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再認識(四):萬曆朝鮮之役,豐臣秀吉的權慾

Photo Credit:Unknown@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豐臣秀吉與朱元璋一樣,企圖開創一個「萬邦來朝」的帝國景象。這種認為天下只能有一個中心的思想,毫無疑問與「華夷秩序」思想同出一轍。

唸給你聽
powerd by Cyberon

上文論述到,中日在15至16世紀曾有過三次「倭寇」(早期倭寇、晚期倭寇、殘倭),但它們都不能被定義為「中日之間的戰爭」。但在倭寇之禍平息下來不久,中日之間的第三次戰爭(1592-1598)就爆發了。在中國,這叫萬曆朝鮮之役。在朝鮮,這叫壬辰倭亂。在日本,當時叫做「唐入」、「朝鮮陣」、或「高麗陣」,現在一般叫文祿・慶長之役。

在中國歷史書中,這場戰爭往往被視為日本以朝鮮為跳板,企圖侵略中國的開始。在19世紀末到二戰結束,日本對朝鮮乃至中國的侵略也往往被與此相聯繫。這樣就此建立起來了,日本「自古以來」就想通過朝鮮侵略中國的邏輯(註1)。這種看法是否成立?還是要通過還原歷史再分析。

放在東北亞政治史的框架下看,這時的局面是:東北亞原三大本土民族中的濊貊系統已經消失(或併入朝鮮系統中),只剩下中國東北(滿洲地區)的通古斯人的靺鞨系統,和朝鮮半島上的朝鮮系統。靺鞨系統(女真)仍然處於部落林立狀態,北部的野人女真(又稱東海女真)、中部的海西女真(葉赫、哈達、烏拉、輝發四部)、與南部的建州女真等三大部以下都各有分立的部落。其中,建州女真臣服於明朝。

朝鮮人從10世紀建立的高麗王朝到當時的李朝,一直主要奉行「事大主義」,先後奉遼(契丹)、金(女真)、蒙古、明朝等為正朔。

三大外圍民族中,東胡系統的蒙古人勢力已經退出滿洲。漢人在滿洲的勢力也已消退,與15世紀初,明成祖時代勢力到達外滿洲的鼎盛狀態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建州女真所在的遼東仍然臣服於大明,明朝在當地建立了建州衛、建州左衛、建州右衛,委任建州女真部落首領管轄,由遼東總兵與遼東巡撫節制。日本在白江口戰役之後,除了有倭寇騷擾朝鮮,未有以政府力量對朝鮮的征戰。

15世紀中葉到16世紀後半葉,日本處於大名割據的戰國時代。16世紀後期,織田信長與其繼任人豐臣秀吉相繼平定各地大名。1591年實現自15世紀以來首次日本統一。前文已經提到,日本統一後,倭寇問題漸漸平息。但這時中日之間的矛盾反而從民間的倭寇轉變為國家之間的對立。

中日史上第三次戰爭,首度由日方挑起

1592年(天正二十年或文祿元年),日本剛統一後的第二年,豐臣秀吉就決定舉兵侵略朝鮮,而朝鮮當時是中國屬國,在朝鮮請求下,中國出兵援朝。這是有史以來中日政府之間的第三次戰爭,也是首次由日本挑起的戰爭。

戰爭的經過不是本文的重點。簡而言之,戰爭分兩階段。第一次在1591年,日本派出20萬軍隊進攻朝鮮,很快就攻陷首都漢城、開城與平壤。朝鮮宣祖向明朝求救。明神宗派遼東總兵李如松帶領五萬明兵入朝,與朝鮮三道水師提督李舜臣一道反擊日軍。1593年,日本與明朝和談,日軍退守釜山。雙方繼續議和。

1596年,明朝使者楊方亨到日本議和,準備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豐臣秀吉認為貶低自己,大怒。於是在1597年(慶長二年),再派16萬大軍進攻朝鮮,這是第二次戰爭。明朝再次派出八萬援軍援朝,並派出兵部侍郎邢玠為統帥。中日雙方都不斷增援,戰爭規模比第一次更大,日軍進攻受挫。1598年8月,豐臣秀吉突然去世。日本決定撤軍。在最後1598年底的蔚山、泗川、露梁海戰等三大戰役中,日軍被重挫,失去朝鮮半島的一切基地。

古代戰爭有辦法區分誰是正義的一方?

