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台灣獲准「脫離」,那麼圖博或新疆,甚或是廣東又有何不可?

倘若台灣獲准「脫離」,那麼圖博或新疆,甚或是廣東又有何不可?
Photo Credit: Depositphoto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鮑梅立提及廣東分離主義的可能性,藉此對民族主義的殖民行為提出更深刻的質疑,而這些質疑都與臺灣的情況切身相關。說廣東會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脫離,這似乎有點牽強。但從中央政府試圖禁止、阻止使用廣東話的行動來判斷,分離的可能性確實多少造成了領導階層的焦慮。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台灣:殖民主義製造的土地
Taiwan: The Land Colonialisms Made

在加拿大、美國、澳洲、以色列及台灣等移民社會,民族建構中的殖民主義問題顯而易見。殖民範式同樣也被運用在研究歐洲社會的民族建構上,像是法國與英國的民族建構,但這個問題卻鮮少引起做中國研究學者的興趣,只有邊疆地區及非漢人族群的研究例外。我關心的,並非弱勢族群在併入民族國家時遭受到的征服行動,也不是族群的內部殖民,而是民族建構過程本身。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經濟同時興起一事絕非巧合。歷史社會學者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曾論證民族國家是領土性的,而資本主義卻是在全球化下開花結果。但這種不一致只是表象。要同時在「本國」和透過海外殖民進行資本原始積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有賴民族國家這個形式。

如果向海外殖民擴張是為了滿足資本的全球化追求,那麼,消滅各種附屬關係,由國家力量接替對財產與整體經濟的管理,將農民與「封建」(feudal)階級的財產徵收、充公的做法,就是為了在本國實現原始積累的目標。以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而言,資產階級(bourgeoisie)在這段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而在資產階級力量太弱,不足以承擔此一「歷史使命」的地方,這項任務就由國家接管,直接進行干預,就像在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這項任務是由共產黨代理實行。現代民族國家既是殖民主義的產物,也是殖民主義的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便是呈現現代民族國家與殖民主義兩副面孔之間關係的範例。

現代國家在政治與文化上把自己詮釋成民族意志的展現。另一個同樣很重要、而且可能更重要的特徵是,現代國家宣稱代表的民族,其存在主要也是由國家賦予的,國家尤其著力強行塑造單一民族文化,藉此將無可避免的族群分歧結合起來。當民族內部應用從殖民者統治他者學到的經驗,包括國家需承擔「教化使命」以把各唱各調的群眾打造成單一民族,我們就能清楚看到民族主義中殖民主義的成分;19世紀晚期以來,中國民族主義對於如何打造單一民族顯然相當關注,而這一直是民族主義普遍關注的焦點,尤其對所謂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事業來說更是如此。鑄造民族意識及對民族國家的忠誠向來是格外重要的事,民族國家的同質性是對民族凝聚力與耐受力的一種檢驗。優勢文化(dominant culture)能保障民族團結與民族認同,它的必要性一直以來備受重視,甚至在那些承認「多元文化主義」是全球化大勢所趨的國家裡也一樣。人們心照不宣地默認優勢文化就是優勢族群的文化,連對此明確表達過否認的國家也不例外。

近年來,在對大陸關係的台灣人身分認同問題上,學界研究顯示做為文化轉變經驗的殖民主義,以及做為殖民活動的民族主義,兩者同樣與台灣的歷史經驗息息相關。日本在台殖民比英國的香港殖民體制整整短了一個世紀。國際化資本主義使得香港在跨國經濟中更具地位,這是日本在台殖民不具備的。但我們可以說,日本殖民影響制度結構與文化情感的程度堪比英國殖民香港,並決定了近代台灣有別於大陸的發展。若與不列顛治下的香港相比,日本統治的台灣與大陸斷絕得更有效率,也更徹底。從日本殖民體制解放帶來的結果並非重回大陸,而是遭到流亡的國民黨占領。國民黨視這座島為其暫時的根據地近四十年,後來才終於在政治上與文化上開始順應占領地人民建造獨立台灣的潮流。這樣的獨立如今遭到大陸共產黨政權威脅。

對於北京政權而言,理想中的統一是兩個被殖民主義分隔的「華人」社會的「再統一」。反對統一的人則認為一個世紀以來,兩個社會已經走上分岔的發展軌跡,對他們來說,這種「再統一」是一個民族遭到另一個民族的殖民接管。台灣的情況與香港類似,被殖民的過去(對反對統一的人來說,這同時包括日本與國民黨的統治)恰是主張兩邊差異性的潛台詞。荊子馨(Leo Ching)曾簡要描述過台灣、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三角關係所造成的矛盾:

