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再認識(三):「倭寇」是日本侵略中國嗎?

中日關係再認識(三):「倭寇」是日本侵略中國嗎?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很多中國人的認識中,「倭寇」被視為日本侵略中國的例子。無他,倭寇的倭字,就是中國對日本人的稱呼之一。但從四個角度分析,倭寇並不是中日兩國政府之間的戰爭。

在很多中國人的認識中,「倭寇」被視為日本侵略中國的例子。無他,倭寇的倭字,就是中國對日本人的稱呼之一。望文生意,發生在明朝的「倭寇」之禍,就很自然地被視為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了。倭寇之禍對中國有長久的影響,這是中國第一次面對大規模的海上騷擾,從此,中國的「邊患」不僅來自北方民族,還多了東南的海患。

在中國古代編寫的軍隊教科書中,到鴉片戰爭前夕,如何擊敗倭寇還是教導官兵如何海防的主要範例。雖然在學術界,倭寇已經不太被認為是「日本侵略中國」,但在中國民間,由於教科書大多不加分辨,傳媒又喜歡煽動反日情緒,這種錯誤的認識還在繼續流傳。本文為「倭寇」再次正名。

一三三三年,日本後醍醐天皇在足利尊氏的幫助下推翻了鐮倉幕府,但是足利尊氏在兩年後就發動戰爭驅逐天皇到南方並擁立新天皇。從此日本出現了南北對立,開始了南北朝時代(一三三三——一三九二)。最後北朝戰勝南朝。足利尊氏在室町開設幕府,日本進入室町幕府時代(一三九二——一五七三)。

一四六七年,足利義政時期的應仁之亂起,日本開始發生動亂,群雄割據,進入戰國時代。一五七三年,織田信長驅逐最後一個室町幕府,其後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依次當政,是為安土桃山時代(一五七三——一六一六)。最後由德川家康建立穩定的德川幕府,終結了戰國時代。從南北朝到戰國時代,日本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對日本各國處於混亂的狀態。流浪武士和其他國家的反政府力量相結合,成爲倭寇。從而開始長時期的倭亂。

倭亂分為前後兩期,其成分截然不同(註一)。在十四世紀初開始的倭亂,即前期倭亂,是以失業的日本浪人為主。當時中國尚在元朝。他們首先的搶掠目標是高麗,很大原因是要報復高麗對日本的侵略(高麗在元朝侵日戰爭中是幫兇,註二)。部分倭寇也到中國沿海活動,其目的地都是山東和遼寧一帶的沿海,而且規模都不大,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Een_zeeslag_tussen_Japanse_zeerovers_en_
Photo Credit: Rijksmuseum @ public domain

元朝覆沒後,明朝朱元璋驟然感到倭寇壓力增大。僅建國頭七年,就有二十三次倭寇入侵。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來自日本方面,由於南北朝的戰爭讓大量平民(特別是南朝的居民)被迫轉移到海上尋找生計,當海盜是一個選擇。另一個原因來自中國方面,朱元璋在內戰中的對手,方國珍張士誠的殘餘勢力都逃亡到海上,堅持對朱元璋的作戰。他們實力有限,於是和倭寇相結合在沿海騷擾,企圖「反攻大陸」。

《明史日本傳》曰:「明興,高皇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頻海州縣。」(註三)他們以前的根據地在江浙一帶,熟悉這裡地理環境,而且當地居民多有同情者,於是這些「帶路黨」也把倭寇從華北沿岸引至華東沿岸。《明史記事本末》說:「南抵閔浙東粵。」(註四)有了這些引路人,倭寇對騷擾中國自然更加順利。於是一時間,倭寇成為中國沿海的一大禍患。

朱元璋使出三招對策(註五)。第一招是加強軍事防禦。這時湧現了一批活躍在海上的抗倭將領,他們擁有優良的水師,在沿岸抗擊倭寇,有時甚至追擊倭寇到琉球的海面(如張赫、吳幀等)。 第二招是實行海禁。朱元璋為了避免沿海居民和倭寇相勾結,頒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海禁令,規定官民不得私自出海與外國互市,也限制外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這種海禁對國家安全有好有壞,好處是確實能立竿見影地減少沿海居民和海外的聯繫,壞處是沿海居民生活大受影響,在經濟利益驅動之下轉而成為倭寇的同路人。這一點在後期倭寇中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

第三招是外交手段。一三六九年,朱元璋派出楊載到日本訪問(就是出使琉球的那個楊載),要求日本管束倭寇。由於明朝對日本的狀況不瞭解,找到南朝的一個親王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當成是日本國王,要求他接受中國冊封並約束日本海盜。這是元朝攻日以來中日的第一次官方接觸。懷良親王一開始對明朝並不買賬,甚至還殺了五個明朝使者。明朝繼續派出使者進行溝通。終於在一三八一年令懷良親王接受冊封為「日本國王」並同意約束海盜。自然,懷良親王並無能力去約束本國的流民,因此儘管中日之間建立了關係,但是對倭寇問題並無幫助。

