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月刊》與臺灣科普教育濫觴:談科學也需講究新聞性

《科學月刊》與臺灣科普教育濫觴:談科學也需講究新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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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最難能可貴的是,這批青年科學家,雖各有統獨、左右的不同政治意識,但為了臺灣科學教育的茁壯,通通「不談政治,只談科教」,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這種教育的高尚情操,亦是最為人稱道的。

文:呂一銘

《科學月刊》與臺灣科普教育濫觴

1970年元旦,《科學月刊》正式在臺北市創刊。這在當時是一則頗受矚目的新聞,因為是由旅美一百多位年輕科技學者熱心奔走,出錢出力自動發起;而時值國民黨政府面臨國內外交困,「反攻大陸」計畫受挫之際,另九年國教、十二年國家科學發展計畫又大力推動時刻,社會亦掀起一股對「科技救國」的熱烈期待,該刊可說是應運而生!至於《科月》四十多年來的艱困經營起落過程,則是另一個故事,但對臺灣科學教育或科普發展而言,確也留下歷史痕跡,功不可沒。

最難能可貴的是,這批青年科學家,雖各有統獨、左右的不同政治意識,但為了臺灣科學教育的茁壯,通通「不談政治,只談科教」,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這種教育的高尚情操,亦是最為人稱道的。而《科月》的宗旨,又符合當時的需求,強調:「不僅要做為學生們的良好課外讀物,也要成為一項有效的社會公器;不但要普及科學,介紹新知,並且要啟發民智,培養科學態度,為健全的理想社會奠定基礎。」時下許多卓有成就的俊彥菁英,都是「看《科月》長大的」!

我與《科學月刊》結緣經過

說來參與《科月》的成員,並無名利之心,只是為科教理想努力,也沒有「誰是老闆」的問題,幾乎多是兼職「志工」,大多有所不為,並對歷史負責,是其特色。而成員又來自各方,集思廣益;各人量力而為,前仆後繼。只有意見與貢獻,沒有爭權與營利;認真介紹科學,澄清及導引正確科學觀念,又絕不迎合學生升學,且不只是傳授科學知識,更希望藉著科學知識的傳播,引介科學方法與精神,提升國民的文化水準。文化的啟迪傳承,促進科學普及與科學的本土化。

我和《科月》結緣,還是《聯合報》在康定路時代,那時《經濟日報》同事王重宗(《聯合報》、《經濟日報》是同一報系,彼此互通有無),介紹認識宓世森[1];宓世森原先幫忙該刊編校,亦擔任業務經理,協助在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書的李怡嚴主持籌辦成立基金會(1977年10月24日《聯合報》「新儒林」專欄)。到了1970 年底,臺北市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正式成立,1971年1月聘宓世森任社長。半年後,他以「因經營意念與管理階層不同」為由離開,始由王重宗繼任(1971-1972年)。當時在臺大心理系任教的楊國樞,因辣手著文章,活躍於當年報章雜誌圈(《大學雜誌》、《人與社會》等),也曾熱心參與《科月》(1977年9月23日《聯合報》「新儒林」專欄)。

當時,王重宗也找我幫忙,介紹參與《科月》的主要成員給我,讓我做了不少專訪,包括解說科學新知、科教意見、科技性活動、特殊成就等等,陸續在《聯合報》披露,也打響了他們的知名度。這批科月菁英後來都在各方面有卓越的表現,不少人在政府、民間、學府扮演重要角色,成為支撐臺灣科技發展的棟樑。例如較晚參與的劉兆玄後來還當了清大校長、交通部長、閣揆等要職;王亢沛亦任臺大物理系所主任、東海大學校長、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理事長;劉源俊為東吳大學校長;周延鑫[2]一手建立中研院動物研究所昆蟲生理生化研究室,享譽國際,後任中研院動物研究所所長、《科月》董事長(1977年10月6日《聯合報》「新儒林」專欄);而張昭鼎[3]則為臺灣無機合成化學研究之先驅,後擔任清大化研所所長兼系主任,可見《科月》成員在臺灣社會的份量。