從認同中國民族主義,以此為殖民地解放的必要推動力,到後殖民時代對中國統治的幻想破滅、反感,中國始終在台灣人自我意識的形成與瓦解以及台灣對日曖昧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易言之,台灣殖民地、日本帝國與民族主義中國之間的三角關係構成了一塊領域,矛盾、衝突、合謀的欲求與認同,都反映、折衝、克服於其上。

儘管當前對於台灣獨立以及與中國再統一的辯論是個後日本時期的現象,但日本殖民時期仍然是強大的潛台詞,「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問題根深蒂固地聚訟其間。

我們還可以說,廣義來看,把「移墾殖民主義」也包括在內的話,殖民主義在台灣的歷史更是漫長久遠。台灣是一個島嶼社會,呈現出來的殖民主義,具有其他被併入政治實體的長期定居社會不易觀察到的歷史深度。台灣歷史的形成確實可以看成一連串殖民主義的過程:島上最早的移民在數千年間已土著化,卻遭到明朝時期來自大陸移民的殖民及取代,情況至清季尤甚,之後是荷蘭殖民者統治,接著清朝將台灣納入其行政體系,再來是歷經半世紀的日本殖民,二戰後接踵而至的是國民黨政權,如今則是來自大陸的持續威脅。

殖民及對殖民的抵抗構成了推動這座島嶼文化形成的力量,賦予它獨特的自我認同——這不僅是某種抽象「中國性」的地方版本,而是一種獨立的身分認同,這並非「漢化」(sinicization),而是台灣化過程的產物。

人們經常將晚清台灣與大陸的分裂,視為「中華」民族建構與鞏固過程中的問題,這個過程被日本殖民體制打斷了半個世紀。然而,就像高隸民(Thomas Gold)在近年來一篇文章裡提出的觀察,台灣從來就不曾是「中國的」。即使我們把清朝當成「中國的」,但清朝對台殖民卻被日本中斷,是日本完成了殖民、統一全島的工作。

鮑梅立(Melissa Brown)在她那本標題聳動的《台灣屬於中國嗎?》(Is Taiwan Chinese?)一書中表示,人們與大陸故鄉的情感連結在時間上隨著變遷的政治與經濟形勢而轉變,任何台灣具「中國性」的觀念——甚至包括「中國性」這個範疇本身——已不再被理所當然奉為圭臬。「民族建構」在每一個階段都牽涉到政治與文化上的制約與取代,無異是一段長期的殖民與反殖民抵抗過程。台灣的民族建構並不屬於大陸民族建構的一部分,而是與大陸的民族建構平行發展,這一點同樣讓台灣有別於香港,導致台灣的處境更接近人們一般理解的殖民主義——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征服。

正是這種獨立的民族性,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自我形象造成最大的威脅,「中國」則可等同於其國內占優勢的漢族。一旦體認到台灣不僅僅是漢文化的地方分支,還是與之相異的民族組成,有其獨特的自我認同——由各個原住民族文化、從中國東南接踵而至的河洛與客家移民及1945年後的「難民」之間的互動構成,並且帶有這座島嶼複雜的殖民經驗烙印——導致「漢化」(即成為漢人,或是「同化」,兩者同樣是以優勢漢文化為前提)此一意識形態遭受質疑,但漢化卻是中國文明發展過程中的根本假設,支撐著「『中國』為一凝聚民族實體」的概念。漢化不僅暗示多元族群被統合在單一「中國性」標籤下,更暗指漢族本身也受到時間與空間變數影響,在這塊標著「中國」之名的大陸上與其他族群認同產生交流,而非「中國人」認同的永恆錨點。在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去漢化」(de-sinicization)的分量跟「漢化」不相上下。如同鮑梅立所說:

台灣如今成了全球焦點,因為它正在進行國族與族群認同的轉化,其影響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族認同來說是不受歡迎的。1945年至1991年間,台灣政府將台灣描繪為族群意義上的漢族及國族意義上的中國人,甚至宣稱自己為中國大陸的合法政權。從1987年起,台灣人出於明確的政治目的,為了證明自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距離,愈趨頻繁地主張台灣認同是將近四百年來漢文化與漢人祖先、原住民文化與原住民祖先,以及日本文化(但沒有日本人祖先)創造出來的混和,而且整個20世紀都獨立於中國……是獨立的台灣……這為中國當局統治各族群領土帶來了爭議:倘若台灣人因為族群差異而獲准「脫離」該國族,那麼圖博人或突厥裔穆斯林(如維吾爾人),甚或是廣東人又有何不可?台灣獨立恐怕會造成骨牌效應,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如同蘇聯,或是情況更糟的南斯拉夫。