Wokou
Photo Credit: Yeu Ninje @ CC BY-SA 3.0
「倭寇」的影響範圍

一三九四年,北方的足利義滿統一了日本,日本社會開始穩定。足利義滿嘗試和中國發展關係。但直到一四〇二年,朱棣奪得帝位後,中日關係才進入新的進程。在前一年來到中國京城的日本使者帶回了朱棣對足利義滿冊封的「日本國王」的頭銜,中日政府正式建立邦交。相傳在一四一四年,鄭和奉命前往日本詔諭,但此事是否屬實尚有爭議。不過中國確有使者出使日本,而足利義滿亦答應中國嚴厲管束海盜。同時,中國又與日本開展「勘合貿易」,即中國所謂的「朝貢貿易」。於是在日本穩定、足利義滿嚴格約束以及中日之間建立正常的商貿關係等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前期倭寇逐漸消亡。

到了十六世紀中期的嘉靖一朝,倭患再起。這被稱為後期倭寇,由於其規模龐大,又稱為嘉靖大倭寇。和前期倭寇主要由日本人組成不同,後期倭寇中的日本人比例並不高。史上把前期倭寇稱爲真倭,把後期倭寇稱爲假倭。這是很有道理的。

後期倭寇的形成有很多原因(註六),最主要的就是在一五二〇年代,葡萄牙來到東方,開始了中日葡的三方走私貿易,到了一五三〇年代,日本也引入了新式的鑄銀方法(吹灰法),白銀產量大增,擁有龐大的購買力。於是在十六世紀中期,中日葡三國的貿易已經成型並規模龐大。商人在這種貿易中獲利甚大。但是另一方面,明朝還在繼續長期的嚴厲海禁政策,嚴重阻礙了這種貿易的進行。這使中國商人鋌而走險,以走私作爲交易的主要方式,形成以浙江的雙嶼為中心的走私交易基地。

在這個基地被明朝摧毀後(一五四八年),這些走私商人進一步變爲海盜頭子,或者兼有雙重身份,在「倭寇」中發揮最爲重要的領導作用。嘉靖大倭寇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中國人,儘管他們都以日本作為基地。其中最爲出名的是王直(又名汪直)。他是當時東亞一個大型武裝海商集團的首領,並接受日本戰國大名松浦隆信的邀約,以九州外海屬肥前國的平戶島(屬今長崎縣)為基地,從事海上貿易和海盜生意,並兼併其他中國海盜集團。當時「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者,不得存。」可見,王直等中國人,正是倭寇的操控者。

倭寇的主要成分是中國沿海居民和日本破產農民和浪人,中國江浙閩的沿海居民在中國長期嚴厲海禁之下,他們以海爲生的生計被斷絕,於是大量參加走私。他們越走私,政府的海禁則越嚴厲。於是在螺旋式上升的矛盾中,「倭寇」越演越烈,從走私擴大到搶掠。一五四〇年代,江浙一帶發生嚴重的災荒,這更加使他們除了走私和搶掠外別無生路。

Twee_ongewapende_Hollandse_schepen_worde
Photo Credit: Rijksmuseum @ public domain

在日本方面,十六世紀中期日本處於戰國時期,由於戰亂和沒有中央政府管束之故,產生了很多破產的農民和浪人,日本的當地領主(大名)一來無法對之進行約束,二來也樂得從倭寇走私與搶掠中取利。於是這些農民和武士也加入倭寇隊伍。另外在十六世紀中期,由於北方的韃靼的崛起,中國很大精力放在了北方防禦上,東南部防守空虛,這也令東南部倭寇問題更嚴重。於是,中國走私商以日本作為基地,也雇傭了中國和日本的流民,在中國沿海亦商亦盜,釀成了長達將近一百年的倭寇之禍。

雖然「倭寇」中既有中國人,又有日本人,但中國人是主體。《明史・日本傳》有云:「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類似的情況在也發生在朝鮮倭寇中,比如朝鮮正史《世宗實錄》(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亦記載「然其間倭人不過一二,而本國民假著倭服成黨作亂。」 既然是中國人爲主,那麽怎麽會被叫做倭寇呢?事實上,當時「倭寇」和明軍都願意把自己和對方稱爲倭寇。從「倭寇」的角度看,自稱爲「倭寇」有助於增強恐嚇力。從明軍的角度來看,稱之爲倭寇有助於增加戰功。於是明明是中國人爲主的走私海盜集團,就這樣一直沿用倭寇的稱呼。

