恢復穩定的辦法,就是國家「不要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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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南北葉門統一前,相較於北葉門,南葉門受到英國殖民影響,讓1990年南北葉門統一後,政治結構上的差異和過往兩國的矛盾與衝突,成為葉門長期紛爭與內戰不斷的原因之一。

文:sugarcanewarrior(國際關係研究者)

談論到中東與北非的阿拉伯世界衝突,許多評論會將其單一歸因到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遜尼派與什葉派、世俗化與宗教化等光譜兩端,做為宗教衝突的解釋,或是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在地緣政治上的衝突所引起的代理人戰爭。而有些評論則是單以歷史因素看待英法等國的殖民主義,或是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在中東與北非世界的介入,作為解釋中東衝突的原因。

這些因素或許皆為衝突點之一,但如果過度歸因於單項因素則易於偏頗,甚至是純以二元論進行批判單一國家的介入。在以巴衝突、敘利亞與伊拉克內戰等評論常會見到此類狀況。

因此,在看待葉門內戰時,應思考的是許多伊斯蘭國家皆有不同教派、城鄉衝突、人種、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為何葉門共和國自1950年建國以來難以形成統一政府?葉門國內的政治結構為何難以有效統治國家?在分裂與共治下,統一或獨立何種對於區域、國家來說會是較好的情況?

百年暴政,勝過一天的無政府狀態

在伊斯蘭政治文化中,「百年暴政勝過一天的無政府狀態」是一種廣為流傳的看法,原因在阿拉伯世界的艱苦環境,讓人民多以部族作為政治結構的基本組成,在伊斯蘭興起後,部落、宗教等不同的組織共同建構了大小不一的部落聯盟。在和平許久的台灣或難想像部落聯盟的情況,不過從幾年前的電影《賽德克巴萊》或電視劇《風中緋櫻》,或可從中看出部族政治的競合與衝突。

工業化之前,這樣的結構透過儀式化的制度深植在中東世界部族中。不管是先前幾個阿拉伯王朝、或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也多透過部落政治治理境內大小各異的繁多部族,即使是一戰後陸續建立的中東諸國,其中央政治結構也較西方國家鬆散。

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期,英國侵略亞丁灣地區,成為英屬印度的殖民地。在南北葉門統一前,相較於北葉門,南葉門受到英國殖民影響,尤其是在都市化過程中,都市地區解構傳統部族組織,取而代之的是新興中產階級如知識分子、工商階級出現。而近代化國家中稅務改革、人口普查、治安方面也讓南葉門政府相較於北葉門擁有較佳的統治能力。

而北葉門則在一戰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崩潰後獨立成葉門王國,但在1962年受到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透過民族主義支持者罷黜了新任葉門國王穆罕默德巴德爾(Muhammad al-Badr),經過內戰後由共和派獲勝,自此成了葉門阿拉伯共和國(北葉門)。不過,由於過往的部族社會受到西方影響較少,仍以傳統的部族政治影響到北葉門共和國的統治能量,也因此在1990年南北葉門統一後,政治結構上的差異和過往兩國的矛盾與衝突,成為葉門長期紛爭與內戰不斷的原因之一。自統一後葉門發生至少七次的內戰狀態,宗教衝突與區域國家的介入,不但加深了彼此的矛盾,也破壞了本就脆弱的經濟體系,形成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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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稀缺,脆弱的經濟體系

如前述提到,葉門的衝突原因有很多,但本身天然資源的缺乏以及逐年攀升的人口,擴大了衝突的因素。然而,中東與北非在英法等國殖民期間,殖民母國帶來了近代化與工業化,但也如同其他中東國家,經濟發展基礎有幾個核心問題。

中東國家大多在西方第一波工業化後從殖民母國引進了新興的工業化設施、管理與經營技巧、工業技術等,影響了原先的遊牧或農耕傳統社會。都市化地區轉變了舊有的社會結構,產生了新一批中產階級,而殖民母國透過新興社會結構逐步建立近代國家的統治權力,如透過關稅、就業培訓、教育制度建構公共體系以及財政收入。

不過殖民母國的治理核心在特定資源,因此殖民政府的官僚體系著重在國內穩定與特定的國營企業發展,加上稅收不易,以及對市場的操控較差,整體經濟體系十分脆弱。工業化基礎薄弱、過度仰賴特定資源,造成葉門經濟常受到國際市場影響而衰退。

葉門主要產業型態仍為農業,在20世紀中期南北葉門尚未統一前,就因頻繁的國內衝突及軍事政變造成動盪,更加劇了不穩定的經濟結構。

小結

今日的葉門常被視為是失敗國家,失敗國家指的是國家無力維護主權與治權的完整,無力運作正常國家的權利與義務。美國非政府組織和平基金會(Fund for Peace)曾提出廣被接受且多方引用的定義,包括無力維持國家武力的壟斷、領土的控制、無力維持公共服務如基礎建設,教育系統、無力對外行使主權等。

而和平基金會對於失敗國家有個脆弱國家指數的評比,葉門在2018年評比中排名第三,長期的內戰對葉門本身貧弱的經濟體系造成更為嚴重的惡性循環。可以說由於資源的稀缺造就脆弱的經濟體系,而部落聯盟的政治模式又加深了資源分配的不均以及衝突。

對於如今的葉門局勢,追根究柢在社會結構尚未轉變前,不同部落間本就會因不同因素分分合合,周遭國家的介入在歷史上也不是第一次發生。國土的分裂或許更有助於葉門地區的穩定,然而南北蘇丹分裂後的國境衝突仍歷歷在目。在一個沒有壓倒性軍事力量可以服眾的地區,往後日子或許仍是衝突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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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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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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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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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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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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