《科學月刊》的前身,原是《台灣新生報》的「中學生科學週刊」,於1965年5月2日創刊,由當時臺大物學系三年級學生林孝信發起邀集就讀臺大、師大的理學院同學供稿,延續到1967年2月27日為止,共出刊八十三期。1969年2月,林孝信當時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當第二年的研究生,有感於臺灣科學教育落後,而留學生思想分歧,便與賴昭正、曹亮吉、李怡嚴、劉源俊及散於各地的同學、友人商議後,決定發起結合留學生共同為臺灣出版《科學月刊》。1969年3月發出《科學月刊簡報》第一期,發起信就是由李怡嚴、吳力弓、林孝信、劉源俊、洪秀雄、徐均琴、陳宏光、賴昭正、曹亮吉、許景盛、勞國輝十一人具名。1969年5月發出的第二期《簡報》,決定各分組負責人及各地區聯絡人,王渝修辭編輯,向林孝信介紹才從軍中退伍的朋友宓世森。因此,宓世森參加了8月召開的第一次籌備會議,更想不到他那不到十六坪的家竟成了《科學月刊》出刊前及出刊後五個月的臨時落腳處。

那時,在臺灣的印行工作主要由李怡嚴、宓世森、石資民、石育民等人負責。為討論出版《科月》出版事宜,除每星期從芝加哥聯絡中心發出一份《科學月刊工作通報》外,自1970年4月17日起,每月月中的那一期《工作通報》訂為「討論號」,由各地聯絡員輪流主辦。於是,《科月》在美國各地建立了一個廣大的聯絡網。

《科學月刊》艱困的第一個十年

1970年底,美國留學生界發起保衛釣魚臺運動,許多留學生積極參與,導致《科月》的聯絡網鬆散,國內外的聯絡也中斷。而林孝信雖是在美發起的創辦人之一(因被列入「黑名單」不能返臺),但真正在臺灣落地生根最艱困的頭十年,反而是李怡嚴、張昭鼎、黃仲嘉、楊覺民、石資民、宓世森、王亢沛、劉源俊、劉廣定、徐道寧、胡芷江等人,奉獻心力最多;而王亢沛先後任總編輯、董事長,和劉源俊兩人更是「艱困十年」的掌舵者(自始至終都參與《科月》、貢獻最多)。劉源俊從總編輯、社長到董事長任內(直至擔任東吳大學校長才扮演「顧問」角色),經歷《科月》的滄桑歲月!當時由於定價低廉,全靠募款支持補貼,數度遭遇經營危機(還度過兩次的能源危機),幸賴在臺工作的學者共同努力,克服艱困,始在1990年代起站穩腳步。使《科月》不僅在臺灣樹建了科學專業的公信力,也成為一道精神道德與理想的標竿。

在1971年宓世森當了半年社長離開後,由於學者不脫「書生辦雜誌」本色,不諳經理及經營之道,致「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有人說誰與你有仇,就叫他辦雜誌,顯見不虛。期間,雖經過黃仲嘉、王亢沛、劉源俊當總編輯的一番努力,經營稍有起色,但書生們坐而言頭頭是道,對業務經營卻不在行;而類此「半江湖」行業,需要另一套實務人才配合,才能相輔相成。歷經一番掙扎突破後,劉源俊1976年接任《科月》社長後,便有此感悟,堅邀宓世森重返《科月》幫忙(宓被視為《科月》的保母,他於2015年4月29日過世,享年82歲)。宓在《科月》服務,合計專任約二十二年,兼任十三年半;先後輔佐李怡嚴、張昭鼎、王亢沛、劉廣定、周延鑫及劉源俊六任董事長。留下一本本的董事會與社務委員會(理事會)會議記錄,一絲不苟的字跡歷歷在目。可說是《科月》的靈魂人物之一。

1976至1978年是《科月》最艱難的時期,面臨資金嚴重周轉不靈,為求生存,不斷邀新人加入,不斷有人出新點子,前仆後繼、群策群力,才勉強渡過難關。當時想出的辦法包括:舉辦通俗講演會;王亢沛找來正中書局合作出版《學生科學叢書》(迄1986 年4月,共出六十種);後來在臺大土木系教授兼主任茅聲燾推動下又創刊《科技報導》(1982年1月);以及《國中生》的創刊等等,對《科月》的存續都不無助益。茅聲燾多才多藝,是臺大校長虞兆中的高足,曾與土木系同事在報上合寫「木頭人語」專欄,相當叫座。他點子多、任事有為、待人謙和,並曾參與十項建設,倡設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在他主持下《科技報導》辦得有聲有色(1977年12月19日《聯合報》「新儒林」專欄)。