倭寇為患使明朝需要下大力清剿,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應運而生。到了嘉靖末年,東南沿岸的倭寇基本被肅清。抗倭戰爭的具體過程不在這裡詳細討論。只是要說一下在抗倭戰爭的同時,中國也希望用外交方法解決。這就有了1556年鄭舜功前往日本一事。鄭舜功並沒有見到日本天皇,也沒有見到幕府,他只是到了豐後國(九州東北部),被豐後國守源義鎮、源義長兄弟接待。

他後來又派從事沈孟綱、胡福寧等人往本州謁見日本「國王」源知仁(指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將軍足利義輝)。他希望通過談判,讓日本約束倭寇。除了讓日本釋放一些被擄劫的中國人之外,他的出使並沒有太大效果,倒是留下了《日本一鑒》這本描述日本的書籍,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外交解決無效的原因在於:第一,日本人並不是倭寇的主體和主導力量;第二,日本當時處於分裂狀態,沒有強有力的中央,難以約束各諸侯;第三,戰亂讓部分日本人除了從事海寇並無出路。這些因素都不是輕易可以解決的。

Een_schip_op_volle_zee
Photo Credit: Rijksmuseum @ public domain

因此,明軍的打擊才是倭寇受挫的主要原因,在明軍打擊之下,東南沿海的倭寇轉而在廣東沿岸活動,但勢力已經大不如前。倭寇式微的另一原因是明朝在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部分地開放海禁,准許中國民間船隻前往南洋,惟仍然禁止船隻前往日本。故此,倭寇雖然大減,但仍有一定的活動。

於是,在「嘉靖大倭寇」被剿後,以隆慶改元為界,在隆慶萬曆期間,倭寇進入第三階段(雖然通常把他們歸在後期倭寇中),即所謂「殘倭」。 「殘倭」與嘉靖倭寇相比,有兩個特點。第一,主戰場從江浙為主、福建為次、廣東最少,轉變為廣東為主、福建為次、江浙最少。第二,在隆慶與萬曆初年,倭寇一開始以「真倭」為主導。這是因為海禁放鬆後,江浙人已經不需要走私了,於是從倭寇中退出來,剩下的日本人還需要謀生,所以轉移到廣東福建一帶,與當地的本土海盜相勾結。但不久,本土的漳潮海寇就在競爭中崛起,這些以潮州、惠州、瓊州人為主的海盜,取代日本人成為隆慶到萬曆初年的主要勢力,出現了吳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鳳等大海寇,成為「前期殘倭」的主體(註七)。

到了豐臣秀吉在一五八八年統一日本之後。統一的日本中央政府執行力大大加強,豐臣秀吉頒發了《海賊禁令》,禁止日本人從事海盜業,同時豐臣秀吉又積極準備侵略戰爭,無業浪人都有了出路,於是日本人參加倭寇大為減少。於是在十六世紀末,真倭基本不復存在。相反,到了天啟崇禎年間(一六二〇年起),中國的本土海盜再次興起,成為「後期殘倭」。

後期殘倭危害與基地分佈很廣,從山東到廣東都有,台灣就是在這時成為中國海盜的基地。後期殘倭從首領到普通海寇幾乎全是中國人,雖然有的國際性的大海寇還有以日本為基地。比如後期殘倭中最有名的鄭芝龍,就和日本人結婚生下了國姓爺鄭成功。此外,這時不少海寇引入了西洋人的兵力,如荷蘭,更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倭寇」了。最後,到一六四二年,在被明朝招撫的鄭芝龍的打擊下,倭寇被最後肅清——成為鄭芝龍龐大的海上私人軍隊的一部份。

從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倭寇並不是中日兩國政府之間的戰爭。這是因爲:第一,倭寇中大部分都是中國人;第二,倭寇的組織者大部分都是中國人,日本人只是當了中國商人的僱佣兵;第三,日本倭寇主要是失業的流民,是自發被雇傭的;第四,一些日本領主確有縱容倭寇甚至以此圖利的行爲,由於日本當時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無法管束這些領主,但這並不代表中央政府的意志。相反一旦日本統一,中央政府很快就推出約束政策,前後兩次倭寇的終結都得益於日本中央政府的這種取締態度。

  • 註一:所以,「倭寇」雖然為禍中國,但這並不是中日之間的戰爭,更不是日本侵略中國。
  • 註二:田中健夫著,楊翰球譯,《倭寇——海上歷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4-6頁。
  • 註三:同上,參見第一章,7-24頁。
  • 註四:轉引自範中義、仝晰綱《明代倭寇史略》,北京,中華書局,2004,10頁。
  • 註五:同上。
  • 註六:同上,35-77頁。
  • 註七:參見童傑〈嘉靖大倭寇成因新探〉,《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11年,第2期。
  • 註八:參見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編)》,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出版,1988年。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