本文最感興趣的不是過程,而是戰爭的起因與意義,以及剖析戰爭性質及正義與否。為此,有必要再作一理論分析。

首先,古代戰爭有沒有正義與否的問題呢?毫無疑問是有的。雖然要承認很多現代國家的觀念,比如民族國家甚至嚴格的劃界等,要到近代才出現,但這不能否認在古代國家之間的攻伐,也有正義與否的觀念。事實上,幾個主要的古代文明都在遠古就有戰爭爭議與否的思辨

以中國為例,《孟子・盡心上》就有「春秋無義戰」的說法。這不是說古代戰爭沒有正義與否之分,而是指春秋戰爭時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因為在孟子看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才是符合正義的方式。墨子認為戰爭是對人民都是不好的,但並非反對一切戰爭。《墨子・非攻》認為:「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這就是不義的戰爭。相反,「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等都是正義之戰。

墨子的理論,已經與現代哲學家沃爾澤(Michael Walzer)的正義戰爭理論,暗暗有所契合,比如戰爭是否正義,要包括開戰正義(是否無罪之國)、交戰正義(是否摧毀莊稼,屠殺搶掠)與戰後正義(是否恢復秩序)。古代大臣勸諫皇帝不要出兵,也都用正義與否來論證。

無可否認,現代的戰爭正義理論遠比古代細緻,有的方面也和古代不同。有時古代(一方)認為是正義的,在現在看來就非常不正義。但一來無法否認兩者還是有很多共同點,比如在文明社會(包括古代文明社會),屠城一直被認為是不正義的;二來,這也不妨礙我們用現代的正義理論,在適當結合當時的情景的前提下,去判斷戰爭的正義性。

判斷正義與否,為的不一定是從法律上糾正其後果,比如很難因為古代某國吞併了某國,現在認為戰爭不正義,就可以讓某國恢復獨立。對於法律問題有其適用的期限,但對評判正義與否,卻要與時共進。因為大多數情況下,進行戰爭的雙方都會認為自己是正義的,但實際是否如此,應以哪方的標準為準,這就要有現代的判斷。比如,就算屠城,進行屠城的蒙古人也肯定認為自己是正義的,這時我們既不能單純以蒙古的標準,也不能雙方各打五十大板,說兩邊都有理。

我們必須結合現代的正義理論與當時的實際情形綜合分析後判斷。否則,所謂「轉型正義」一說就無從談起了。比如在殖民時代,西方殖民者認為把原住民從土地上趕走是正義的,但現在不少西方國家(包括台灣)都因驅趕原住民而道歉。

在分辨了古代戰爭是否正義的問題,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分析戰爭的起因,是出於一個國家的長期策略,還僅為某個元首的私欲。這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在正義與否的下一個層次上,區分出國家責任。一些國家,長期是和平之國,但由於某個元首的野心,發動不義之戰,這需要與一個長期就習慣侵略或者把侵略作為長期國策的國家相區分。後者的「罪惡度」顯然在前者之上。

中日之前的兩次戰爭,白江口之戰其實是中國攻打高句麗的副產物。中國的目標原不是日本的盟軍百濟,攻打百濟只是為了滿足盟友新羅的慾望,以及從南路方便攻打高句麗。滅亡高句麗是隋唐長期以來國策,因此,可以說第一次中日戰爭,唐朝是國家利益驅動,而非個人利益驅動。

蒙元戰爭,蒙古無疑也是侵略的、非正義的一方。而且不必多論證,蒙古人的擴展侵略是長期的國策:在侵略日本之前,蒙古擴張已經幾十年了。當然,如前文所論述,簡單地把蒙古(元朝)當做中國也是不對的。

Chosen_daihyoutei
Photo Credit:月岡芳年@Wiki Public Domain
征服中國是一統天下不得不為的手段

回到中日朝鮮戰爭,正如前述,日本是侵略的,不正義的一方,但這種侵略是日本的長期國策,還是純粹出於個人的野心?從歷史看,後者更有理據。

如前所述,日本從中國的隋唐時代開始就有與中國分庭抗禮的態度。在隋之前,日本或有接受中國「冊封」之舉,但從日本從六世紀開始接受中華文化開始,日本就自視為一個中心,而非中國的藩國。在日本給隋朝的信函中,日本自稱「日出處天子」,而把隋煬帝稱為「日沒處天子」,這就已經說明瞭日本要求和中國平起平坐的態度。這點和朝鮮、越南、琉球都不同,日本甚至有「日本中心論」。

不過,「日本中心論」雖然把朝鮮半島諸國和中國也視為蕃國,但至少對中國,「日本中心」只存在想象中;日本此前毫無進攻中國的舉動,豐臣秀吉前的日本歷史文獻中也找不到要征服中國的思想。如果不算現在成為日本本土的蝦夷人,日本在行動上最多試圖迫使朝鮮和渤海成為屬國。