鮑梅立指出的這類分離主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絲毫不敢輕忽的。維吾爾人與圖博人希望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脫離(最起碼也要為真自治而奮鬥)的原因應該相當清楚——他們是一群受到最露骨殖民方式殖民的人。圖博與新疆均在18世紀被清帝國兼併,滿族統治者構想的清帝國,是一個多族群帝國。1911年清帝國垮台後,由於民國時期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這兩個地方因而享有若干程度的獨立。

1949年後,圖博與新疆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並且因為兩地是非漢族少數民族的故鄉,而被正式劃為「自治區」。自治區區劃的意義隨著時間過去而消失殆盡,這個代表優勢漢族的新民族國家比它所取代的帝國更不能容忍差異,這種例子在帝國轉變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經常出現,而以漢族對抗滿人「異族」統治為主要訴求的民族起義,更讓情況雪上加霜。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力鎮壓少數族群要求自治與政治參與的聲音(為共產黨效力者除外),以典型的「教化使命」做為全面殖民統治的藉口,展開文化滅絕,同時卻又將奄奄一息的少數族群文化陳列出來供大眾消費。國家掌控並無情地開發圖博與新疆的資源,而貧困的圖博與新疆居民也因為國家支持的漢族移墾殖民主義逐漸邊緣化。不同的統計數據差距不小(尤其是圖博的情況),但數字仍顯示圖博人與維吾爾人在各自所謂的「自治故鄉」裡已經成為少數,或者瀕臨這種情況。他們的邊緣性(marginality)無庸置疑。

不久前土赫提(Ilham Tohti)教授的例子足以證實,殘酷的牢獄之災或更慘的遭遇正等著知識分子(按:2014年土赫提被控鼓吹新疆獨立,遭判處無期徒刑,罪名為「分裂國家罪」)。為自己的人民懇求更好的待遇成了他們的罪行,與此同時,「恐怖主義」更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其他地方)消滅基進反對派的新藉口。為了鎮壓對其統治層出不窮的反抗,該政權近年來已著手將維吾爾人打散到各個漢人地區。

鮑梅立提及廣東分離主義的可能性,藉此對民族主義的殖民行為提出更深刻的質疑,而這些質疑都與台灣的情況切身相關。說廣東會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脫離,這似乎有點牽強。但從中央政府試圖禁止、阻止使用廣東話的行動來判斷,分離的可能性確實多少造成了領導階層的焦慮。中國南方文化與北方不同,這一點從許多南方語言與北方「官話」極具差異來看最是明顯。南方人是由來自北方的華族入侵者與南方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混和而成。中國南方向來對外界敞開雙臂,五個世紀以來都是海外華人的最主要來源。香港人多半都是廣東人,分享著相同的語言與日常文化基本特質。英國治下的香港很少與廣東隔離開來,除了極少數例外,如1925年至1927年的省港大罷工。

廣東與香港之間的邊界具有滲透性,甚至在1949年到1978年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期間也是如此。自從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以來,廣東與香港的經濟便緊密整合,引領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南方至今仍是該國最強大的經濟區。一個個的經濟特區就像香港的鏡射,擁有進步的名聲。考慮到廣東人對其地方認同的自覺,也就不難看出北京中央政府何以要在廣東話之上建立一個官話霸權。掌控語言既是殖民統治,也是民族主義的共同特徵。

廣東等於是提醒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殖民形塑過程關係到更深層的歷史意識。中國南方同樣是多起殖民行動的產物——一開始是由起源於南亞的越族所占領(越族或許與台灣原住民有關聯,而台灣原住民五千年前則是南島語族的祖先),到了兩千年前,來自北方的華族(或稱華夏)征服了越族,接下來就是一波波的華族移墾殖民主義。這些殖民手段轉變了南方,但南方同時也反過來改變了殖民者,帶來地方文化的形成。或許地方差異在中國南方最為明顯,但除此之外,軍事征服與遷徙定居的行為對中國各地地方文化的形成也很重要。

同樣重要的是,以「中國」為名的整個地區曾飽受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反覆入侵,以及他們所造成的文化轉型。「中國」的地理空間會隨著時代改變,「中國人」一詞的組成人口也是。一旦統治朝代疆界改變,劃為「中國」的區域以及「中國人」的成分也會隨之改變。我們也許會想到,直到明清之前,「中國」多半都處於分裂狀態,不同族群起源的國家為了稱霸而彼此競爭。更有甚者,「中國」是在兩個「異族」王朝——元朝與清朝——統治下版圖達到最大(不過兩族仍矛盾地被歸為「中國人」)。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屬於「中國」的領土,就是清帝國極盛時的版圖。