至於從1989年3月起,《科月》接受國科會委託編印《重點科技叢書》(歷時五年,前後共七輯六十五冊),亦對挹注《科月》財源關係重大;1991年11月,《科月》並接受「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委託每年辦理「李國鼎通俗科學寫作獎」(歷時八年,共辦七期)。此外,還有許多「科學研習營」,兩次「民間科技研討會」與歷年的張昭鼎紀念研討會等等,逐漸發展邊際效益[4],得以挹注本業的虧損。《科月》歷年獲得的重要榮譽與獎勵包括:1976年行政院新聞局第一屆金鼎獎優良雜誌獎;1984年行政院新聞局第九屆金鼎獎科學技術類優良雜誌獎。

在《科學月刊》寫「科學走廊」專欄

我在王亢沛當總編輯的兩、三年(黃仲嘉/王亢沛1971-1972年,王亢沛1972-1973年,劉源俊1973-1974年)期間,與《科月》結緣,亦用筆名「孝佛」撰「科學走廊」專欄,及每月重要科技新聞摘要,所以和後來接任總編輯者多認識,像劉源俊和新聞科班出身的謝瀛春即是。而她在出國前後的研究論文,亦常找我談,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把實務採訪心得,和觀察新聞實務界及科學界的「鴻溝」供她參考,也曾做若干剖析。畢竟報紙和雜誌的實務,仍有不同,只有身歷其境,才能領悟。

其間,我因報社派赴參加在東京舉行的首屆亞洲科學新聞研討會[5],回國後感觸良多。主要是深刻體會到年輕一輩科技學者的熱忱,與當時的大小環境條件,乃至政府、民間的觀念落差很大;民間不是視科學為「科幻」或「船堅砲利」,便是「象牙塔」的東西,高深莫測。這時的《科月》形同「單打獨鬥」,不論觀念傳播,或推動經營、業務,常是「事倍功半」。當年臺灣正值農業轉型工業,科技不如經濟生活現實重要,且九年國教推動不久,以致能應用在生活層面的科技,就比較吃香(類如生活科技性產品或醫療保健等),談基礎科學(數、理、化)觀念和基本研究是「慢工細活」,在學校有用,但社會上的興趣不大,使得資源分配受限。何況《科月》是一本專業性「科普」雜誌,反不如報紙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因此市場難以打開。

臺灣的第一份「科普」刊物,其實是1951年元月創刊的《大眾科學》。其宗旨為「通俗、實用、新穎、有趣」,並強調「為綜合性科學刊物,以啟發大眾科學知識,普及科學教育為宗旨」。內容通常分為五類:科學奇談、科學消息、科學珍聞、科學小品、科學點滴。但該刊不敵市場,在1974年2月停刊。然後還有《自然》雜誌,創刊於1977年9月,亦開臺灣科普雜誌彩色化先聲。可惜該刊由陳國成(曾參與《科月》,有想法和抱負)一人獨資經營,1996年終因財力不繼而停刊。之後,又有1983年《牛頓雜誌》的創刊,亦是慘淡經營。

而1970年元旦在臺北市創刊的《科學月刊》,經歷艱辛備嚐的歲月,能存活至今,仍受社會重視和學子歡迎,確實太不容易。亦可見早年參與的菁英犧牲奉獻,出錢出力的「志工」精神,遇挫並不氣餒,堅毅不懈的努力,不斷尋求改善經營之道,現在來看,確是了不起!

我建議談科學也需講究新聞性

提到《科月》的編輯實務,早期因受發起成員背景影響,內容較偏重數學、物理、化學方面的基礎科學內容,後來才加入生命科學、地球科學、環境科學、工程科學的內容,比較接近生活化,讀者也比較關注。及至後期更加強本土題材及本土科學研究的報導。建立「植根本土、放眼國際」的風格,讓人刮目相看。像早期許多文章是翻譯的,1990年代起,幾乎都改為作者自撰。這是值得慶幸的改革。