可以說,征服中國的思想,是豐臣秀吉自創的。其實,日本戰國之後,民力疲敝,其他大名也還擁有相當實力,本來並非對外戰爭的合適時機。豐臣秀吉為何要征服中國?歷史上有多種解釋,比如兒子死後煩躁、要消耗其他大名的軍隊(其實主要用的是自己的嫡系軍隊)、打開貿易往來、以及征服新土地分封手下功臣等,除了「分封」有一定道理外,其他都難以與他自己的由來已久的慾望所起到的作用相提並論。

根據《日本外史》,在1577年(天正五年),豐臣秀吉就對織田信長提及「渡海入朝鮮……用朝鮮之兵以入明……席捲明國,合三國為一,是臣宿志。」織田信長的反應是「秀吉又復大言。」可見,織田信長也覺得這是異想天開。天正十三年之後,豐臣秀吉的書信與文件中,更多次出現「唐國迄」、「唐入」(征服中國之意)等文字,更有「余生存中必加唐土於我版圖」的文句。

豐臣秀吉認為日本是「神國」,宣稱自己為「日輪之子」(母親懷孕時夢見日輪入懷中)。他以此奇瑞論證統一日本是其天命,更進一步推廣到異國與異域,認為自己有治天下之命。這一套理論,都是在豐臣秀吉時代才發展出來的,也基本上是豐臣秀吉自己的對外思維。

其實,豐臣秀吉的目標還不只中國,還有整個「天下」,即亞洲。

他遣使往琉球國、呂宋(時為西班牙殖民地)、高砂國(台灣大肚王國)、暹羅、南掌、大越、廣南、占城、莫臥兒帝國、葡屬印度(今印度果阿)及葡屬澳門等地,要求各國俯首稱臣。這和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之後,四處派人「招撫」,要求各國臣服,一模一樣。可以說,豐臣秀吉與朱元璋一樣,企圖開創一個「萬邦來朝」的帝國景象。這種認為天下只能有一個中心的思想,毫無疑問與「華夷秩序」思想同出一轍。但明朝當時在東亞國際關係中的處於主導地位,要成為亞洲的中心,就必須擊敗中國。於是,先征服朝鮮,再假道朝鮮征服中國,就是其擁有「天下」不得不為的手段了。

可以認為,如果光是征服朝鮮,還有一定的日本歷史傳統,也有某種現實意義(比如打下朝鮮可以分封群臣),那麽豐臣秀吉要借道朝鮮攻打明朝,要把首都搬到北京,這只能歸咎於豐臣秀吉自己的野心(或妄想了)。

豐臣的計劃當時雖然受其一部分親信的支持,因為覺得可以在朝鮮獲得封地,但反對者更多,包括他異父弟秀長也勸諫不要出兵。根據傳教士佛洛伊斯(Luis Frois)記敍,當時人人厭惡此戰爭,仍為此去送死,日本國内充滿不安和慨嘆。(註2)

在第一次戰爭受挫後,中日本來可以議和,日本各大名也戰意不高。之所以有第二次戰爭,完全是因為中國要「冊封」豐臣為日本國王。這不但與豐臣成為天下中心的理想差距極大,就連「平等」的關係也未能做到;而朝鮮也不肯派王子赴日和談,更對日本「不敬」,不肯臣服。這當然激起豐臣的怒火。可以說,第二次戰爭,更是豐臣的一意孤行的為面子的行為。

豐臣去世後,日本各大名無一願意繼續他發動的戰爭,立即安排退兵。可見如果不是豐臣力主開仗,日本侵略朝鮮的行為根本難以發生,更不用說征服中國了。

豐臣秀吉最重大遺產:亞洲征服論

朝鮮戰爭的影響巨大。明朝雖然取得勝利,但損失巨大,滿洲乘機崛起建國,成為明朝的勁敵。幾十年後,滿洲征服中國,建立清朝。日本一方,豐臣去世,德川家康乘機攻滅豐臣政權,建立德川幕府,直到明治維新。德川幕府完全沒有豐臣的野心,中日在此後二百多年和平共處。

這再次證明中日之間的第三次戰爭乃個人慾望多於國家意志。

但豐臣建立起的亞洲征服論,從此在日本扎根。19世紀,豐臣的理論被重新翻出來,成為中日第四次戰爭的理論基礎之一。這留待以後篇章分析。


註1:樊樹志〈萬曆間的朝鮮戰爭〉,《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六期。
註2:引自羅麗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5期,2011年5月,頁53。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評論』文章 更多『人文』文章 更多『黎蝸藤』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