此外,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東南亞與東亞海域的主張來看,這個國家似乎已準備好對曾經出現在帝國地圖上的任何一片土地或海域伸張所有權,無視這些地方現在的狀態。

相關書摘 ►理論迷宮裡的笑聲:阿里夫・德里克與他的(後)革命時代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殖民之後?:台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衛城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譯者:馮奕達

兼治中國近現代史、後殖民研究、全球化理論
當代重要學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第一本在台出版著作

土耳其裔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2016年5月應成大台文系之邀,來台發表系列講座。本書主要內容,即為相關的五篇講稿,以及一篇專訪,從中不僅可見德里克快人快語的一面,也能看到他學思歷程的幾番轉折:從60學運狂飆年代的親身參與者,到70、80年代的中國共產革命研究者,90年代轉而投入後殖民與全球化理論,並據此進一步析論「後革命」時代的中國。

事實上這位學者與台灣頗有淵源,1969年曾來台學習中文,90年代又多次造訪。但台灣卻從未出版過他的著作,本書《殖民之後?》是第一本,大致涵蓋了他學術生涯後半場的核心關懷。

面對一個後殖民與全球化的世界,他思索並追問,殖民真的結束了嗎?全球化帶來的是共生還是毀滅?德里克的答案並不樂觀。帝國殖民體制雖然崩潰,隨後的國族建構浪潮,卻往往同樣使用殖民手段在內部壓迫少數、消滅差異。而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不但沒有消融隔閡,反倒強化了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與自我意識;況且當資本主義全球化,造就資本可到處流動的跨國企業,深刻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何嘗不是一種殖民形式?

我們以為殖民已是歷史,但德里克殷殷提醒,殖民處境仍無所不在,在全球化的今日,更徹底的殖民正在發生。

戮力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結構的德里克,自然也把批判眼光投向這個結構餵養出來的巨獸————已成資本主義脊梁骨的當代中國。他憂心地指出中共挾其經濟成就高唱「中國夢」,鼓吹振興「中華」民族、追剿各種獨立言行(疆獨、藏獨、台獨)之餘,更在西方廣設孔子學院,仿效美國發展文化軟實力,積極往世界霸權之路邁進。當外界指責中共侵犯人權、箝制言論自由、蔑視民主,它動輒用中國文化特殊性為自身辯護,認為那些批評不過是「西方價值」。德里克疾呼知識分子此時更要審慎分辨,不該輕易接受以文化差異、反西方中心為託辭的主張。

德里克已在2017年12月1日過世,因此本書也是他的最後遺作,一份給台灣的臨別贈言。他形容台灣是「殖民主義製造的土地」,而他對殖民主義的深入探究,特別是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歷史認同之間糾葛的關係,尤其值得我們省思。

本書特色

  • 德里克是擅長以抽象理論剖析複雜現實的庖丁,而在2016年5月由成大台文系主辦的「阿里夫・德里克教授Arif Dirlik系列講座」中,這位歷史學出身、學術研究範圍卻不拘於歷史學領域的「異數」學者,除了旁徵各種理論,也博引近例時事,印證他的觀察。這些可親媒介,不僅有助引導讀者踏入德里克的思辨世界,也可能使讀者如醍醐灌頂般恍然大悟————原來今日全球各地發生的許多事件與現象,背後其實都有共通的邏輯和結構。
  • 德里克也是一位有強烈現實關懷而且敢言的學者,經常對當代中國的各種問題直言不諱(可參考:www.inmediahk.net/arif-dirlik,這是他為紀念六四事件25週年而寫)。他的在台演講內容,當然也觸及當前台灣面對中國崛起威脅的困境,但絕不僅止於義正詞嚴的譴責,而是具體指出中國崛起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以新自由主義和發展主義為主導)之間的共謀關係,並扼要梳理中、港、台三地在民族建構、殖民主義與歷史認同上的纏結。
  • 在本書最後的長篇訪談中,德里克娓娓道來自己為何由學運轉投入學術、放棄電機系改投向歷史學領域、他的研究關懷及轉折等心路歷程,並直率表達他對當前西方學界向中共金錢攻勢低頭的憤怒、對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占據道德高度的不滿,毫不保留地展現真性情,德里克其人彷彿躍然紙上。
getImage
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羅元祺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評論』文章 更多『人文』文章 更多『精選書摘』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