回憶《科月》的第一個專輯,即1972年12月的「癌症專題」,當時王亢沛擔任總編輯,便是接受我的「新聞性」提議誕生的,顯得比較醒目有看頭,當時中外「癌症」研究風氣崛起,出刊就受到社會高度關注和歡迎。於是有了採每月「專輯」的做法;類此專輯,後來用「封面故事」方式呈現,更具可讀性;足見科學傳播不只是學術專業和編撰的功力,更重要的是,要想出辦法讓讀者接受,這才是正道,否則無異「孤芳自賞」,意義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在臺灣生化科學界赫赫有名的林仁混、蕭水銀「夫妻檔」[6],熱心科教,當年經常在《科月》撰文,深入淺出,受到歡迎,和藹可親,從不居功,是默默的耕耘者,令人敬佩(1977年10月6日《聯合報》「新儒林」專欄)。

談到比較晚參與《科月》實務的謝瀛春,能以新聞科班出身及教學研究,在早期讓參與的菁英接受,並不簡單。而能為「伯樂」劉源俊的賞識重用,亦不容易。她兩度為《科月》服務,共約六年;還在1981年10月15日《科月》創刊的姐妹刊物《科技報導》工作過,為人做事確有獨到之處。謝瀛春是1976年政大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就加入《科月》擔任執行編輯,從此與「科學研究報導」結下不解之緣。1978年5月起改任總編輯,1978年7月赴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傳播博士學位。1984年取得博士學位,回到政大任教。直到1984年10月,在時任社長周成功的邀請下,再度入社擔任社務委員及副總編輯,並於翌年擔任總編輯。在1988年。因以淺顯易懂的通俗文字,傳播核能與科技的知識,於1994年獲得核能界女性最高榮譽「全球核能婦女獎」(WiN Award)。惜天不假年,於2013年罹癌病逝,得年62歲[7]。

我因職務不斷調整,到後來主持《台灣新生報》社務長達十年,因此與當年《科月》的成員接觸少了。唯獨謝瀛春在生前卻不吝在研究、教學,及兼顧《科月》之餘,常有電話指教。她也是臺灣難得一見如此投注「科技傳播」心力的新聞人。

我因在《聯合報》採訪科技十年,亦因與《科月》菁英之間常有討論及友誼,以及寫過「科學走廊」專欄等,是以有所感觸與若干心得。我始終認為,「新聞就是新聞」,不論政經、社會、文教或科技等領域採訪路線,必須符合「新聞」要旨,否則無法滿足閱聽大眾的需求;且不論時代如何進步,或媒體載具如何日新月異,甚至今天的數位化環境,但新聞內容的本質不會改變。一般人要看的仍是「新聞」,而不是「論文」(這些需要許多篇幅的東西,可到學校或圖書館查閱),或太傷腦筋的東西;或因「新奇」,或長見識,或為「窺私」,或追「真相」,或關注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或了解各行各業的重要成就,或形形色色的公共議題、乃至各類人、事、物的負面報導等等。

「科學新聞」不只科普還要有新聞性

相對於我的上述體認,科技界常分不清「科技新聞」與「科技傳播」的區別;我認為這是不同類的傳播。例如「科學新聞」,是以「新聞事件」(每天的動態)為主,記者要每天跑和採訪報導;而「科技傳播」則比較接近「科普」。兩者的相通之處,是都要用淺顯易懂的文字傳播科技知識,也要能勤訪相關專家學者建立「智庫」名單,勤查證。一般而言,科技新聞需符合「新聞」要旨,由記者即時處理和報導,而不是由「作家」,更不是由「學者」寫作。而「科技傳播」內容的作者,則不是「記者」,內容自以科學教育為主,包括對科學社群文化的討論,亦即「在社會與文化脈絡裡談科學」,包括:科學世界觀、科學價值觀等等。科普內容的撰寫者需興趣廣泛,有駕馭文字和說故事的本領,有追根究底的個性及深入閱讀的習慣,並可承擔適當的壓力,才能勝任。

