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中國的「對照組」,台灣必須走出自己的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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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著重強人政治的威權保守政治體制、「由上而下」或是「強國家弱社會」的秩序,才是符合中國國情與未來發展中國家的典範,與台灣所強調憲政主義下的有限政府、人權保障、注重多元開放價值的文化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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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的中華文化是個典型的大河黃土文明。這樣的文明,是建立在發展較為早熟的儒家思想、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體系以及完善的科舉官僚制度中,並得以運作千年。換言之,這是個黃色的保守文明,對於面對中國以外的海洋天地不僅缺乏冒險的興致,也欠缺國際貿易動機,對世界的理解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認知基礎上。所謂的「天下」,就是以自己為中心所建構的一套向外擴散的「朝貢國」體制,藉由經濟、文化與軍事力量的優勢地位,換取周邊國家的臣服。這與西方基督教文明、民族國家為主的國際體系或是殖民主義的現代化發展內涵有著巨大差異。

雖然大陸文明整體欠缺海洋文化的元素,但是自元朝以來中國無形之間已經不自覺進入全球化的軌跡。有別於漢朝以來陸上絲路扮演的艱辛角色,泉州港的崛起也讓中西文化在南海、麻六甲、印度洋這片領域得以進行,不僅讓閩粵居民成為當代中國海外移民的濫觴,更讓台灣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產生了實際的連結,這可在鄭氏父子所經營的海上貿易得到最佳的解釋。荷蘭人口中的「國姓爺」除了讓台灣與中國有了更綿密的經濟文化互動外,也建立起實質意義上的政治關係

然而,傳統大陸政權面對海洋時仍然欠缺宏觀的視野與戰略,這可從清朝頒佈的禁海令、閉關自守看出這樣的心態。直到鴉片戰爭的戰敗終於打破了傳統大陸文明在政治上被動的態度,雖然打開這個門戶的是西方世界自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所累積而來的船堅炮利與商業文明的果實,但海洋文明走進中國時已經融入「現代性」的新意義,這在台灣的近代史上更能找到這樣的軌跡。

不同政權灌注的基因,形成台灣多元的內涵

清朝在甲午年間的戰敗,也使得台灣不僅淪為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也與大陸文明處於斷裂狀態。即便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卻仍保有與大陸文明之間的社會文化連結,這是日治時期皇民化也很難剷除的基礎。此外,為海洋以及大陸文化的交會地帶,台灣一直有其特殊的移民性格與冒險元素,這也歷任主政者的視野與擘畫不無關係。

鄭成功想將台灣經營成為亞太貿易的樞紐,以利其反清復明的事業,若不是他英年早逝,否則遠征呂宋的既有行動,也將改變菲律賓的近代史。劉銘傳想將台灣建設成為自強運動(或稱洋務運動)的模範省,讓台灣成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典範。日本人想把台灣建設成為落實其南進政策的軍事基地與農業生產殖民地,因此不僅為台灣完成交通基礎建設與水利灌溉工程,並建立了工業化的基本模式。蔣氏父子一直把台灣當作是「復興基地」與「自由燈塔」,縱使在過客心理下,國民黨在國家統合主義以及技術官僚的主導下,創造了台灣兩次經濟起飛的成績單,並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經濟的成長與與半自主的社會體系,使得中產階級開始萌芽,遂構成台灣日後民主化的「初始條件」。

這些客觀歷史事實,使得台灣對照於彼時的大陸政權有其豐富特色與進步的面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台灣始終得以在大中華圈中維持「傳統」與「創新」的平衡,再加上不同階段所注入的新觀念與政治實驗,使的台灣擁有與中國政權不同的經濟發展、政治轉型、社會多元化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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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識、憲政體制,其實都是在宣示主權

深刻來看,在東亞的區域政治與兩岸關係中,台灣的重要性除了位居第一島鏈的關鍵地緣政治位置,更有作為發展中國家學習的「發展型政府」或「東亞模式」的典範,並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同時伴隨政治民主化的內容。這些制度的轉型不僅與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截然不同,更醞釀了自身的主體性與獨特性,在中國崛起的當下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更深入剖析,台灣民主化以來,早就從威權時期的國家統合主義模式昇華為自由多元主義模型。其政經資源分配的內涵為「由下而上」,由於對國家與統治者的高度不信任,經濟生產與市民社會往往自主獨立於國家體制之外,政黨與社會團體之間彼此競爭卻又有能力與國家分庭抗禮,這也是近年來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進入轉型正義與公民社會的時代脈絡。

憲政主義與公民社會的內涵落實在兩岸關係中也是一個重要的趨勢,陳水扁執政時期的「主權、民主、對等、和平」與馬英九就職演說所強調的「中華民國憲法下維持兩岸關係現狀」都體現了主權在民的精神。蔡英文所強調「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實質意義,其論述的含括層面自然超越九二共識的說法。不僅將兩岸關係其納入憲政法治的規範內容中,無形間也稀釋了「九二共識」不可替代的神話:政黨之間的政治默契豈能凌駕憲法與國民主權正當性之上。

很多台灣有的東西中國都沒有——這裡說的不只是直選

對於習近平而言,中國崛起已經成為客觀事實,除了西方現代化發展路徑,中國模式或是中國夢足以成為其他後輩發展國家學習的典範,這也意味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已經可以擺脫「普遍下的特殊」的從屬關係,身置可以一躍為「特殊下的普遍」的主導地位。這是習近平使用「新時代」的關鍵所在。

就歷史發展階段來說,新時代是承接「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空軸線,特別是在2021年中共建黨與2049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的「兩個一百」的三十年的期程,習近平基本上要完成「小康社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兩階段走的的戰略目標,因此「新時代」更具備時間的現實感與延展性。

北京的思維很簡單,這是對西方普世價值的反噬,更是與台灣競爭現代性的話語詮釋權;兩岸不僅存有制度之別,更是話語權之爭。在北京眼中,一個著重強人政治的威權保守政治體制、經濟增長甚於社會合理分配、著重規範性價值與社會控制、強調國族主義的情感動員並以其為中心的「新朝貢體制」的國際體系,這種「由上而下」或是「強國家弱社會」的秩序,才是符合中國國情與未來發展中國家的典範。這與台灣所強調憲政主義下的有限政府、強化人權的保障、平衡經濟發展與社會分配的衝突、注重多元開放的價值文化、重建公民國族主義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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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說,北京正在重新強化「傳統中國中心」的象徵,主要的手段就是經濟實力以及族主義的動員,要營造中國時代的普遍性,唯一最大的挑戰與對照組就是台灣的歷史、制度與價值的客觀與事實存在。因為台灣在近代歷史上的現代化過程、對於中華文化的延續再現的努力、多元開放的社會價值以及政治經濟制度都是共產中國始終「缺席」或是「殘缺」的,台灣理當務實智慧運用自身的軟實力,走出「中國中心」的桎梏並建立自身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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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彭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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