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與性》:猶太教與基督教的一致圖像,就是父權結構

《神與性》:猶太教與基督教的一致圖像,就是父權結構
Photo Credit: Simon Ushakov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即使耶穌確實容納女性在他的追隨者之中,而且與她們來往,顯然較那個時代的社會規範為自由,但十二門徒(他的核心圈)裡仍然沒有女性,也沒有任何一名女性在最後的晚餐中被提及。

文:麥可・庫根(Michael Coogan)

女性的家居角色

〈箴言〉這部有關人類景況通俗而博學的反思合集,以一段對於模範妻子的長篇詩體描繪作為結束。這首詩一開頭便將她標誌為「有力量的婦人」或「厲害的婦人」。雖然較常見的譯法是「能幹的妻子」或「才德的婦人」,但原初的希伯來詞組包含了一個確實意指「權能」或「力量」的字,而該字通常用來指勇士和英雄──譯者的父權主義思想掩蓋了模範以色列婦女的顯著強壯和力量屬性。這首詩是聖經裡的十幾首字母詩(acrostic)之一,該詩的第一節始於字母表中的第一個字母,接下來的每一行則是依次延續下一個字母。這種技巧賦予該詩形式上的統一,彌補了邏輯發展的不足。這首詩像是從第一個字母到最後一個字母,幾乎是隨機描繪一名婦人的特質,她對家人來說是精力充沛且源源不絕的供應者,她也是聰明的教師及窮人的庇護者。

賢慧的妻子哪裡去找!她的價值遠勝過珠寶!

她的丈夫信賴她,絕不至於窮困。

她一生使丈夫受益,從來不使他有損。

她辛勤地用羊毛和麻紗製成衣服。

她像商船一樣,從遠方運糧供應自己的家。

她天未亮起床,為家人準備食物,分配工作給女僕。

她用自己賺來的錢購置田地,經營葡萄園。

她健壯而勤勞,不怕繁重的工作。

她知道自己所做每一件貨品的價值,往往工作到深夜。

她為自己紡線,為自己織布。

她樂意賙濟窮苦人,伸手救助貧乏人。

她用不著為下雪擔憂,因為一家人都有暖和的衣服。

她織造床單,為自己製麻紗和紫色布的衣服。

她的丈夫很有名望,是地方上的領袖。

她縫製衣服和腰帶賣給商人。

她堅強,受人敬重,對前途充滿信心。

她開口表現智慧,講話顯示仁慈。

她辛勤處理家務,不吃閒飯。

她的兒女敬愛她;她的丈夫稱讚她。

她的丈夫說:「賢慧的女子不少,但你遠超過她們!」

嬌艷是靠不住的,美容是虛幻的,只有敬畏上主的女子應受讚揚。

她所做的事都有價值;她應當公開受讚揚。

這確實是一位非凡的婦人,卻也是受父權結構所束縛的女性。她顯然擁有某種受委派的權力去買地和經商,但那是在男性的世界中。她從黎明前工作到深夜,而她的丈夫卻坐在城門口聚集之處──就像現今男人仍聚集的中東咖啡館,並沉浸在妻子帶給他的名聲中。

這名模範妻子是詩人關注的對象,但她從未發言:詩人從遠處觀看,但從未進入她的腦海或內心。這首獨特的詩,讓人得以看出女性如何在以色列社會發揮功能,其實可能是給將要出嫁的年輕女性的手冊或指南──本質上是家政的簡短課程。

話說回來,在當時的父權結構下,妻子和母親仍擁有某種權力。誡命說:「要孝敬父母。」如果誡命只說「要孝敬父親」,我們並不會感到驚訝,但包含母親便顯示出她具有某種地位。

在聖經的敘事裡,我們也見到在父權結構中採取主動的女性,像是亞比該。大衛在逃避掃羅追殺的途中,擁有他自己的一群戰士,這群人靠當傭兵維生,以及像耶弗他那夥人一樣作盜匪和勒索保護費。根據〈撒母耳記上〉二十五章,大衛聽說他的領地內有位富有的男人拿八(這名字的意思是「傻瓜」),正在為他的三千隻綿羊剪毛。大衛派他的手下去傳口信:「願你和你一家平安!願你事事順利!他聽說你在這裡剪羊毛,希望你知道,你的牧人一向跟我們在一起,我們沒有欺負他們,他們在迦密的時候,沒有失掉什麼。你問他們,他們會告訴你。我們在節日到你這裡來,大衛請求你善待我們。你能分點什麼給我們,就給我們,也給你親愛的朋友大衛。」

先前被描述為吝嗇且粗魯的拿八,憤怒地拒絕給「那些不知從哪裡來的人」任何東西,而讓他們空手而回。大衛交待手下準備突襲。

但當拿八的妻子亞比該聽聞所發生的事,便「連忙預備好兩百塊餅,兩皮袋酒,五隻烤好的羊,十七公斤烤熟的麥子,一百串葡萄乾,和兩百塊無花果餅」,並親自把這些東西帶給大衛;她遇到大衛時,他正準備發動攻擊。她的賄賂奏效,大衛讓步了。次日早晨,當拿八清醒(他先前和剪羊毛的人一起歡宴),亞比該告訴他自己所做的事,他突發嚴重中風,十天後便死了。當大衛得知傻子拿八的死訊,便傳訊息給亞比該,表示想娶她為妻(事實上是第三個妻子),亞比該便立即接受提親,因她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樣,都知道大衛想當王的野心。

對大衛(一如其他國家的部族領導者)來說,這是一樁精心謀劃的婚姻,讓他在自己終將統治的土地上有了安全的基地及擁護者。亞比該是個完美的人:不僅美麗又聰明,而且工於心計。她成功地利用父權體系──先是救了自己及其親族,接著又提高她的地位。但這一切都發生在這種體系的脈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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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ntonio Molinari Public domain
大衛與亞比該。

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聖經研究都有某種自身的父權結構:幾乎全由男性同行組成。在女性主義聖經研究的初期(從一九六○年代到一九八○年代),與發展中的女性主義運動同步,一些女性和少部分男性開始用新眼光看待各種聖經傳統。他們在這些傳統中,發現了可調解聖經壓倒性的父權偏見的種種證據。她們特別指出,在一些時期,女性確實獲得和男性一樣的平等地位。有人主張,在士師時代(介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公元前十三世紀,和建立王國的公元前十世紀末之間),以色列的性別角色較不固定,以致女性也可擔任政治和軍事的領導職務,就像底波拉所表現的。同樣地,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在基督教最初的數十年間,女性享有一定程度的平等,這延續了耶穌的包容榜樣。保羅寫道,在耶穌基督裡,「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有些學者指出,耶穌的追隨者中有女性存在,並且識別一些女性擔任執事甚至使徒職分。一些學者主張,這一切都是真實的聖經傳統,並且賦予那些在自身信仰群體中爭取平等的女性權威,和帶來安慰。

但近年來,那些我們可能稱為「後女性主義者」的人,開始採取另一種觀點。雖然在聖經時代有一些取得權力位置的女性,她們相對仍是極少數。便西拉在他以色列史的英雄名錄中只列入「著名男性」,就像二十世紀中葉前幾乎所有文化裡的任何這種名錄一樣。以下事實也可作為表徵:希伯來聖經的三十九卷中,只有兩卷(〈路得記〉和〈以斯帖記〉)以女性名字為標題,並且傳統上沒有一卷被認定為出自女性作者。而新約二十七卷中,則沒有一卷以女性名字為標題或出自女性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