不過,科學家對媒體的認知,和傳播學界不同,傳播學者又和新聞實務的認知不一樣。科技專家講求「客觀、嚴謹」的道理,但太過強調往往會失去可讀性,缺少故事性。學界期待記者符合「深入淺出」報導各類科技「專業」的水準,甚至認為文稿需事先「檢核」後才發表,但這並不符合新聞作業的常規。不論是早年或現今的媒體的實務環境中,具備符合科學界所要求條件的人才鳳毛麟角,亦缺少謝瀛春的那股學習毅力和鍥而不捨的熱忱。即便有,這樣的人亦不願長期屈就得24小時待命,且待遇不成比例的新聞工作。但即使如此,除非「時間性」不強的科技類新聞,或許有時間將稿件給專家「審核」(通常是屬於雜誌類或「專刊、專版」者),否則依新聞的時效性需求,遇到突發或重大科技類新聞,根本只能做「囫圇吞棗」式的粗略報導,無法如學界所要求進行「正確無誤」的呈現。

過去因新聞工作關係,吳大猷、徐賢修、錢思亮和我常有機會相處談論「科技傳播」問題,亦發現傳播學界比較尊重科技界的專業看法,多要求實務界改進,甚至舉辦研討會[8];因此用意雖良善,但不切實際,使良法美意打了折扣。加上科技類別百百種,除了大師級學人能「融會貫通」,侃侃而談,生動易懂,一般學者常解說不清。試想如果學者連自己的科學專業都無法說得清楚,自不易期待記者能「深入淺出」地教會讀者。何況早年權威科學家稀少,有時媒體還會找錯對象,以致許多科技報導不但失之艱澀且錯誤頻出。

科學界及科學機構間還有門戶之見的問題,中研院、臺大、清大往往彼此較勁。

有個笑話說:「數學家常嘲笑物理學家邏輯不夠周延,物理學家則挖苦工程師粗枝大葉,而工程師又諷刺數學家脫離現實」。如此不難想見,科技界彼此亦有不同的思維,新聞媒體要做到大家滿意,亦是傷腦筋。再者,科技界往往表現出一種「知識的傲慢」態度,「曲高和寡」而尚不自知。常批評媒體是「只會宣傳或誇張渲染」的行業,而記者既非「萬事通」,要在很短時間「聽懂」,還得馬上下筆發稿,報紙作業趕時間,自然無法把稿子先送給專家檢核,導致學者對記者「鄙視」和「不信任」,亦使記者感到不被尊重,逐漸形成「隔閡」。加上傳播學者和科技學者彼此溝通的研討場合也少,科技與傳播學界矛頭都指向實務界,日積月累下來,「各說各話」互派不是,這種歷史情結,至今依舊難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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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應擺脫「科學中立」迷思

其實,早年日本的科學新聞,亦是「邊走邊學」(learningby doing)。在1950 年代的科學報導多以「特寫」或「人物專訪」等為主,各大報並無科學新聞組的設置,採訪科學的記者皆屬文教組記者兼跑。及至日本二戰敗降後,主流媒體始發現「科學新聞」的重要,即不斷到先進歐美科技大國的主流媒體「取經」[9],開始引進效法。

例如《讀賣新聞》就在1956年2月1日設立了日本最早的科學報導總部,擁有專業的原子能和南極調查人才十多人負責有關科技採訪、調查及公益活動的策劃等工作。而《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不甘落後,分別於同年5月和12月,先後開闢了科學專版。共同社則在1959年闢設科學專欄。《讀賣新聞》更於1963年在大阪分社增設科學新聞部,1968年闢科學專版。

易言之,我是在1969年才加入《聯合報》,分配在採訪組的「政治小組」,算是臺灣第一個專跑科學新聞的記者,其他主流媒體則多由採訪文教新聞記者兼跑。而當時,日本主流報紙包括《每日新聞》、《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日經指數》等的科學新聞部門,分布在東京和大阪的專業科學記者的總人數,已高達六十人以上,平均每家大報擁有十至二十多位科學記者。此外,各大報社也在地方設置科學新聞編輯部,以協助地方記者報導當地發生的科學新聞事件。

再者,1980年代已是日本科學新聞的蓬勃發展期,臺灣則是1970年才起步。當時的主流媒體多停留由文教記者兼跑階段,歷經十年,也不過只有「個位數」專門跑科技的記者,更無專設單位或專版;日本媒體是有計畫地培訓人才及投資,才有了後來的卓著發展,足見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1981年,日本科學家福井謙一(Fukui Kenichi),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再次激勵了日本的科學新聞熱。此與臺灣早年的李政道、楊振寧及後來的丁肇中、李遠哲等分獲諾貝爾物理或化學獎情形類似,掀起一股科學新聞的熱潮。日本通產省並提出要實現「科技立國」的目標,科學技術廳更發表《科學技術白皮書》,亦提出了發展作為。1985年筑波科學博覽會的召開,更激發了日本民眾對科學知識的需求。1983年,《朝日新聞》大阪分社增設了科學部;1987年,《每日新聞》亦在大阪設置了科學部。

接著,1995年,日本政府積極推動《科技立國》政策,加速了日本的科學飛躍進步,和經濟發展,伴隨而來的自是嚴峻的環保挑戰。各大報相繼對科學新聞體制調整;例如1996年,《每日新聞》就將科學部改為「科學與環境」部,並闢設《每周環境》專欄;2000年,《讀賣新聞》還首次設立了「醫學新聞」部﹔翌年,《朝日新聞》則將科學部改為「科學與醫學新聞部。而日本主流媒體在二十一世紀初,更進一步將科學新聞報導的分工細化,並促使科學新聞報導的建制臻於完善。

概括而言,二戰後興起的日本科學新聞,旨在普及科學知識、關注民生議題、配合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和政策法規制訂(1995年訂定《科學與技術基本法》)等方面,皆有重要的影響和貢獻。而經過民主化的進步改革,日本媒體已儼然建立了「第四權」的標竿。

由此不難可見,光是臺灣與東瀛,不論在政經、媒體環境、資源及專業科學記者等方面,就已相差太遠,簡直無法比較,遑言其他。

依個人早年採訪科學新聞經驗,在1970年代中國便已有科學新聞報導,因為不涉政治,經常透過管道向國外取經,甚至將臺灣的科學新聞列為「參訊」。例如1977年1月,我隨「海功號」首航南極冰洋,前後約近兩個月的報導內容,亦多列入「參訊」,這是我從在中國大陸的科技高幹親友輾轉得知,足見北京當局對科技發展和科聞的重視程度,臺灣應以為鑑。

例如不久前,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簡稱AAAS),頒發2017國際科學記者獎給兩名中國記者的新聞報導[10]。而2004年就有十名的中國記者獲獎,過去的十年間,還有多名中國科學記者獲此殊榮。例如2014年便有四名中國科學記者,分別以報導糖尿病與癌症等健康問題、奈米科技發展等,獲得表彰。顯見中國在科學新聞方面的努力,得到肯定,值得臺灣媒體警惕和奮發,才不致落後。

如今數位化科技產業的興起,一日千里的進步,令人目不暇接,連世界都變成「地球村」,更直接間接衝擊影響各行各業,所產生的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產業、生活等的結構性種切變化,頓時使「今人」一下成了「古人」,相差一個世代卻成了「舊時代人」,大有跟不上時代的變化的苦惱,堪稱是驚天動地!而人手一機,天下大小事盡在手掌中,連家庭也可以是辦公室、「工廠」(或網購),類此科技的綜合大匯流,題材真是琳琅滿目,更是發展「科學新聞」的良機!

1970年代由於九年國教方起步不久,主要報紙的報導文字,係以「國中生」程度表達,而《科月》定位在以「高中生」為發行對象,顯得「曲高和寡」。同時,參與的青年學者滿腔熱忱,自視很高,門戶之見重,易形成「同溫層」。肇致有「文人辦報」的弊病,經營成了「紙上談兵」,各抒己見,且有知識優越感,主觀意識濃厚,意見多但「眼高手低」,自己動手寫起來艱澀難懂,又怪記者寫得不好。顯然,各方皆需有同理心,並加強溝通交流,彼此相互打氣鼓勵,發揮互補功能,才能促使臺灣的科學新聞與時俱進。

說起來,「科普」應是指「科學普及」,是科學教育的核心。這個名詞何時開始在臺灣流行,有待查證。應該是有一個漸進的歷程,大約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慢慢取代了「通俗科學」的用法。簡言之,「科普」就是透過各種方式,例如文藝、新聞、美術、電影、電視,將科學的技術、知識、思想和方法等,廣泛傳播到社會的各個階層,以提高人們對科學的認識,進而改善人類的生活。亦可解說為利用各種傳媒,以淺顯的方式向普羅大眾普及科學技術知識,倡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的活動。相比於科學新聞(Science journalism)集中報導最新科研成果,科普作品的內容更為廣泛。

199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物理學家羅特布拉特[11], 就曾特別強調科學家要「負責任」,也就是說科學家不應再持有「為科學而科學」、「科學中立」、或「誤用科學不是科學家的責任」的象牙塔心態。他認為這類看似不涉及道德評價的觀點,其實是不道德的,因為它們在替個人行為的後果脫卸責任。

可見協助推動「科普」傳播和寫作,科學家應視為一種志業,抱持追求真理、傳播真理的精神,且必須為此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發揮熱情、堅持到底!

「科普」及「科學新聞」都很重要,科學界也應投注更多的關懷和心力指引進步,相互切磋鼓勵,而非只停留在批評和責難[12]!可見「科普」如何吸引人、正確具可讀性,仍是十分重要,否則「束之高閣」,則失去意義!末了,套句孫文的話:「革命(教改、科普)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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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宓世森也就是詩人「辛鬱」。1970年《科月》創刊初期的社址,就暫寄居臺北市光復南路巷內的宓宅。

[2] 另一半林勝華亦是「性費洛蒙」專家,任職國科會醫農生物科學組。

[3] 1982年任中研院原子分子科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1991年因病住院。1993年還同時被推舉為臺大、清大兩校校長候選人,惜在名單公布前夕即不幸病逝,海內外產、官、學界咸表痛憾。李遠哲曾表示在臺大及清大學習上獲得張昭鼎多次鼓勵及幫助。

[4] 於1999年,與天下遠見出版社合作出版《諾貝爾的榮耀》一套三冊,2005年補正再版;自2011年起,與臺灣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商務科普館》系列叢書。

[5] 當時是在退出聯合國前一年,又值戒嚴時期,記者出國並不容易。

[6] 林是國際知名癌症研究權威米勒高足,蕭是國際知名「蛇毒蛋白」李鎮源院士的得力助手,兩人分在臺大醫學院生化研究所、臺大藥學系執教。

[7] 劉源俊於2013年5月1日曾撰〈懷念謝瀛春總編輯〉一文,感人肺腑。

[8] 媒體不願投資「在職訓練」,加上24小時待命,類此做法效果不彰,乃意料中事;當時報社雖採「指派」參加,亦淪為虛應故事。

[9] 像美國《紐約時報》於1945年8月6日美國投擲廣島、長崎原子彈後,即設有科學新聞組及每週二開闢「科學」專版,逐步建立權威性,成為世界媒體「領頭羊」。

[10] AAAS在2004年創辦的首屆國際科學記者獎,旨在為科學記者提供報導最新科學研究,以及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業進行交流的機會。

[11] Joseph Rotblat,1908年生於波蘭華沙,二戰前移居英國。1995年,由於在消除世界核武器方面的傑出貢獻,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12] 2009年4月23日《聯合報》有一則報導,指出學生在圖書館借閱「科普書」的借閱率,只有2%,科學素養待加強云云。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臺灣走向科技的那些年:關鍵的人與事》,巨流圖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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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呂一銘

臺灣科技新聞記者先鋒——呂一銘,
非科班出身的他一生醉心新聞工作,至今已超過半世紀,
這次,他決定著書,寫下這段科技與臺灣發展密不可分的來龍去脈。

在當年危疑震撼的軍政情勢下,國家科技政策或計畫多半是「極機密」,科技新聞也由文教、政治、經濟線記者兼跑,作者卻異軍突起,勤走國科會、原子能委員會、農復會、中研院等,寫出多篇深入淺出的科技新聞,吸引各報社紛紛跟進,並因而開拓了科技、環保、農業、能源等新聞新領域。

作者在本書前半回顧臺灣早期重大科技新聞事件,如當年為了國防發展,重視核子科學,並設立中科院、工研院及新竹科學園區;為了開發海洋資源,開展造船技術,作者更登上「海功號」試驗船,參與首次造訪南極冰洋之行;甚至當年獨家揭發鉛皮蛋、PCB等諸多食安問題。

後半則轉用軟性的筆調,書寫過去認識與採訪影響臺灣科技發展的人物,再爬梳自己從事新聞工作的經過,顯現豐富且精彩的人生際遇。

臺灣走向科技的那些年
Photo Credit: 巨流圖書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